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4日，中國公眾輿論中幾乎見不到31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的影子，但是一起小學生跳樓事件觸動了人們的神經。當天下午，在上完兩節作文課之後，江蘇常州金壇市小學五年級學生繆可馨翻出教室外欄杆墜樓身亡。
6月15日，金壇市委宣傳部出面宣布繆可馨當日的作文系抄襲。繆可馨語文成績優異，而且此前沒有發生其作文是否抄襲的爭訟，宣傳部何苦要出來對一個已經辭世的孩子潑髒水？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日作文課上，語文老師對這個孩子的作文一再否定，並寫下批語要求「傳遞正能量」。輿論普遍認為，正是這一要求將孩子推上了絕路。也許很難從法律上認定這一判斷，但是公眾對於「正能量」的厭惡和聲討由此被激發出來，響徹各種社交媒體。這把刺向公民靈魂之利劍的持有者，正是宣傳部門。
宋山木與習近平選中同一個詞
「正能量」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公眾視野是2010年。當時，深圳法院判定當地一家教育企業的老闆宋山木強姦一名女員工罪名成立。據報導，宋山木強姦之前對女員工說：「你現在充滿了負能量，我要幫你處理一下」。此語在網上演變成段子，「你身上充滿著負能量，需要我給你注入正能量」。
沒有想到，一名強姦犯企圖矇騙受害人的流氓話語，很快變成了中共洗腦關鍵詞。2012年12月，剛剛坐上權位的習近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說，「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積累正能量。」幾天後，新晉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訪美，在演講中說，「我這次到美國來就是為中美關係增加正能量，就是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增加正能量。」
時任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主任的魯煒高調要求各網際網路公司要傳播網絡正能量。2013年8月，他主持的「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通過央視、人民網等發布「七條底線」，稱：「大家一致認為，網絡名人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傳播正能量。」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時要求各級黨委務必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匯聚起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正能量。
一時間，「正能量」在中國社會鋪天蓋地而來。從政治宣傳到學校教育，從商業廣告到家庭閒聊，「正能量」無處不在。
「正能量」將政治高壓合理化
近日，中國航班管制政策「五個一」讓很多海外留學生有家難回。愛開玩笑和惡搞的中國網民，竟然沒有提到同名的愛國主義宣傳工程。顯然它已經被人忘記了。「五個一」工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頒發的一項政府性藝術年度獎項，創辦於1992年，是「弘揚主旋律」的示範工程、導向工程。
「弘揚主旋律」是指有利於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的媒體報導、文學作品和電影電視，曾經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洗腦動員口號，沿用至今。但是，自從強姦犯宋山木貢獻出「正能量」之後，「主旋律」就悄然讓位了。2014年「五個一」工程頒獎活動成為最後一屆，再也沒人提起。
把對黨歌功頌德定義為「弘揚主旋律」，讓社會批評者感覺到邊緣化，固然起到了洗腦作用。但是相對於「傳播正能量」來說，那只是小巫見大巫。畢竟，也有人不喜歡主流，反抗主流，或者自甘邊緣，比如「屌絲」這個詞的流行。而「正能量」對應的是「負能量」，不只是對批評者的邊緣化，而且是負面化和污名化——你正在摧殘自己，毒化他人，拖累社會。
「正能量」將政治高壓合理化，讓被審查者不再感覺到屈辱，甚至內化了統治者立場。在商業和個人領域，「正能量」迎合了成功學和家長專制。一個父親讓孩子相信「厲害了我的國」，不是為了響應號召弘揚主旋律，而是出自愛心為他注入正能量，從而確保他有一個光明、幸福、健康而又積極向上的未來。
另一種窒物無聲的迫害
無論怎樣巧妙美化和自欺欺人，洗腦就是言論審查和思想毒化，是專制者對民眾的精神強姦，這個事實不會改變。它不僅壓制了孩子們的創造力，而且成為老師對他們進行精神虐待的理由。
繆可馨在跳樓前的作文課上，對《三打白骨精》寫下這樣的讀後感，「這篇故事告訴我們，不要被表面的樣子，虛情假意的一面所矇騙。在如今的社會裡，有人表面看著善良，可內心卻是陰暗的。」語文老師用硃筆寫下五個字——「傳遞正能量」。
被作為「負能量」否定的孩子，也許還想起來其他不能繼續活在世上的理由，衝出教室，翻越欄杆，稍作遲疑之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能量」們繼續上課，將被教育如何淡忘，如何漠然，如何鄙視這個「抄襲作文」而不知道「傳遞正能量」的昔日同窗，如何像父母一樣冷血地為老師點讚，如何「積極健康」地生活在無處不在的數位化監控里。但是，正如作者鄧艾艾艾指出，「中國教育對孩子們最廣泛又悠久的迫害，還不是令他們痛苦，而是令他們熟睡，……這未必不是另一種窒物無聲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