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春，豐子愷從上海搭乘「山城丸」郵輪赴日本。其時他懷著做職業畫家的志向，到東京學習西洋美術。「到東京窺見了西洋美術的面影，回顧自己的貧乏的才力與境遇，漸漸感到畫家難做。不覺心灰意懶起來。」後來回憶這段時光時，豐子愷道出當時的失望和疑慮。在東京居住期間，他將大部分時間消磨在淺草的歌劇館，神田的舊書店，或銀座的夜攤。
2016年春天，櫻花盛開之時。我前往日本尋訪一代工匠，為供職的雜誌做「日本國寶」專題，乘坐新幹線從京都到東京，恰好入住在淺草街區的酒店。此行，我的皮箱裡帶著《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好的閱讀是對書籍的體驗性浸潤，我可以憑藉個人的行跡，回望豐子愷在20世紀前頁東渡日本經歷的時光，儘可能體驗他的漫遊，他的行跡，體察他所見的景觀與人事。
銀座位於東京的中央區，是世界久負盛名的購物區，如今已是國際性商業街。20世紀初的銀座也是日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以時新潮流吸引著年輕一代。淺草是江戶時期的下町，即是平民居住之地，整個區域保持著市井氣息，有廣受歡迎的娛樂區，西方歌劇、滑稽戲、電影院與傳統的歌舞伎在這裡同生共存，交匯著洶湧的遊人。在當年這個地區吸引著中國的文藝青年，遊學東京的豐子愷在前五個月學習西洋畫，進修日語，後五個月學習小提琴，進修英語，他經常步行到神田的二手書店淘書，觀看各種畫展，聽音樂會，看歌舞伎的演出。
偶然的機會，豐子愷在舊書攤發現明治末期著名插畫家竹久夢二的一冊畫集，這次發現促成了他的畫藝之路的轉折。在旅日前，他已在杭州初次接觸國畫水墨寫生，然而到他在神田書店看到夢二的作品，被那些寥寥數筆卻意味深長的毛筆速寫震動，他開始傾心這種藝術。
旅日的時光里，豐子愷強烈感受到進入異域之後，東西方價值觀的衝擊，但他還是鍾情日本畫家。《竹二畫集：春之卷》1909年由樂陽堂出版，當時發行後廣受歡迎。多年后豐子愷回憶他初見夢二畫作時所受到的震撼：「畫的簡潔的表現法，堅勁流利的筆觸，變化而又穩妥的構圖，以及立意新奇，筆畫雅秀的題字，都令人難忘。」
遊學日本的經歷，使他找到藝術靈感，也對他醉心的畫藝產生全新認識。從日本歸國後，豐子愷在恩師李叔同的教導和影響下，深入研究文人水墨畫的傳統技法，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漫畫風格，經年的修煉使他終成一代藝術大師。
藝術家以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而被載入史冊。但是因為20世紀的災難性歷史，很難有個體生命全然輝煌。中國尤是，現當代中國人經歷的災難更多，戰爭、饑荒、離亂。
我懷有好奇的是豐子愷如何經歷那些浩劫般的時光，他與同時代的那些知識分子有什麼異同？像閱讀所有值得閱讀的書籍一樣，《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在我閱讀過之後再次挑選重要章節重讀。在讀過「師自然」、「東渡日本」、「抒情漫畫家」等章節，第九章的「解放之後」，是我多次閱讀的，我想看到豐子愷先生怎樣度過1949年之後政治運動頻仍的時光。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那是嚴峻的時刻，也是考驗生命力強韌或脆弱的時刻。傳記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和認知力，它在宏闊的社會背景下敘述了政治運動的狀態，上至政治領袖的行為，下至黎明百姓的人生，都有翔實而真切的描述，其中多有筆觸精微而深入地敘述傳主在政治運動中的沉浮，記錄了豐子愷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
二
豐子愷發現，在文化領域，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清理整頓已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很快在中國各大中心城市，尤其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逐步推開，在教育、音樂、出版界，以及眾多作家中引起動盪劇變。
這是《豐子愷傳：藝術的逃難》中290頁寫到的情節。「三反」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第一次作為整體被要求積極改造思想。只有經過適當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形勢。運動順理成章地先從大學、出版社和文化機構開始，隨著運動的開展，令人不安的全新的政治術語被引進來。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自動進入「被懷疑者的名單」，必須公開宣布與過去的錯誤決裂，必須經過「洗澡」這一關，脫褲子、割尾巴、丟掉舊的思想和行為，才能被新社會接納。
在狂飆般席捲的政治運動中，豐子愷與他幾乎所有的黨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潛等都為融入新社會付出了高昂代價，他們受到嚴厲批判，不斷有厄運來襲。豐子愷被批判也被迫做公開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權的被侵害被剝奪已成常態。是的，難有人能超越時代的限制和現實境遇，被視為隱士的另類藝術家也不能。在諸多章節里，我們看到豐子愷在政治運動中的無奈以及惶惑不安，豐子愷必須像他的同時代文人學者一樣做出政治性表達。服從新政權的領導、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一代人普遍有過的行為，在今天看來殘酷、荒誕而悲涼。
就像我們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運行的政治運動的序曲，連番的政治運動最後演變為歷史性的浩劫。1966年，紅色颶風狂襲中國大地之時，學貫中西的學者傅雷與夫人選擇懸樑自盡，靠近新政權，不斷向領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飽受凌辱之後自沉太平湖，一代儒學大家馮友蘭放棄對於國家及社會變革的主見，加入「文革」御用寫作班子，成為「梁效」一員。生於上世紀前夜的這一代人，註定他們的運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時是一種激情，也是信仰，當然還是權謀，1949年之後中國更多的社會精英投身於紅色風暴，或者在紅色風暴中投機，或者迷失，最後無例外是悲劇性命運。胡風、周揚、丁玲、路翎，巴金，等等，這些在浩劫中受盡摧殘者的名錄可以開到無限長，它的長度愈延展，愈使我們黯然神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