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執政當局顯然感受到其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應對內外壓力，近日提出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發展格局為經濟尋找出路。但這個模式即刻顯現的先天缺陷，表明它無法改變困擾經濟的矛盾。觀察人士指中共治下改革已死，執政者強調經濟自立，是避開政治改革，維持執政地位的「續命湯」。
每年七月底舉行的政治局會議是為了給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今年的會議則著眼中長期問題，要對經濟模式加以更動。
習近平近來頻繁所說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成為當局對當前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官方判斷。上周四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不確定性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快速回彈後中國內需增長面臨挑戰
研究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在其對中國新發展模式的分析中寫道，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內需或為可行方式，事實上刺激措施已經讓GDP快速回彈到疫前水平。該機構預測中國產出在年底將恢復到原有趨勢。但是，作者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強調的是，當局要實現可持續的內需快速增長則面臨更多的挑戰。
貿易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經濟研究機構IHS Markit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對美國之音說：「其結果是這方面的變化也顯著減弱了外貿部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所具有的脆弱性。」
比斯瓦斯認為對於中國的出口商而言，美國仍然是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中國經濟保就業成當務之急
應對疫情導致經濟活動一度接近停滯狀態，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同比收縮6.8%。隨後，在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支持下，經濟第二季度恢復正增長，同比增幅達到3.2%。但疫後的失業狀況，仍令當局感到焦慮。
中國經濟走出疫情恢復增長時，保就業成了當務之急。曾任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余永定為亞洲新聞頻道（Channel News Asia）撰寫的一篇評論，有助於理解當局強調內需的內部壓力。
余永定在文中提到當局在今年下半年面臨的兩難局面，如果放鬆財政政策，公共財政將會顯著惡化；但以削減開支填補收入缺口則會影響增速，後果不堪設想。
北京當局需要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但是，余永定指出，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受到有效內需不足的制約，而疫情則加劇了這種境況。
余永定認為，在中國GDP中占比55%的消費，在一季度下滑19%後，二季度又下滑3.9%。他認為無法指望消費回彈刺激增長，唯有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帶動增速。
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三類。余永定說，在房地產投資增速不足，製造業投資更可能拖累增長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基建投資帶動經濟快速增長。
疫後緣何重內需
中國在今年4月17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稱疫情影響下的「一季度極不尋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那次會議把擴大內需放到更重要地位，並提出通過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等方式釋放消費潛力。
4月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 中共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以向內轉向，但沒有提到加大進口力度。當時官方還沒有使用「內循環」這樣的政策用語。
疫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了穩定大局，並提出「六保」，其中居於首位的就是保居民就業，其他包括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保基層運轉。
北京的近代史學者章立凡對當局提出的「內循環」發展模式的最大疑問是這個「內循環「怎麼搞？
章立凡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都是在設想中的一種補救吧。還有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內循環』怎麼搞？還是搞這個「鐵公基」（指鐵路、公路和基建）這一套？但是這個循環不起來。因為如果總是老百姓沒有錢，這個改革開放的後果就是國富但是民還是沒有真正富，甚至民還是很窮。」
章立凡提及中共總理李克強日前所說的引人關注的數據。李克強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提及中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在1080元以下，或許令許多人感到意外，甚至震驚。外界通常提及中國，總是加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容易忽略的是中國有著14億人。
余永定的文章清晰地揭示了中共突然強調內需的意圖。他並不避諱站在政府的立場，提出應對之策。余永定的諫言是幫助中共當局避免失業失控危及政權。
余永定認為政府應該堅定地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加快經濟增長，並提議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為新增基建投資融資。他認為惡化的財政狀況和高企的債務都可以留待日後解決。他以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為其建議提供合理性。
紐約時報近日一篇報導對中國內循環的景象做出這樣的描述：現在中國又開始與本地客--它自己--做生意。中國政府再次大舉投資本國基礎設施，雇用了數百萬人，不僅修建新的公路、鐵路和排污系統，還為這些項目製造必要的設備。
投資活動讓中國擁有世界最快的火車和最長的跨海大橋。但紐約時報的文章也提及這些基建造成的債務負擔會拖累未來的增長；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而修建大型項目，對改善民眾生活品質的小項目沒有興趣。
該文還將中國刺激經濟的做法與西方國家應對經濟低迷採取的對策做比較。西方經濟學家通常建議將資金直接發放到消費者手中，而不是修建更多鐵路和公路。
章立凡說，當局或許沒有辦法打開國際市場，就在國內多搞幾個「鐵公基」項目，然後多建城市，加速城市化。比如，包括現在對於多數城市的這個戶口限制進一步放開，實際上，當局也知道現在可能就要靠這些東西才能把經濟拉動起來。
這位學者將官方推出的這個新的發展格局歸功於其經濟智囊的想像力，新的發展格局還要納入十四五和2035遠景規劃，但能不能有效，他認為不僅要看這個體制還有多大的活力，或者有多大的實力，也得看這個內部和外部的環境能不能夠把這個循環做起來。
他說：「如果真的做起來，肯定對於中共的這個政權來講，它是一個『續命湯』，等於說它找到了一個經濟出路。」
但是，章立凡談到當前許多表現自相矛盾的現象。他提及胡溫時代末期關於土地私有化問題的討論，目的是想通過農村土地市場化，盤活土地資源，讓農民富起來，讓經濟也活躍起來。他說，當時有很多人在做這方面的設計，他也參與了討論。但後來卻完全變味了。
章立凡：政經兩輪走的改革已死
習近平治下強化國有經濟的做法被一些批評者視為走回頭路。習近平的一句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等於否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土地市場化的方案。章立凡提及山東搞的「合村並戶「，就是不管農民死活，導致農民被盤剝。
對於當局在多年後重提改革，章立凡認為那只是一個口號而已。他說：「它沒有政治改革，所有的經濟改革最終都是得到相反的結果，都是對老百姓不利的。所以現在嚴格來講，就是鄧小平時代所提出的那個改革，就是政治和經濟兩個輪子走路的這種改革現在早已經死了。」
彭博社關於「雙循環」的一篇報導中提到這樣的觀點：建立更為自立自足的經濟會給中共帶來長遠回報；共產黨面臨壓力，既要為14億人帶來經濟利益，還要阻止他們推動任何可能危及其統治的西方民主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