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開始「鳴放」了，動員鳴放的政策是：「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者改之，無者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相信了這一切，就開始「鳴放」。到了1958年元月，反右開始了，原來動員鳴放時說的話都不算數了，鳴放行為成了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降三級處分，由21級降到24級，下放農場勞動。1966年5月6日，我調到咸寧縣茶葉公司搞統計。此時四清工作隊已進駐茶葉公司，因我剛到，還沒有觸及我。5.16一過，地委書記，也就是四清工作隊的頭頭來了，形勢緊張起來，到6月就開始向我開炮了。
6月26日早上起來，就看到全公司的會議室、走廊里所有的地方都貼滿了對我的大字報。我很奇怪，他們怎麼不通知我呢？我又犯什麼罪了呢？原來1962年我給毛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退了回來，被裝進了我的檔案，他們根據這封信貼我的大字報。他們把我當作大老虎來打，說我反對「三面紅旗」，矛頭直指毛主席，說我這封信也是萬言書，指責毛不了解情況。到8月份，我的妊娠反應很厲害，不能吃飯喝水，進去就吐。八月初，我到武漢去，住進中醫院。住到8月末回來，他們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所有的照片、紀念冊、日記，還有一部精裝《紅樓夢》。
到了9月份，離生孩子還有一個月，我一點準備都沒有，尿片沒一塊，小衣服沒一件，我就想提前休息。頭一天交待完工作，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5點就發作了，我一直忍著，想等到天亮別人起床後再說。那時大兒子只有11歲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著頭皮去請會計（女的）扶我上醫院。那時公司的人已經都不理我了。到醫院，下午三點一刻才生。生孩子後就要吃，但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時醫院是不開伙食的，都是由家屬送飯。最簡單就是紅糖水泡麻花，可沒有紅糖，那時紅糖是月女子憑出生證新上的戶口才有，於是我叫兒子去給新生的女兒上戶口。剛生下來，還沒有名字，她哥哥就給她起個名字叫小紅，上了戶口，買回了紅糖。產假期滿，不給我安排工作，叫我當勤雜工，打掃衛生，清理廁所，倒尿桶，提熱水，打掃廁所。
這樣幹了大約11個月，我被派到東門茶葉倉庫去制茶，不久又把我弄到柏敦公社茶葉收購站，也是勤雜工，後來當炊事員。1967年9月，我到馬橋茶葉收購站搞出納。1968年全國掀起三反浪潮，抓現行反革命，到縣茶葉公司開會，他們叫我交待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的過程。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叫我怎麼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鬥我的胸前掛一塊松木的黑板，大約有20斤重，上面寫上「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老右派」彎腰90度，本來彎腰90度已經受不了了，還要掛上黑牌，這真是比挨打還難受。每次批鬥完，有半個小時直不起腰來，很疼，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為受不了他們的折磨，6月20日，我跑了，凌晨三點鐘的樣子。原來他們是把我反鎖在房間裡的，這天剛好沒有鎖，我就想跑回馬橋。我覺得馬橋的基礎比較好，可以保護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馬橋，天已大亮，我就到衛生所。衛生所的人很害怕，就打電話問縣茶葉公司，結果茶葉公司來人把我押回到公社，交給造反派處理。一些人上來就把我五花大綁，拳打腳踢，把涼鞋也打掉了。他們撿起涼鞋打我的臉，把眼珠子都快打出來了。臉腫得很大，那個眼睛整個就看不見了。
端午節過後，大約是6月28號，把我搞到馬橋，要六中的學生押我遊街，約了各單位的人批鬥我。每個上去發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要打幾個嘴巴子。李啟富鬥我的時候，拼命打，地上流了一大灘血。批鬥完了，排起隊伍上街。給我做了一個兩尺高的高帽子，掛上牌子，上寫「cc特務，老右派」。要我手拿一面鑼，邊走邊喊，我是「cc特務，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腳踢。沒走多遠，就把我踢倒在地。由於掛了牌，手不能著地，我起不來，那些學生就上來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氣，後來一個人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提起來。就這樣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圍一圈人批鬥我，喊口號。我渾身疼得沒辦法，連出氣都困難，後來都不知道是怎麼走回去的，鞋掉了也不知道。到茶葉站，一下撲在茶葉倉庫墊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動不了了。他們不讓我回自己的房間，而是租了兩條棉被，在茶葉倉庫里用枕木搭起一張一尺高的「床」。晚上蚊子多得嚇人，沒有蚊帳，就這樣餵蚊子。當晚，茶葉站的陳滿香給我洗澡時，看到我的樣子說：「嘖嘖，打得象花蛇，看不得。」站在旁邊的站長孫書躍的女兒大聲說：「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你們不聽毛主席的。」她爸立即把她吼了回去。
過了個把星期，我的傷好了些，他們到馬橋來抓現行反革命，要我交待現形反革命活動。我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他們要的是什麼。要我瞎編也編不來，他們就把我反綁著手吊在茶葉倉庫的樑上，用竹竿打。放下來，再吊上去打。我實在受不了，就說：「我說。你們叫我怎麼寫呀？」他們說，某某已經交待了你們有組織，你還不交待？有了頭緒，我就可以瞎編。這次他們把我的兩個膀子全吊壞了，完全抬不起來，連梳頭都夠不著。
1968年4月份在北京的妹妹出差路過，下車到我家，看到小女兒沒人帶，就把她帶到北京，由我媽媽帶。1969年春節剛過，就把我搞到縣裡批鬥。2月2號下大雪，那一天批鬥我時，何安生用一根凳子腿把我的頭打開了，流了好多血，到醫院縫了七針，住了一周醫院。到3月份，我母親身體不好，就把女兒送回來了，這時我丈夫已下放五七幹校，女兒只有我來帶。我每天到東門倉庫制茶，女兒就放在小時候帶他們的保姆那兒，晚上接回來。11月份，把我弄到馬橋茶葉站燒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著我對我女兒說：她是老黑，你打她，你罵她！我對女兒說：別聽他瞎說，不聽他的。
正月十六過後一兩天，我母親病重。她不願火化，就讓我妹妹送到我這兒來。母親來這裡兩個多月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兩點，我妹妹打電話來說，母親去世了，茶葉站的人不告訴我，後來又來電話，才告訴我。班車已經沒有，我走回家已經晚上七點多鐘了。我丈夫已經把母親入殮了。我哭了，沒有見母親最後一面。
到9月份，我把女兒送到地區幼兒園全托，這時只剩兒子一個人在家。當時兒子只有十五歲，每周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倆相依為命。住在我們後面的小孩，一見到我兒子就罵，說他爸媽是壞人，他是黑五類。有一天，我兒子實在氣不過，打了那小孩。這是我兒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後一次，後來這小孩再也不罵了。到了1971年，他們內查外調已經搞完了，剛過完年就叫我到縣公司去結案。本來劃定一個老特務的框框，調查期間，找到我所有的同學都說我是好的，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而且是進步的，於是他們就在我的成分上下功夫。我說過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職員，他們不承認，首先到我老家遼寧省遼陽縣大門子調查，查不出來，就把七、八十歲的老人都集中到公社來談我家的情況，他們都不認識我父親，後來提起我的祖父，這才知道他有一個小兒子，一直在外，沒有回過家。問他有土地嗎？分家時是分了土地，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種了，也沒有回來收過租。我的幾個伯父都是貧下中農。結果他們就搞了一張「放棄地主」的證明，拿到縣專案組。有人說，放棄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他們再調查，就又到北京市郵政局去翻我父親的檔案。我父親填表時填的家庭出身是富農，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況。定出身是以解放前三年為準的，此時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幾十年了，早不存在富農問題了。他們仍然給我定為「一貫隱瞞富農家庭出身」。我當時就反對，說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事，他們說這富農成分是北京郵政局開的，是有鋼印的，還有假？你能賴得了嗎？
他們還定我一直隱瞞父親當過軍閥講武堂教官。我莫名其妙，我父親25歲在瀋陽考進郵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郵局，怎麼會有這個事？我說我不知道。後來到1982年，我見到大哥，問他知不知道，他說父親在進郵局前，在張學良的岳母辦的小學裡當過一年的音樂、體育教員，吃的是講武堂的空額。定我的第三條罪是我二哥在台灣是少將高參。我說我不知道，他們說他們知道。1979年與二哥聯繫上後，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學教員。第四條罪是說我不要共產黨，要走自己的路。我說我沒說過這句話，他們就把我的日記打開，在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紅槓。我說還有前面的話呢，我說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國民黨也不要共產黨，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現在。他們說那些不是我們所要的，我們就要這一句，這一句是不是你寫的？我說這是我寫的，就簽了字。5月2號，宣布我劃為右派，從新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每月16元生活費，交賀勝茶場勞動。在賀勝茶場，髒活累活都由我干，沒有節假日，每年只有換季的時候才給我三天假（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罵我，就連三歲的小孩都可以罵我，經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後叫「王淑謙，屁股尖」。
1974年，我兒子高中畢業後下放，我丈夫因為有外遇，受處分下放到五七幹校，家裡只有七歲半的女兒。怎麼辦？於是決定把女兒送給在黑龍江的大妹妹帶。1975年11月底，大妹說身體不好，就把女兒托人帶到北京小妹家。小妹留她在京玩幾天，打算新年後再送給我。新年那天，她跟表哥表姐去公園玩，爬杆掉下來，摔斷了大腿。直到3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寫信告訴我，要我去接她回來。這時女兒拄著雙拐，真是禍不單行。1976年下半年，我把女兒帶到賀勝，入農場子弟學校。老師同學都欺負她，一吵架就說你媽是右派。我女兒就跟我吵，你為什麼當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誰也不會欺負我。
1977年落實政策，縣裡的人對我說：「你不是沒有錯誤，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的，是改不了的，不是你沒錯，是現在政策好了，你要感謝黨。」我沒有感謝，我還要求把這些不實之詞都銷毀，並要求把我所有的日記、紀念冊等都歸還我。他們不給我，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歸還給我。落實政策後填表，家庭出身他們還給我填富農。直到現在，咸寧市委的人還在說：「王淑謙一貫反黨，她有前科。」請看看我的這大半輩子，究竟是我一貫反黨，還是黨一貫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