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網上一篇文章，說中共前副總理習仲勛的夫人齊心曾寫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習仲勛被迫害時，在毛面前替習說話的只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都曾是國民黨將軍，後投奔中共，一個是鄧寶珊，一個是張治中。這個現象似乎在說明與其他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中共高官相比，來自於國民黨的鄧和張對於中共內部的殘酷尚知之甚少，所以才敢進言，而血腥的文革則給他們補上了這一課。
1894年生於甘肅秦州（今天水）的鄧寶珊，在民國時期也是個風雲人物，曾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任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長，是西北的名將。1924年與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7師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第8方面軍總司令等。彼時中共秉承共產國際旨意，加入國民黨，借殼發展。
也正是在此期間，鄧寶珊開始接觸中共，其在陝西開辦的軍官傳習所的所長就是中共黨員，顧問則來自蘇聯。當時的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中也有許多中共黨人，如由總司令部創辦的中山軍事學校和中山學院，分別由鄧小平和李子洲任政治部主任及副院長，後者也是中共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鄧寶珊與他們有著密切的合作。
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鄧寶珊被南京國民政府命為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後又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在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抓捕蔣介石後，鄧寶珊站在中共一邊，給予張、楊以支持，並應楊之邀前往西安善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21軍軍團長，駐守榆林。期間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等人會晤。網上有消息稱，鄧不僅吸鴉片而且種鴉片，跟延安互開方便之門。彼時延安把種的鴉片賣到國統區。這自然讓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稱其「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蔣介石卻沒有察覺。
抗戰勝利後，鄧寶珊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晉陝綏邊區司令兼華北「剿總」副司令，可以說，此時鄧內心的天平已完全傾向了中共，成為其有一個內應。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鄧寶珊秘密出任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與中共談判，並代表傅在協議上簽了字。
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並被視為中共的「老朋友」的鄧寶珊在1949年後，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政府主席、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
鄧寶珊在甘肅任職時，住在蘭州市廣武門外的一條僻靜小巷，從外邊看並無特別之處，但進去後會發現別有洞天。因家中有一處小花園、假山，因此被稱為「鄧家花園」。它是鄧寶珊1932年購得的，1941年日本轟炸蘭州時，鄧夫人崔錦琴攜子女在此不幸遇難。
在中共1949年後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中，由於鄧寶珊的特殊背景，基本沒有受到波及，但是他最終沒有躲過文革。事實上，在1966年文革爆發前，鄧寶珊就已經臥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胡繼宗。在文革初期，甘肅省委也緊跟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步伐走，大加批判、殺伐，當時蘭州大學校長江隆不堪受辱自盡。而就在甘肅省委還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進行批判以推動文革時，一批聲言「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在1966年8月下旬從北京來到蘭州，他們將矛頭指向了甘肅省委，將主要領導推上大會主席台進行批鬥。甘肅省委癱瘓，但鄧寶珊暫時沒被注意。
然而，11月又一批北京中學生紅衛兵來到蘭州，他們直接衝進了鄧家花園。據鄧的女兒鄧引引回憶，紅衛兵上午衝進來一直鬧到中午才走。他們進得門來不由分說，各個房間亂竄亂翻，並找到了一把刻有「蔣中正贈」字樣的佩劍，這成了鄧反動的證據。有病的鄧寶珊被從床上拉起來，被迫跪在地上，紅衛兵則拔出劍來架在其脖子上，對他進行審問、批鬥。反覆折騰了一上午才離開，並帶走了寶劍等。鄧寶珊受到了嚴重的驚嚇。
此事被北京知曉後，鄧寶珊被接到了北京治病。兩年後的1968年11月，鄧寶珊吞鴉片自殺，終年74歲，而中共官方發的簡訊是「因病去世」。1979年文革結束後3年，鄧寶珊的追悼會才舉行，中共對其做了重新的評價。幫了中共大忙的鄧寶珊收穫如此下場，究竟怨誰呢？
張治中是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也曾經是蔣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他在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全司令時，因涉嫌火燒長沙而引起公憤，蔣介石曾言：「長沙焚毀，精神上之打擊，千百倍於戰敗之痛苦，可恥可悲，莫此為甚。」但蔣並未將其槍斃，只是將其革職。
深得蔣介石如此信任的張治中，卻是國民黨將軍中唯一沒有與中共打過仗的將軍，而且在最後背叛了蔣，反助中共奪取政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為避免戰火再起，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張治中親自去延安接毛赴重慶，還將其護送回去。作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張治中、周恩來跟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國共雙方的軍事整編。張經常向馬歇爾抱怨國民政府，替中共宣傳，客觀上推動了美國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對其腐敗的厭惡，從而在軍事上美國也減少了對蔣介石的援助。
三年內戰，內有中共間諜，外有與中共勾結的將領，加之國民黨軍事上的失誤、組織上的鬆散、內部腐敗等原因，國民黨在1949年初敗局彰顯。國民政府擬與中共和談，方針是反對中共渡江、「劃江而治」等。當年4月，張治中率團赴北平與毛澤東談判。由於毛和中共缺乏誠意，張治中拿回的是「懲辦戰爭罪犯」及「解放軍渡江」條件在內的《協定（草案）》，代總統李宗仁最終沒有簽署，下野的蔣介石則怒斥張治中「無能，喪權辱國」。
其後，張治中在北平投奔中共，並勸說新疆守軍不戰而降。中共建政後，張治中受到了毛的禮遇，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在毛、周的庇護下，雖然他也表示過不滿，但還是躲過了中共建政後發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運動。
據張治中長女張素我回憶，在「反右」中，張治中對運動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對黨與非黨的問題曾作長篇直言。同時他對民革中央的「反右」頗有看法，態度消極。他的言行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滿，一夜間民革大院貼滿了邵力子和其的大字報。因毛、周的干預，此事不了了之。
不過，與鄧寶珊類似的是，張治中在文革中還是受到了衝擊。1966年文革爆發時，張治中夫婦還在北戴河渡假，就有一批紅衛兵來其家中「破四舊」。在接到女兒電話後，張治中提前從北戴河返家。就在他到家的當天，即8月28日，紅衛兵再次來掃蕩，樓上樓下，翻箱倒櫃，砸了花瓶，最後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劍，揚長而去。臨走前，紅衛兵還責問：「你們這裡沒有領袖像，沒有毛語錄，沒有一點革命氣氛，要馬上把牆上的字畫取下來，換上相片和語錄。」親眼目睹這一幕，張治中感慨地對秘書和家屬說：「今後若干年，這必將是一個大笑話！」果然言中。
紅衛兵走後不久，秘書就跑到新華書店買了毛像和毛語錄掛上。余秘書無意中在張的座椅對面掛了一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語錄。張治中看了很不高興，問秘書語出何處。秘書說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聽後，張治中一言不發。
不久，張素我的丈夫、在水利部工作的周嘉彬被隔離審查。看著昔日熟悉的老幹部、部下被打倒，被遊街示眾，甚至被逼死，被特別保護起來的張治中對於文革愈發不理解了，心情十分沉重。在張素我眼中的張治中，是「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每天看著報紙，一言不發」。
在這樣的精神折磨下，張治中在1969年4月抑鬱而終，終年79歲。張素我認為他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在其最後三年中，每天晚上都問下班回來的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問誰被打倒了，誰被抄家了。他對文革很反感，曾對兒子說過：「文化大革命」比軍閥混戰還亂。誰也管不了誰，政府說話也不管用。
張治中離世後，中共為其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不知張治中至死是否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而他被欺騙了幾十年，實乃是個悲劇。在最後的那一刻，他是否後悔自己背叛了蔣介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