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體制上一個是專制體制，一個是民主體制。圖為紐約自由女神雕像。（戴兵／大紀元）
美國知名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當地時間7月30日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受調查的美國民眾中，對中國（中共）持「無好感」（unfavourable）態度的比率上升到73%。這是皮尤中心2005年開展這項調查以來的最高點。該比率比中美2018年開打貿易戰時則猛升了26個百分點。
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反共演講，很罕見地把矛頭對準執政黨，否定了48年前尼克森啟動的對華友好政策，宣布對華接觸政策失敗。提出對華（中共）的行動準則應是「懷疑與核實」，這一提法源於又不同於里根對前蘇聯的「信任但核實」策略。蓬佩奧呼籲其它國家效法美國，「如果自由世界無法改變（共產）中國，（共產）中國將會改變我們。」蓬佩奧的講話如同發表了新鐵幕宣言，開啟了一場類似於美蘇之間的新冷戰。
此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司法部長、聯邦調查局（FBI）等重量級官員，分別就意識形態、經濟和間諜等議題發表長篇主題演講，為蓬佩奧的演講預熱。6月24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發表演講，強調川普政府正在扭轉以往對華政策的錯誤。奧布萊恩表示，指望伴隨著中國富裕和強盛轉向民主自由是「幼稚」的想法，美國前任政府「錯到實在離譜」，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
7月7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福‧雷在華盛頓發表演講，稱中國（中共）政府的間諜和盜竊行動對美國的未來構成「最大的長期威脅」。他譴責中國（中共）政府從事經濟間諜以及利用賄賂和勒索試圖影響美國政策的非法政治活動。克里斯多福‧雷表示：「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每10小時就會啟動一宗新的有關中國（中共）的反間諜案件。」
7月1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在密西根州發表演講，呼籲美國私營企業與公共部門「合作抵抗中國（中共）搶占世界經濟制高點的努力」。威廉‧巴爾回應奧布萊恩的說法，稱美國在中國問題上「被動、天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威廉‧巴爾還批評好萊塢與科技企業與中國（中共）「合作」屈服於北京，威廉‧巴爾甚至指責中國執政黨試圖利用中國人民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這段時間，無論是輿論還是對外發言人抑或主掌對外政策的大員熱衷於談論美國意欲跟中國脫鉤的話題，有些甚至言之鑿鑿斷言，誰跟中國脫鉤就意味著與機遇脫鉤與未來脫鉤！事實果真如此？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還有搬起石頭砸自已的腳以及奉勸懸崖勒馬！有時候不禁心生惡念，既然美國一意孤行，我五千年歷史的浩浩大國，何不任憑他搬起石頭砸自已的腳抑或助推一把讓他摔得粉身碎骨，甚至任他與機遇脫鉤與未來脫鉤！
實際上，中美關係從熱戀走向冷淡乃至對抗，歷經數十年風雨，如今不僅在價值理念上衝突越來越大，連一些經貿爭端也無法調和，即使美國政治格局發生巨變，恐怕也難以想回到原來的軌道。對於許多依靠外貿生存的人來說，一旦脫鉤或許影響一生，至於那些莘莘學子更是望斷天涯路。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眼便換了人間，對於許多的人來說，恐怕要重新選擇人生之路了。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6月24日的一番講話，傳遞了非常明確的「不祥」信息，也預示著美對華戰略的重大轉折。在羅伯特‧奧布萊恩看來，過去數十年，美國各政黨、工商界、學術界、媒體等普遍認為，促進中國改變只是時間問題，先是經濟，然後是政治。按照這種思維，美對華進一步開放市場，投入更多資本，為官員、科學家、工程師等提供幫助，希望東方變得像西方一樣。
羅伯特‧奧布萊恩不停地抱怨：我們支持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且提供貿易優惠待遇。我們淡化中國（中共）嚴重侵犯什麼什麼，我們對廣泛的技術盜竊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美國經濟整體受到重創。我們以為中國（中共）會實現自由化，滿足人民日益強烈的自由渴望。這曾經大膽和典型的設想出自於我們天生的樂觀主義，也來自於我們戰勝蘇聯的經驗。遺憾的是，這幼稚的想法，錯得很離譜。這種錯誤已成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
羅伯特‧奧布萊恩的演講與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講如出一轍，具有異曲同工的奇妙之處。史達偉認為：美國數十年對中國（中共）施以善意，中國（中共）卻以怨報德。川普政府對華競爭姿態不是中國（中共）所稱的要壓制中國，而是源於對中國的失望。史達偉在演講中同樣回顧了美中關係的發展，並且舉例說明美國政府如何向中國釋放善意幫助中國發展。
史達偉說，二戰後70年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不僅是間接受益者，而且美國在各個領域為中國發展提供具體直接的幫助，包括軍事、科技、情報、經貿、民間和學術交流，甚至是執政能力建設。
史達偉回憶：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前夕，鄧小平接待白宮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時，堅持讓普雷斯給卡特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接收5,000名留學生。凌晨三點被電話叫醒的卡特回答：「告訴他派10萬名過來。」鄧這樣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萬名中國學生赴美國學習——這成為簽證、獎學金和其它教育交流大增的一部分，改變了中國的科學和技術，且仍在繼續。」
史達偉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個十年，美國的主要考量是冷戰、遏制蘇聯，冷戰結束後，美國仍然對華友好，幫助中國入世，即便中國（中共）侵犯xx、竊取智慧財產權、不遵守貿易規則、將核飛彈技術擴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鮮等國，美國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不幸的是，中國（中共）近年來越來越敵視美國，越來越敵視我們的利益和原則。」
「這就促使美國人民和本屆政府重估這些政策。蓬佩奧國務卿說過，我們數十年來順應並且鼓勵中國崛起，這種崛起甚至是以犧牲美國價值觀、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識為代價的。所以，北京的敵對行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實上，這是中國（中共）的選擇。這完全不是美國官員40年前啟動美國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現代化和自由化時所想要和期待的。」
眾所周知，中美關係的改善始自於癲狂的年代，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中美關係的堅冰漸漸融化。1970年10月1日，在北京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毛的身邊。12月，毛在接受斯諾採訪時，首次表示願意邀請尼克森訪華。紅色記者斯諾當時在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尼克森訪華才知道有這麼一個細微的預熱安排。
1971年7月，尼克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飛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森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的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見到尼克森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毛毫不拖泥帶水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因身體欠佳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堅持與尼克森談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1972年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它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1972年之後，中國國內政治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隨著毛、周的先後離去，「四人幫」的倒台，鄧小平的復出，中美關係快速升溫。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時發表建交公報。1979年鄧小平訪美，訪美期間，鄧小平說出了一句心裡話：「這幾十年，和美國做朋友的都發達了。」拋開意識形態，追溯歷史，美國也是近代當之無愧的對中國幫助最大的國家。
且不說抗日戰爭時期對中國的無私援助，改革開放以來，以出口為導向帶動的中國經濟發展與繁榮，無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國元素。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或許就不止於八年，沒有美國的支持，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繁榮和世界工廠就根本無從談起。
特別是2001年中國在美國支持下加入世貿組織（WTO），對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入世十年後的2011年，GDP增長五倍之多，由世界第六超越日本成為第二。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同時意味著其國力與影響力的增長，而這無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主導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地位。
1978年，中美發表建交公報時，中國還非常貧窮。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當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這是什麼概念？我們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當時中國的人均GDP連世界上最貧窮非洲國家的1/3都沒有達到。當年中國經濟體量2,119億美元，只有美國GDP的9%，中國對外貿易只有206億美元，對美國的貿易只有9.9億美元，外匯存底僅有1.67億美元。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一般靠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從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間的貿易基本平衡，中國從美國進口多，出口少。但從1985年開始，中國對美出口增加，當年獲得了6,000萬美元的順差。此後貿易順差一路飆升，2018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4,192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985年只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0.3%到現在變成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50%以上。
中國的強大繁榮，看似是靠勤勞忍耐以及體制優勢，與美國沒有直接關係，但拋開意識形態的成見，就清楚地看到，沒有美國敞開市場，沒有美國技術創新，今天可資炫耀的東西還不是太多。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外匯存底幾乎都是美國的貢獻！是美國重構了中國經濟，中國沒有對美國持續的貿易順差，財力不可能如此豐厚，國力不可能如此強盛，對外援助也不可能如此慷慨！
川普（川普）2017年擔任美國總統後，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當年川普在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全面推翻了歐巴馬時期中美「戰略夥伴」的說法，直言「重新辨明我們的敵人」。把中國（中共）列入「戰略競爭對手」。
這份報告稱：「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基於一種理念，即支持中國崛起和納入戰後國際秩序，使中國實現自由化。但與美國願望相反，中國（中共）以犧牲別國主權為代價來擴張自己的實力，在世界上傳播以腐敗和內部監控為特徵的xx體系，並且正在建設僅次於美國的強大軍隊」。
川普從中興、華為下手，打出了一組堪稱經濟史上最重量級的組合拳，在這場貿易戰中，美方的目標很明確：中方必須停止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即非法的貿易出口補貼；操縱人民幣匯率；仿冒、盜竊智慧財產權；大規模環境破壞；忽視工人健康和安全標準；不合理的進口關稅和配額；以掠奪性定價將競爭對手擠出關鍵資源市場，然後以壟斷定價欺詐消費者；築起貿易保護壁壘，阻礙外國競爭對手合法進入！
中美貿易爭端，源於美國持續開閘放水三十多年，龐大的貿易逆差在美國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系里造就了一個龐然大物般的「中國（中共）模式」，華爾街的投機客和美國主流精英們都在與中國（中共）的交易交往中賺得盆滿缽滿。只是到了川普，才高度意識到中國（中共）借美國資本賺美國錢，挾國家資本不惜代價另搞一套，以「一帶一路」撬動歐亞板塊，然後挑戰美國的海權和陸權的重大風險。
早在1993年，賴維‧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就出版了一本《自由貿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書中大談美國經濟實力衰退，就是受害於自由貿易。這個教授指出，傳統貿易理論中，各國勞工被假設是同值的，經理論推導，可以獲得參與貿易的雙方都會受惠的結論。但若勞工並非同值，像美國勞工成本遠高於許多貿易夥伴國時，自由貿易就會使美國受害；這正是美國實際工資在1973年後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復美國經濟的五大建議，第一個就是將美國平均關稅率從5%先提高到20%，然後在五年內提高到40%。川普在競選期間提出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45%關稅的政見，此次實施25%的關稅，與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議近似。巴特拉教授為何選擇40%？因為他估計那可以讓美國進口依賴度從占GDP的13%恢復到美國經濟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川普起用的貿易顧問的納瓦羅早在2011年就完成了《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一書。該書被川普列為最喜歡的書籍之一。在這本書和隨後的紀錄片中，納瓦羅譴責中國（中共）肆無忌憚的經濟行為和生產的致命產品，指責沃爾瑪等跨國企業利用採購廉價商品，導致美國製造商紛紛破產。納瓦羅的觀點引起川普的注意，2016年，納瓦羅以經濟顧問身份加入川普競選活動，並且很快贏得信任，被川普稱為「我在中國（中共）問題上的硬漢」。
川普放言要讓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對等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從而平衡美國流向海外的巨額貿易逆差。中國（中共）雖然在入世時有過種種承諾，但中國（中共）很清楚對等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意味著貿易順差大幅減少，對等開放還會涉及到一個重大問題，衝擊半封閉半混沌的威權統治，使得民眾擁有更多的知情權、自主權和選擇權，這也是中國（中共）最不願意面對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