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國共兩黨領袖合影，左起：美國大使赫爾利、蔣經國、蔣介石、張群、王世傑、毛澤東
所謂軍隊擴編問題，質言之實即擴大叛亂資本問題；所謂軍隊駐地問題，實即擴大叛亂地區問題；所謂地方政府問題，實即擴大割據地盤問題。政府為了撐持「共赴國難」的關係，也希望共黨萬一有恢復人性之一日，所以不借委曲姑息以求全，想從談判中解決問題。可是在幾年來的忍讓折衝之下，還是一切歸於白費。
原來共黨參加任何談判，都是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的：
一、不斷的增加要求，以後案變更前案。
二、只要求對方讓步，自己絕不讓步。
三、充分利用和談機會，充實準備，擴大宣傳。
總而言之，共黨政權是一個絕對的黷武主義的政權，他們的目的是在鞭笞六合宰制寰宇，在此一目的未能達成之前，任何行動都是為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和談當然不能例外。談判的基礎應當是誠意，沒有誠意的談判，只能製造浪費，如何能獲得結果。
而且即使獲得結果，不是也可以拿來撕毀的麼？
三人小組的協議案，共黨何嘗信守過其中的一字一句呢？
在三人小組成立幾天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員包括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青年黨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社會賢達九人，是一次接受共黨要求召開的極為重要的會議。會中通過五項協議，都是政府為了和平，不惜忍讓一切所獲得的結果，無如共黨出爾反爾，對此五項協議，仍視同具文。
譬如會議中爭執最多的問題，是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問題，但最後終於達成協議，其略為：
一、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
二、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
三、台灣、東北等新增各該區域及其職業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四、新增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但會後共黨一面擴大軍事叛亂，一面延不履行政協所作之協議。四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函政府代表張群、邵力子、張厲生三氏，同時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說明目前不能考慮參加國民政府人選及提交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之協議，遂為共黨所破壞。政府至此仍以最大忍讓精神，宣布國民大會延期。七月三日，政府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十一月八日，國民政府主席蔣公發表嚴正聲明，其略為：
一、為貫徹和平政策，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二、現國民大會依法選出之代表，均已如期報到，國民大會實不能再予延期。且召開國民大會為政府還政於民惟二口法步驟，亦不能再予稽延。因此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開會。
三、政府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代表之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
共方對於此項聲明的反應，完全失去理性，除詆毀停戰是「繼續大打的作戰」外，公然要求「下令停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大」。共黨如此為所欲為，否定他們自己參加的政協所作的協議，充分證明共黨反覆無常誅求無厭的特性。和這樣一個反覆無常誅求無厭的集團，談和平，談團結，談合作，如何能下枉費精神？
政府徇「第三方面」之請，國大於再度延期三天後，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周恩來於是月十九日飛返延安，和平談判由此中斷。但他們還在南京留下一個中共代表團聯絡處，以表示和談尚未完全絕望的姿態。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馬歇爾特使奉召返國任國務卿。我政府不因調人之離去，而放棄恢復和談之努力。但因共方態度愈益蠻橫無理，無法進行。一月二十九日美方聲明退出軍事三人小組。時共黨利用京滬渝各地所留置之聯絡人員，陰謀策動對政府之各種不利事件，擾亂社會，破壞經濟，散布流言，政府不得已乃限令彼等於三月五日前一律撤退。至此和談希望乃不絕如縷。
是年五月二十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在南京開幕。六月二日閉幕。會中通過了一項和平提案，列舉三點：一、請政府再度申明，繼續貫徹「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方針；二、請中共迅派代表來京，與政府雙方無條件恢復和談，本「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原則，積極研討，迅速實行；三、本次大會閉幕後，由本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於最短期間促成和平之實現。
這可以說是戡亂動員前夕最重要的一次和平呼籲了，不想過了兩天，共黨竟公然拒絕了此項提議，他們叛亂國家奪取政權的野心，已不復加以諱飾。政府的忍耐，亦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期。這才在七月十八日公布「動員戡亂綱要」，下令總動員，以剿平共黨叛亂。
從立「共赴國難」以後的國共和談，前後歷時八、九年，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共黨萬無與其他政黨和平相處之可能，我們從北伐時起，即已有極清楚的認識。
和談之無益，不待動員戡亂之日而始知之。然而我們為什麼不斷作此無益之事？根據我的分析，約有以下數因：
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中國人固有的傳統精神。
二、以為中共未始不可恢復人性。
三、在中共真面目全盤暴露之前，其偽裝欺騙伎倆，極為高明，國內外同情他們的人頗不為少，政府不能不顧及輿情。
四、在抗戰期間同時剿共，兩面作戰事實上不可能。
五、勝利後國人望治情殷，和平為舉國一致的呼聲，和談為全世界民主國家一致的希望，甘為戎首者，必為國人所共棄。
六、勝利後，國家百孔千瘡，需要美國援助之處甚多，而當時美援政策，是建立在不打「內戰」的基礎上的，而以改組政府統一國家為條件。美國的居間調處，我們事實上不能不予接受。但美國的此種條件，反為中共所利用，以破壞國家之統一，及使政府改組成為無望。因此美援政策，本為促成中國之統一及政府之改組的，反而使中國統一及政府改組成為不可能。
七、在抗戰結束時期，我們的部隊多在西南地區，由西南轉運至華北、東北，非有半年時間不可。故為爭取半年之部署時間，和談對我亦並非無利。
總之，和談在政治軍事及其他各種關係上，是極為錯綜複雜的一種行動，在理論上是應該的，但說大陸因和談而淪陷，亦不無其理由。不過根據我們痛苦的經驗，欲與中共和談來解決問題，終究是愚蠢的。
在馬歇爾特使調處和談期間，我因病在滬療養，初未參加，病稍愈後回京，曾經當過幾次政府代表，我當時覺得馬帥對於中共情形太隔閡，有讓美方了解一下中共實質的必要。光和馬歇爾本人談還不夠，同時也要和他助手談。後來在李惟果擔任翻譯之下，我和馬歇爾助手談了兩次，我首先說，我的話可能偏於主觀，但也未嘗不可供你們的參考。於是我將共產黨過去許多經過詳細的告訴他們，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美國將領掉眼淚，他說這樣說來，和談是無望了。我說：「不然！中國人的道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要你們了解，這事還有可為。譬如作戰，先有了情報，了解敵情，才可以下決心，定計劃。」可惜我們這次談話，因為馬帥先入之見太深，也沒有發生多大作用。
後來馬帥準備回國，我去看他，有十幾位外國記者包圍我，其中有一位問：「你看這次馬帥是失敗還是成功？」我說：「成功！」他很驚奇的說：「大家都認為是失敗，你怎麼說是成功？」我說：「馬帥對中共今後可能多少有一點認識。」接著有人問我：「到底馬帥如何？」我說：：「馬帥是個模範軍人，是個標準美國國民，是個忠實的基督教徒。」我不知馬帥以我為何如人。他在「離華聲明」的文告中，有「雙方之極端分子」之語，他是否把我列在「極端分子」之林，很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