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祥瑞教授
要評價一個人的一生，對有的人來說，一件事就足夠了；對有的人來說，他一生做了許多互相矛盾的事，中年反對早年，晚年否定中年。這種人，不同人對他了解不同，因而有不同評價，龔祥瑞就是這樣的人。
我在三十多年前，因為參與籌辦中國政治學會，與龔祥瑞多次見面共事。政法大學的杜汝楫也參與籌辦。杜汝楫見到龔祥瑞，總是很冷淡，他斷斷續續與我談起龔祥瑞的往事。有一次，我們一些人去拜訪年已八十的錢端升，希望他出任中國政治學會的名譽會長。錢端升曾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北京政法學院院長，是龔祥瑞的導師，一九四九年後，他曾舉薦龔祥瑞進入中央政法委參事室工作。一路上，杜汝楫說龔祥瑞在反右時是如何辱罵錢端升的，龔祥瑞說錢端升是「大膽兇惡的反黨陰謀家」，要在大學講台上「吹倒共產黨」。北大著名國際法專家王鐵崖等也受過龔祥瑞嚴厲批判，他們關係非常不好。我見到龔祥瑞時，他已年近七十，說話口音很重，一字一句，小心翼翼，總與人保持距離。
政治學會是社科院法學所所長張友漁負責籌建的。最早參與籌建政治學會的人，還有社科院的杜任之、李慎之、丁健吾、陳為典、北大的趙寶煦、人民大學的許崇德、外交部的胡其安、上海華東師大的王邦佐、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現任政治局委員的王滬寧。中國政治學會成立大會，我提交的論文是〈社會主義和三權分立〉，龔祥瑞的論文是〈如何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
我一看到「幹部制度」四個字，就覺得龔祥瑞的文章像「應時評論」，但哲學所的杜任之對龔祥瑞的文章十分讚賞。杜任之與我住同一棟樓，我們常常見面，他要我好好讀讀龔祥瑞文章。我讀後知道，龔祥瑞是要借鑑英國文官制度來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這篇文章沒有當時一套官腔，直截了當談自己看法。正是這篇文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西方文官制度開始引起中國社會科學界的注意和討論。
受龔祥瑞多次談文官制度的影響，一九八二年，我訪問巴西回國途中，在紐約時會見了聯合國技術合作部發展與管理司司長許乃炯，商談如何在北京舉辦「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問題。聯合國發展與管理司是主管審計、文官制度等諮詢工作的。我從許乃炯處帶回了英、美、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瑞典七國文官制度資料，由政治學所全部翻譯成中文並在《國外政治學》上發表，當時都送給了龔祥瑞一套。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政治學所在聯合國技術合作部的協助下，在北京舉辦了「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龔祥瑞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本《文官制度》的書，在龔祥瑞、中國政治學界、政治學所的共同努力下，文官制度的觀念在中國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趙紫陽完全掌握了文官制度的精髓，一九八七年他在聽取中組部匯報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時說：「將來人事制度劃一大槓槓、大制度：選舉產生的，實行任期制；非選舉產生的，實行公務員管理。外國的政治家沒有退休制，而公務員有。我們統統有退休制，這對改變終身制有作用。」趙紫陽把「政治任命」擔任職務的人員與選舉產生的人放在一類，指出這些人不按公務員辦法管理。他說，這些人「任期完了，還可以做別的，比如國務委員或副總理任期滿了。可以當選省長，中間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一屆，又選上了，也還可以干。有些人本來是選舉產生的，到屆之後，如有資格，還可以去當公務員。公務員也可以當政務官。」但「六四」後，趙紫陽的政治改革主張被否定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國家公務員制度在執行中變形了，吏治腐敗日趨嚴重。
龔祥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英國，他的導師是英國工黨領袖、政治學家拉斯基和憲法學家詹寧斯。從英國回國後，曾任國民黨青年幹校副教務長。他的這一經歷，在一九四九年後給他帶來麻煩。龔祥瑞在教學中和政治運動中，採取了「左」的姿態，批判「資產階級法學」，以此來保護自己。文革結束後，龔祥瑞才逐漸伸直自己的脊樑，到中國政治學會成立的一九八〇年，他已年近七十，他開始直截了當地、毫無保留地把他精通的憲政、法治的思想和知識，在北大課堂上介紹給他學生，並利用各種方式傳播他的理念。李克強是龔祥瑞的學生。英國丹寧勳爵的《法律正當程序》一書，就是在龔祥瑞指導下，由李克強、楊百揆、劉庸安譯成中文出版的。楊百揆畢業後到社科院政治學所工作，「六四」後被社科院清除「下崗」。當代中國著名法學家姜明安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也都是龔祥瑞的學生。姜明安在談到龔祥瑞講課時說，他「激情、充滿感染力，聽過他的課的學生，幾乎都會被他影響。」我也曾反覆讀他的《比較憲法與行政法》一書，獲益匪淺。
「六四」後，非常瞧不起龔祥瑞的杜汝楫離開了中國。他去世前我們還通過電話，回憶當年政治學會的情況。杜汝楫為人正直、剛直不阿、從不向權勢低頭，是普普爾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譯者，他在美國定居後，因心臟病去世。而龔祥瑞在「六四」後七年的「最後歲月」中，在北大、在中國到處講學，結交了許多年輕有為的學者。他說，中國的問題，不是理論問題，更不是什麼法律問題，而是敢不敢說真話、為人為師的道德問題。龔祥瑞的晚年，也許是衰老給他帶來了心靈的充份自由，過去與他有恩恩怨怨的同事、熟人一個一個去世了，他已不再懼怕什麼，也不懷有野心，這時，他用他一生積累起來的淵博的知識，不遺餘力地宣揚憲政、法治、自然正義、正當程序等理念。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陳有西，因為到北大高級法官班學習的機會，成了龔祥瑞的學生。一九九六年龔祥瑞去世前，在生命最後的時刻，他還與陳有西大談憲政。陳有西說，「龔老先生一邊大口喘氣，一邊哀中國有政治而無政治學，有憲法而無憲政，言語間惆悵萬千。」
龔祥瑞的早年意氣風發，中年內心扭曲，晚年達到了心靈完全自由的境界。儘管他的中年遭受二十餘年的屈辱，但終其一生，就像他在自傳中說的，是一個追逐太陽、追逐光明的人。《法學雜誌》主編周恩惠問他，一個法律人最基本的素養是什麼？他說，首先要有獻身精神：「一個法律人要不怕強權，要敢於維護法的尊嚴，為老百姓伸冤、鳴不平，還要準備遇到各方面壓力。但只要堅持的是真理，成功終歸是屬於你的。」
20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