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
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 Simon 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為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挾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占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分子屠殺淨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為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為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為的現象。因為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挾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挾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炮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史太林：「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史達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真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史達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託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獻忠雖兇殘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為」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