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離開我們20年了。
我還記得大約是1964年，胡耀邦作為共青團第一書記在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做了一個《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的長篇報告。當時所有渴望進步、渴望入團的中學生們都曾反覆閱讀和學習這個報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時候打心眼兒里以革命為榮，以革命為美。所以狠挖自己總跟人搞不好關係的根源，向靈魂深處的私心雜念猛烈開火。不斷地、相互比賽地進行自我革命，自我揭發，自我批判。
我是學生，學習卻不好。怎樣證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別渴望參軍打仗。當文化大革命來臨之際，覺得考驗和表現自己革命的機會到了。在運動中緊跟「偉大領袖」，緊跟中央文革，緊跟《人民日報》，為當個紅色打手、紅色暴徒、紅色造反者而積極努力。
1967年初，在動物園旁的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了一場首都中學生批鬥「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的大會。當時是首都中學紅代會頭頭李冬民通知我們學校紅衛兵的，要選派十來個人去擔任押解黑幫上台的任務。因為我穿一身軍裝，比較健壯，榮幸當選。
記得耀邦是被一輛華沙牌小轎車送來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個子出奇的矮，大約要比我矮半個頭。身體瘦小。下車後，他表情平靜恬淡，挺著胸脯，在我們幾個人的圍簇下從旁門走進展覽館劇場後台。一路上他默默無語，就好像去上班一樣從容不迫，鎮定自若。
「三胡」他是為首的，要被第一個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個紅衛兵（記不清名字，肯定是我們47中的），各揪住他一側後脖領，攫著他一條胳膊，把他噴氣式狀押到台前。隨著他的出場，下面黑壓壓的中學生高呼口號。
到台上站定後，我們兩個押送者就鬆開他的脖領和臂膀，讓他自己獨自站立。我們則站在他身後。耀邦默默地低著頭，雙腿站的筆直。我們看押者每隔20分鐘左右就換班休息，另外一批紅衛兵上來接替我們看押。當時我們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會兒腿和腰都覺得累。耀邦他們三個「黑幫」卻從始至終一直低頭立正站著，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來自各個中學的代表一個又一個上台，義正詞嚴地發言批判「三胡」。由於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組成員很多來自團中央，所以北京中學生對團中央意見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氣，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這次批鬥會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20年之後，1987年初，當聽到耀邦辭職的消息時，心裡非常非常難受。這時候，我對耀邦已經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認識。
我知道，1979年貴州有個「啟蒙社」最先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貼出了大字報，揭露極左政策，被當時的公安部門認為反動組織。耀邦卻主張用教育的辦法，溫和地解決這個組織問題，受到公安部堅決反對。
我知道，他曾接見過四五天安門事件和西單民主牆下的活躍人物。這兩位青年都被警局掛了號，屬危險分子。一般幹部都不敢沾他們，高級幹部就更躲得遠遠的了。在當時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見過他們的中央一級領導。
我知道，他同情民眾疾苦，積極大膽地為很多冤假錯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贛州的李九蓮問題、福建的地下黨問題、河北的伊瑪尼黨冤案以及劉少奇、彭德懷等大冤案。當他向鄧小平提出要給61個叛徒集團平反時，連老鄧都沒想到，有些驚訝地問：「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貴的是那61個叛徒集團之中還包括原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當初曾把掛職到陝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來，被迫灰溜溜離開陝西。但當劉瀾濤被打成叛徒後，耀邦卻毫無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於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寬厚，從不落井下石。老紅軍、原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吳自立曾在40年代的延安幹部會上當眾嘲諷他：「我參加革命那陣，你還穿開襠褲呢。」把耀邦罵個狗血淋頭。後來吳被打成「彭德懷分子」，1972年70多歲了還遭盡毒打關押，特地給毛主席寫信，派兒子去送。兒子找到了耀邦。當時耀邦自己還沒解放，卻不怕犯「包庇彭德懷黑幹將」的錯誤，也不計較吳自立與自己私交不好，積極幫助轉交信件，終於改善了吳的處境。
我知道，他對老戰友的孩子有情有義，所有受苦受難的老戰友子女他都熱情相助，從不刁難擺譜不理。他家成了落難子弟的庇護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滌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為孩子的調動費盡心血，找過王震，得到的卻是一堆官話，毫無用處。無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轉給耀邦，耀邦當即批示將曾滌小女兒從廣州189醫院調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門診部。
我知道，耀邦是個孝子，真誠善良，襟懷坦白，從不戴假面具，裝模作樣。聽說父親死後，他像個孩子一樣在辦公室里捶胸頓足，號啕大哭。新來的秘書推門進來，他什麼寒暄話也沒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態。令秘書大吃一驚，感到這個首長「不深沉」。
他曾經說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際關係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人不設防，有時候那麼單純，一點不油，根本不像個政治家。這樣的好人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把手真是一個奇蹟。他在中國當代歷史上頂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我從廣播中得知耀邦辭職的消息。思緒起伏，心情抑鬱，非常痛苦。再沒心思玩摩托車了，當即就把摩托車賣掉，以至於被老婆臭罵一頓。
這年年底《血色黃昏》出版之後，我感覺應該送給已經下台的耀邦一本。讓他知道，當年在批鬥會上曾經押過他的人，現在對他充滿敬意和內疚。
中央大官，我的書只送給了耀邦一個人。當時也並沒奢望能得到什麼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給我轉來了一封來自廣西的信，有位自稱李洪欣的在信中寫道：我岳父孫洪泉（廣西自治區委宣傳部副部長）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當耀邦在南寧的時候，我們多次到耀邦住處看望。閒聊時耀邦曾問我認不認識老鬼，我說不認識，但能找到他。耀邦說：請你轉告老鬼，他給我的書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謝，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讓我萬萬沒有料到。
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發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無限的惆悵，無限的悲傷。耀邦多麼平易近人啊，對我這樣一個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經押過他、撅過他的紅衛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卻不置之不理，還認認真真地托一個年輕人捎話。
耀邦的肉體生命雖然沒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猶在。他自己曾說過：「我本來不是當總書記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崗位。」
但唯他這個總書記卻幹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這個當眾痛哭，「不深沉」的總書記最受廣大民眾愛戴！他永遠不孤單，他的好評如潮，他的名字萬古流芳。
《炎黃春秋》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