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許多中國人，比如709律師出國，都被公安機關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出國。我到美國後，很多人都很好奇地問：「你是怎麼到美國的？」。中共體制內的一些人，了解我反迫害的一些經歷後，認為我根本不可能出國。還有一些這樣那樣的不實傳言。這裡，就專門談一談我是怎麼到美國的。
「你絕對去不了美國」
我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高放，被稱為「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被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曜，譽為當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家；曾經是中國30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職教授或講座教授；多次到美國、香港、台灣等地考察、講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獲得過國務院頒發的「為發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貢獻」證書；擔任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退休後，被中國人民大學授予「榮譽一級教授」，是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首批獲此榮譽的23名學者之一。
1989年，我曾報考過高放教授博士生，並被錄取。但是，那一年，發生了席捲全國的學生民主運動和「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我因為參加武漢地區百名知識分子聲援學生的簽名，被取消錄取資格。在我非常沮喪之際，高放教授給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勵。1991年，我再次報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生，再次被錄取。高放教授是我人生轉折關頭一個非常關鍵的人。對高放教授，我一直心存感激。
後來，我因為堅持在法輪功問題上講真話，被中共非法監禁5年。期間，我曾寫信向高放教授求助。高放教授沒有因為我身處逆境而轉過臉去，繼續給予了我寶貴的幫助。他還向一位朋友介紹說，我在中紀委工作時，有人到我辦公室送禮，我一再推辭，對方堅持要送，最後，我說，我是修煉法輪功的，這個禮，我無論如何不能收，對方才沒再堅持。這位朋友聽了，非常感動，說，現在還有這麼好的人。這個朋友主動給我的家人寄了3000元人民幣。直到出獄後，我才知道這件事。對於這樣雪中送炭的事，我也是非常感激的。
2013年7月10日出獄後，我專程登門拜訪了高放教授。在高放教授的「書接頂齋」，我跟他詳細介紹了在監獄裡的一些情況。之後，高放教授問我：「你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脫口而出，說，「我想去美國。」86歲高齡的高放教授，立即打斷了我的話，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對我說：「你絕對去不了美國，即便你辦好了所有手續，登上了飛機，也會被當局從飛機上『請下來』！」
當天晚上，高放教授專門跟我打了一個電話，談了很長時間，勸我打消去美國的念頭，還跟我舉了很多例子，誰誰誰，所有手續全辦好了，但在登機前的一刻，被中共當局攔下來了。
「做而不求」辦護照
2014年5月16日，我到北京市警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了出國護照。
此前，我按照常人習慣的思維，認為自己剛從監獄出來不久，辦護照肯定挺難的。一次閒聊天時，一位朋友突然問我：「你想不想出國？」我說：「想啊，就是不知道辦護照會不會有麻煩。」這位朋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轉身進了他的房間，然後，將他剛剛辦好的護照拿給我看。這個舉動一下子點醒了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不是講過「做而不求」嗎？我連做都沒有做，怎麼知道就辦不成呢？當時，我就決定：先做了再說。
幾天後，在這位朋友的陪伴下，我到北京市警局的一個辦事大廳辦理護照。在這裡，有個小插曲。工作人員看了我的身份證之後，馬上上網，看到了我的相關信息。然後，仔細打量我，停頓了一會兒後，說，你身份證上的照片與你本人不太像，你得到派出所辦一個新身份證，否則，出海關會有麻煩。我馬上意識到她在網上看到了我被判刑的信息。我說，我的身份證是有效證件，在有效期內，沒有問題。工作人員沒再說什麼，還是給我辦妥了所有手續。一周之後，我收到了中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簽發的護照，是用快遞寄來的。
之後，我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辦理赴美簽證。事先，我準備了一大堆資料，結果，全都沒有用上。簽證官與我談話不到5分鐘，就決定發給我簽證。2014年9月12日，我收到美國駐華使館簽發的簽證。
被迫離開我的祖國
在辦理護照、簽證前後，我一直在給習近平、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寄掛號信，依法檢舉中共公、檢、法、司對我的迫害，要求習近平等依法維護我的人權，特別是工作權。如果習近平等依法解決了我的工作問題，出不出國，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在長達1年半的時間裡，我寄了很多掛號信，但是，沒有一位官員依法維護我的人權，沒有一位官員依法解決我的工作問題。
在中國大陸，就法輪功問題，跟中共最高層官員講真相，我都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寄掛號信講的。我去美國，也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去。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在寄給習近平、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中，將我辦護照、簽證的情況，講得一清二楚。當時，我真實的想法是，只要他們依法解決了我的工作問題，我可以不出國。但是，信寄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2015年1月22日，當我離開家，坐上車，去往北京機場的途中，我沒有顯示出任何高興的樣子，相反，心中有些淡淡的傷感。在北京，我以最和平理性的方式，盡我最大的努力，試圖讓習近平、中紀委監察部領導，按照他們自己講過的話，按照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規，維護我的人權，特別是工作權。但是，沒有任何結果。我是被迫離開北京，被迫離開生我養我的祖國的。
出海關出奇地順利
2015年1月22日下午2點左右，我到達北京機場。辦完行李託運手續後，我來到邊檢窗口。邊檢人員對我的護照、簽證、機票等進行了例行檢查，一句話也沒有問，就放我進去安檢。安檢人員對我的身體和隨身攜帶的物品，進行了常規檢查，就放我出關了。整個出關過程，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發生，順利到超乎我的想像。
在候機廳等待一段時間後，我來到登機門。這裡，居然還有一道隨機抽籤的安檢，正好抽到了我。此時，高放教授的話在我耳邊響起。雖然心裡「咯噔」一下，但從外表上沒表現出來。我不動身色地配合安檢，看看會發生什麼，很快，安檢完畢，啥事沒有。通過安檢後，我順利登上了飛機。
下午6點半左右，夕陽西下時分，我乘坐的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飛機，滑過機場跑道，徐徐起飛，升上萬里藍天。直到這時，我才舒了一口氣。在滿天的彩霞中，我終於離開了給我帶來無盡苦難的北京，奔向自由的彼岸。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我第一次到美國。我原以為飛機會從北京往東，飛越太平洋，再飛到紐約。但是，飛機一路往北，經遼寧、吉林、黑龍江、俄羅斯、北極、加拿大，再折轉向東南，經過12小時長途飛行，也是夕陽西下時分，美國時間2015年1月22日下午6點半左右，飛抵毗鄰紐約的新澤西州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
當我順利通過機場安檢，並得到美國邊檢人員認可，走出機場大廳的時候，我簡直像在做夢一樣。「我真的到美國了嗎？」我不停地問自己。抬頭仰望蔚藍的天空，遠眺曼哈頓璀燦如銀河落入凡間的燈火，呼吸著沒有霧霾的清新空氣，我確信：我真的到了美國，到了自由女神高舉火炬的美國。
感謝神的一路呵護，我終於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抵達了美國。
為什麼高放教授認為我「絕對不可能」去美國？
首先，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且屬於中共認為的「法輪功頑固分子」。按中共的說法，「勞動教養」屬於行政處罰措施，被判勞教的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坐牢」屬於刑事處罰措施，被判坐牢的人，屬於敵我矛盾。從監獄出來的人，是中共的敵人。
按照監獄的規定，出獄的服刑人員，必須寫「認罪悔罪」總結，才能出獄，這是一個必須走的程序。但是，我出獄時，一個字的「認罪悔罪」總結也沒有寫，屬於中共常說的那種「死不悔改的人」。這個情況，監獄肯定向北京市610辦公室作了通報。
出獄前夕，北京市610辦公室的一行人專程到監獄「看望」我。我被帶到監獄中心大樓的一間辦公室。進去之後，我看到橢圓形的會議桌對面坐滿了人。一番空話之後，轉到正題上，其中一人說，你出獄當天，將把你送到「法制教育基地」去。這句話立即引起我的警覺。我早就聽說過，所謂「法制教育基地」，實際上是無法無天的洗腦班。我當即明確指出，我出獄後，保證我自己遵紀守法，同時也希望你們遵紀守法；如果你們違法亂紀，我要向中央領導告你們。
那個人立即開始編假話，說：「你誤會了，去法制教育基地，是要辦一些手續。」此前，我就聽說過，一些法輪功學員出獄後，被直接押解到洗腦班，繼續洗腦；洗完腦之後，或被逼錄相，揭批法輪功，或被逼在所謂「三書」（即「認罪書」、「悔過書」、「保證書」）上簽字。我決不能上當受騙。因此，我很嚴肅地指出：出獄當天，我必須回到家中。
按以往的慣例，法輪功學員出獄，一般來說，都必須有610辦公室官員來接，或當地派出所的人來接；否則，不准出獄。但是我出獄那天，610辦公室居然沒有派一位官員來，是我妻子直接把我從監獄接回家的。
按以往的慣例，法輪功學員出獄後，610辦公室官員或警察往往會到法輪功學員家中談話，或要求法輪功學員到指定地點談話，或在中共的所謂「敏感日」以打電話或面談的方式「警告」一番。但從我2013年7月10日出獄一直到2015年1月22日出國，長達1年半，560天，610辦公室官員沒有找過我一次。
儘管如此，我出獄後，作為中共眼中的「法輪功頑固分子」，我肯定在610辦公室秘密重點監控的黑名單上。
其次，從入獄到出獄，5年裡，我依法寫了大量檢舉信、控告信，包括上訴狀，檢舉、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時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長孟建柱，與我的案子有關的鑑定人、警官、檢察官、法官、獄警等。
在控告江澤民的信中，我多次反覆提出：由中國司法機關依法判處江澤民死刑絲毫不為過。在這些書面文字材料中，我向江澤民等索賠超過1億元人民幣。比如，2009年10月13日，我寫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上訴狀》，白紙黑字提出三點訴訟請求：第一，撤銷原判；第二，依法逮捕徐麗文法官（我的案子的初審法官、審判長）；第三，徐麗文法官必須賠償我的損失不得少於1000萬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在中共的監獄裡，我一直在反迫害，且矛頭直指所有參與迫害我的警官、檢察官、法官、獄警，直至江澤民。
再次，蒙冤坐牢前，我曾長時間接連不斷向中共最高層官員直至最基層官員寄掛號信，揭露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滔天大罪。
比如，2005年10月16日，就依法審查江澤民，我寫了致宋平等13位中共老幹部的信，以掛號信方式，寄給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前中紀委副書記候宗賓、曹慶澤、徐青、劉麗英、傅傑，前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
這封信還寄給了江澤民，胡錦濤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體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各委、部、局、辦的主要領導，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國務院所屬委、部、局、辦的主要領導，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書記，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0個縣（市）委書記，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0所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
此信還寄給了時任北京市警局長馬振川，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局長，北京市西城區德外派出所警官張岩恆等。
第四，1999年12月2日被中紀委監察部辭退回家後，我成了「公安部重點監控對象」。公安機關派專人對我的住所進行長時間沒完沒了的監控。每到所謂「敏感時期」，我或被叫到派出所「談話」，或被以「談話」為名帶到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或被監控人員告之不得外出。一段時間，我走到哪裡，監控人員就跟蹤到哪。
第五，我是在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那裡掛了號的人。1999年4月25日晚，江澤民在寫給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發誓要「戰勝法輪功」。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
因在法輪功問題上表達了跟江相反的看法，冒犯了江個人的絕對權威，1999年7月20日，江發動迫害法輪功的當天，我被中紀委、監察部、北京市警局、北京武警總隊組成的聯合專案組「隔離審查」。之後，被關押135天，被開除黨籍、辭退回家。我是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全黨第一個被開除黨籍的人。
第六，我出國前確實有人在機場被限制出境。比如，2014年11月10日，作為法國大使館邀請的客人，張磊律師在北京機場出境時，被北京市警局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警察也想像不到我能去美國
不僅高放教授不相信我能到美國。我所在街道派出所的警察和我所在居委會的領導，都不相信我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到美國。2015年2月10日，中國新年前夕，我給妻子打電話時得知，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妻子，要求跟我當面談一談，被我妻子婉拒。
2015年3月2日，中共「兩會」前夕，派出所警察再次找到我妻子，再次要跟我當面談一談，再次被我妻子婉拒。第二天，3月3日，我所在居委會的一位領導找到我妻子，要求我去填寫一份「保證書」之類的東西，也被我妻子拒絕。
中共決定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這又是中共的所謂「敏感日子」。2015年8月2日，居委會領導給我妻子打電話，問：「王友群是不是準備出國？」我已經到美國半年多了，居委會領導還以為我人在北京呢？
為什麼我能平安抵達美國？
我想，關鍵原因有兩條：
第一，得到了神的護佑。中國老百姓常講：「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麼？就是佛、就是道，就是神。法輪功修煉者都相信：神每時每刻都在注視著我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因此，作為修煉人，必須按照法輪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修好自己。天助自助者，神助修煉人。
第二，自從1995年5月3日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後，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修心重德。在中紀委監察部工作期間，我可以「以權謀錢」。只要我一個電話，就會有人主動把錢送到我家中。從表面看，我還不違反任何法律法規。這樣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但是，我按照法輪功的要求，切實做到了不貪財。我也可以「以權謀色」。現在，在中國大陸，只要你有權，有地位，主動投懷送抱的太多了。但是，我按照法輪功的要求，確實做到了不好色。在「錢」和「色」這兩個當代中共官場最大的問題上，不誇張地說，我是切實按照法輪功修心重德的要求去做的。
結語：
古老的中華大地，歷史上被稱為「神州」。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被稱為「神傳文化」。中華民族的祖先，都是信神敬神的，相信按照神給人規定的道德做人做事，一定能得到神的幫助。
美國的國父們也都是信神敬神的。美國被稱為「上帝之下的國度」。美國《獨立宣言》四次提到「創世主」。美國總統川普演講時，經常講，願神保佑您，願神保佑美國。
蒼穹之下，人海之中，其實，神就在我們身邊。只要虔誠地信神敬神，就一定能得到天佑神護。我能從北京平安抵達美國，就是神眷顧與呵護的結果。
因此，我的內心深處，充滿對神的無盡感恩。也衷心希望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人，能與神同行。願神保佑你們，願神佑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