中國國家疾控忠心主任高福等52人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關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的論文，記錄了真實數據和4大重要時間點。（圖源：網絡截圖）
中共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的隱瞞，現在是否還能找到證據？隱瞞的決策者到底是誰？如今世界各國對中共隱瞞造成的巨大生命和經濟損失開始了大規模追責索賠訴訟，證據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
本台「走入美國」視頻節目主持人馨恬帶來一個重磅專訪，可能是迄今為止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採訪嘉賓是旅居德國的工程博士、水利專家、獨立知識分子王維洛博士，他對三峽工程的尖銳批評，以及對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深入研究，使他成為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和良心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
王維洛博士向《希望之聲》爆料，他對疫情的研究發現，疫情初期中國醫生在國際上公開發表的論文中，披露了令人震驚的真相和可以作為追責索賠的有力證據。對比1998年中共防治長江洪水的決策過程，王維洛博士推斷出隱瞞疫情決策的政治層級，並指出，這個決策的原因是中國當代最大的一個諷刺。
在第二集專訪中，王維洛博士爆料，從疫情初期中國醫學專家論文，包括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國際專業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中，提取出了揭示中共瞞報疫情和數據的重要證據。那麼，做出瞞報決定的政府層級是哪一層？決策人又是誰？
高福論文不為人注意的細節中掩藏了驚人秘密
首先來說說這篇論文本身的可信度。王維洛博士認為，論文可信度極高，因為《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是國際權威的醫療雜誌，一向被高度尊重，而中國國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教授雖然當下在民間飽受批評，但他學術成就極高。他是英國牛津大學生化博士，牛津大學客座教授，同時是世界多國9個科學院的院士，是中國擁有最高學術稱號最多的學者，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多達450篇。
同時，這篇論文的聯署作者多達52位，除了高福把自己的名譽押上去之外，再加上51位醫療專家的信譽，這些專家來自中國國家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漢市疾控中心和其他地方疾控中心，以及香港大學等。
王維洛博士說，這樣的論文要是發表在國內的報刊或雜誌上，可能就被下架了，被焚毀了，你也就找不到了，他的這篇論文是發表在國外的醫學雜誌上的，你想燒也燒不掉，你撕也撕不掉，你下架也不行，它永遠存在這裡，它就成為追責的一個證據，永遠也抹不去的一個證據。
王維洛博士就高福院士的這篇論文，指出了以下幾點：
1、論文引述了從2019年12月8日開始的媒體數據，顯然和衛健委系統，即官方系統公布的數據完全不同，顯示「網絡直報系統」本身仍然在工作，論文的數據來自那裡。
2、截止到12月30日止，武漢衛健委公布的感染人數是27例，而論文所公布的數據則是45例，顯示官方數據明顯減少。
王維洛博士說，既然顯示了瞞報第一例，自然就可以推斷會有第二例、第三例……事實上從12月30日開始到1月21日，論文引述的數字和衛健委數字都完全不同，而論文數據一直高於衛健委數字，顯示官方一路都在隱瞞。
3、更關鍵的是，這篇英文論文裡夾帶了一幅插圖，插圖上有若干中文註解，字體細小，但仔細或放大去看這些細小的字體，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
高福論文精確記錄了四個重要的時間點，以及病例數據，證明武漢衛健委數據明顯少於實際病例。（視頻截圖）
12月31日，「WHC（即武漢衛健委）宣布暴發疫情」
1月5日，「啟動中國CDC（即疾病控制中心）二級應急響應」
1月15日，「升級至中國CDC一級應急響應（最高級別）」
1月16日，「武漢啟動嚴格的出省篩查措施，體溫超過37.3C的人不得出省」
這些文字都是迄今沒有人注意到的細節。王維洛博士說，「西方有句諺語，叫『魔鬼藏在細節中』，細節里有驚人的真相。「
王維洛說，高福論文精確記錄了四個重要的時間點，那麼高福想證明什麼呢？高福就是想證明：我盡職了，我作為國家疾控中心主任我盡了我的職，我做了我所有能夠做的。至於這個東西是不是政府機構，比如衛健委會去把它公布了，那麼很明顯，它是沒有公布。」
論文中提到的CDC二級和一級應急響應，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42條所規定的突發事件預警制度，一級為紅色，是國家最高級別。與《突發事件應對法》所對應的還有一個條例，叫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其中第19條規定：「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傳染病暴發、流行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在接到報告1小時內，向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告。」
王維洛博士認為，從以上可以看出，在第一線操作的疾控中心和武漢衛健委，從2019年12月31日起就拉響了警報；同時根據《應急條例》第19條，武漢市在12月31日當天（即一小時內）肯定就上報到了國務院。王維洛說，「我又查了周先旺所有的講話，他接受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董倩採訪時，周先旺說：我在去年12月已經上報了，但我沒有得到授權……「
1998年抗洪舊事是當今抗疫現實的貼切例證
武漢上報到國務院的疫情報告，是誰在處理？又是誰決定對全社會隱瞞的呢？
作為水利專家，王維洛博士說，在中共最高層如何處理緊急狀況這個問題上，可以參考一個他認為非常貼切的例子：
1998年，長江發生大洪水，８月5日午夜子時，長江第四個洪峰將在８月6日到達宜昌，預計到達沙市時的最高水位可能高達44.95米，產生了一個不得不應對的緊急狀況。當時國務院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明確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就要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邊的閘門，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也就是水位太高時就要開閘放水，淹掉荊江的一部分低洼地區，以保住長江下游重鎮武漢。
當時的情況，最高水位預計要超出規定水位30厘米了，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達成共識，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的規定，準備開閘放水。他們一方面命令會被洪水淹沒的公安縣地區做好居民撤出的準備，一方面在8月6日上午再一次召集水利專家會議，再聽聽專家們的意見。聽取意見之後，８月６日中午12時，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準備在24小時後，即第二天8月7日中午12點啟動分洪。賈志傑和蔣祝平在報告上都簽了字，並向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請求授權的電報。
1998年抗洪關鍵時刻，江澤民一句「嚴防死守」，就讓之前地方和國務院總理所做好的一切抗洪對策都不算數了。（長江洪水，視頻截圖）
收到請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連夜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抗洪問題。專家們提出一致意見：必須分洪！刻不容緩！這樣才能把損失最小化。朱鎔基立即從北京趕到當時江澤民所在的北戴河。
當時的知情人回憶說，朱鎔基早飯雞蛋一口就吞進去，噎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氣喝完；出門走馬路牙子，因為走直線快，直奔中直機關駐地（即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宮）匯報工作會議情況，向黨總書記江澤民請示。
但是，不管制定防洪方案時有多少科學根據，無論湖北省當局諮詢了多少專家，總理朱鎔基又諮詢了多少專家，這麼多的人以這麼快的速度做了多少工作，江澤民當時的一句話「嚴防死守」，就讓之前面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數了。
王維洛說，就和這次疫情很像，就像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說：我們向上報了，但是中央沒有給我們授權，所以我們就不能採取措施。1998年大洪水的時候也是這樣，湖北省要求啟動荊江分洪工程，但是江澤民不同意。
涉及多部門協調封堵疫情真相及通報境外機構，權力直指唯一的一個人
再看這次關於疫情的處理，除了上述地方當局和醫療機構的那些動作，還有如下：
12月31日網絡平台YY（歪歪直播）把45個敏感詞列入黑名單，包括：武漢不明肺炎，武漢海鮮市場，沙士變異，爆發薩斯疫情，武漢衛健委，P4病毒實驗室等。
被認為是病源地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被關閉。
1月1日國家衛健委成立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每日召開領導小組會議。
湖北省衛健委通知基因測序公司：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武漢地區的，已有的必須銷毀，而且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由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做序列測定。換言之，就是武漢不許動，只許中央動。
1月1日新華社發布：《8人因網上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
1月2～3日中央電視台：滾動播放李文亮等共8名醫生被指責為「散播謠言者」被「依法」查處的新聞；同時，公安部門訓誡李文亮醫生等8人。
1月3日中國開始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包括美國等國家通報疫情，詳細內容外界至今無從了解。
王維洛博士說，把所有這些動作綜合起來看，它涉及了中國衛生部門、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國家網絡管理局、公安部門等等。誰有這個權力能夠協調這麼多部門、這麼多功能，包括能決定對美國做疫情通報？以他對中共體制的了解，沒有誰能做到，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都做不到，只有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才做得到。這就像1998年，作為總理的朱鎔基作足了一切分析、準備和想做的決定，但還必須找作為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請示怎麼辦，是一樣的。
領袖的選擇：宣布黨之奮鬥目標優先於應對人命關天的險惡疫情
習近平當時為什麼不接受疫情爆發的現實，立即做出妥善處理呢？
王維洛博士說，12月31日，當武漢當局和國家疾控中心的緊急通報傳到國務院，而且必定傳到習近平手上時，再過幾個小時，習近平就要通過中央電視台對全國人民做2020年新年講話了，習近平講的是什麼呢？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中國共產黨為了宣布它「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將中國和整個世界推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我們對王維洛博士的採訪進行至此，您是什麼樣的心情？如果王博士的發現與推斷是正確的話，那您對這場禍害全球的病毒疫情的根本原因還有什麼疑問嗎？這些證據對追討中共的訴訟案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是不是也令人期待呢？
王維洛博士幾十年來堅持不懈地為中國和中國百姓尋求真相所作出的努力，相信很多人會心存感激。也希望我們對他的採訪能幫助所有人對當代中國發生的事實和真相有更清晰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