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在其文中寫道：
右派們手裡還有一張牌。他們趕緊把頭縮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誠的哭喪臉說：「我們不是反共的呀，我們只是意見尖銳一些，但我們是為黨好的呀，我們可以把心掏出來給黨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們幾十萬右派呀！」
這倒是。反右打擊面太大，錯案太多。但已經證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劉鄧們幹的。不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劉鄧們打民間「右派」，那是比毛要積極狠手無數倍的。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的論斷也指出：「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中共建政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整風——反右派運動，乃滔天罪惡，已經非常明確。本文談的是：究竟誰是罪魁禍首？
答案是肯定的。作為罪惡的毛共核心領導集團成員，每個人都有責任，誰都不可能出自污泥而不染。
劉鄧相比，鄧小平在反右問題上責任重大，因為他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
但是，像王希哲所言，應由劉鄧承擔主要責任，則是胡扯八道。說什麼「不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劉鄧們打民間「右派」，那是比毛要積極狠手（註：文理不通）無數倍的。」，都是胡扯八道！即使罪惡極大的「89.64」，比起毛惡魔「7.20」鎮壓「百萬雄師」，比起毛惡魔發動的鎮反運動，都是小巫見大巫！
第二個問題，從制度上看，毛澤東與劉鄧誰應負主要責任？
眾所周知，共產黨實行的是極權制度：一把手天馬行空，一手遮天。
鄧小平雖然時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但充其量不過是前線總指揮而已，身後還有個總司令，即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鄧與毛是掌柜與老闆的關係，經理與董事長的關係。
王希哲這廝，竟然要助手承擔主要責任，豈有此理？
第三個問題，中共領導層鼓動狠狠打右派，誰最積極活躍？
1957年6月14日與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接連撰寫兩篇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痛批「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公然放言：「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如上所述，1957年7月8日在上海、7月18日在青島、10月7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連續號召黨內高級幹部：「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是圍剿······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鬆動！······現在是暴雨天！」「歷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民主黨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以後採取剝筍政策······象張軫那樣的傢伙，就要狠狠地整！······今後反右派就是兩個字：一叫深，二叫改。對內和，對敵狠！反革命搞得厲害的地方，要鎮壓！肅反不徹底的要殺一些人！······有反必肅！抓起來再說。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死刑不要輕易廢掉。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各省市對民主黨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斬！」
四處奔波，煽風點火，污言穢語，滿嘴噴糞，怒氣沖沖，殺氣騰騰，中共中央哪一個大員比得上魔頭？——誰比他更瘋狂？
第四個問題，看看毛澤東的「主觀估計」，哪一個人比毛的思想更偏頗？
為什麼要發動整風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痛下殺手？植根於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認識。
張清揚先生《賠償「錯劃右派」的經濟損失，此其時也！》（2008/12/15）指出：
在1957年借「整風」一變而為「反右」有什麼理論根據嗎？有，那就是毛澤東個人的主觀估計。
第一個估計：中國的知識分子應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9頁）對於毛的這個估計和武斷結論，薄一波評論道：「把知識分子都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邏輯很荒謬，好象知識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品，一有知識，就歸到資產階級隊伍里去了。這種提法，也是沒有理論和歷史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把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他們認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腦力勞動者······」（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09頁）
第二個估計，認為中國有6千萬人不贊成社會主義。在1957年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全國究竟有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和許多地方同志摸了這個底。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六億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這個數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2頁）
對於毛澤東的事前估計，薄一波認為：「對右派分子數字的估計，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隨意性，並不是建立在嚴肅的事實基礎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計需要在各種範圍內點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約四百人，全國大約四千人。僅僅過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計又翻了一番，到九月八屆三中全會時，全國已劃右派達六萬二千多人······這說明我們對右派情況並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19—620頁）
薄一波批評毛澤東的估計「不是建立在嚴肅的事實基礎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隨意性」。······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當時強調反對『右傾情緒』的氣氛下，實際上很多這樣的人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說幾句錯話，屬於認識上的問題，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把幾個人在一起的自由言論，說成是反黨小集團；把對某個或某些領導人的正常批評，說成是向党進攻；把向黨交心，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說成是惡毒攻擊，思想反動；把在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不同見解，說成是反對馬列主義等等，這就不能不導致反右派的嚴重擴大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21—622頁）
根據魔頭上述估計，反右運動能不擴大化嗎？——「擴大化」該由誰負主要責任？
第五個問題，反右運動是誰發動的？
如前所述，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煽動大鳴大放。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明確指示：「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們對待民主人士，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538頁）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特意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進一步指示：「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親自為為《人民日報》撰寫重要社論《這是為什麼？》，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正式下達了震驚世界的反右派令！
非常清楚：發動反右派運動的只有一個人：毛大魔頭！——而且，早有預謀！
毛澤東多次說，只有極少數人猖狂向党進攻。那麼，為什麼要發動遍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只要發動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勢必把法制拋到九霄雲外，勢必傷害大量無辜，勢必「擴大化」！
「老常頭」先生《1957：離《國家賠償法》還有多遠》(新浪2010-08-09)指出：
既然反右不以法律為準繩，不經過法律審判，唯一的方法是以言定罪，而當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論大多數系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羅織罪名，無限上綱，甚至於以對當錯，是非顛倒。少數批評執政黨領導及其基層下屬的言論或許有偏激片面之處，但也在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內，應當實行言者無罪，竟也被定罪。某些當時認為錯誤的言論，經過歷史檢驗，其實是不被多數人理解的超前思想或當局難以容納的逆耳忠言。上述種種現象和做派在延安整風中早現端倪並造成嚴重惡果，但它的教訓在中共建政後的成功喜悅中被忘得一乾二淨，毛澤東發動的群眾運動的巨大破壞力，對中國社會的危害和深遠影響是怎麼估計都不為過的。
如此重大罪責，毛澤東能一推六二五，讓劉鄧承擔嗎？——豈有此理！
第六個問題，劃分右派的政治標準，是誰制定的？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
如前所述，根據明確規定的這六條標準，只要對共產黨所作所為稍有不滿，哪怕對中共的基層單位，哪怕對中共個別幹部甚至哪怕對非幹部的積極分子有點意見，或者他們看著不順眼，都要被打成右派——社會賤民！！！
有了這六條劃右派標準，反右派運動必然擴大化！——如果不擴大，豈不奇了大怪？
而這六條劃右派標準，是毛澤東制定的！收到了毛澤東著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之中！
如此重大罪責，毛澤東能一推六二五，讓劉鄧承擔嗎？——豈有此理！
毫無疑問，反右派運動這一滔天罪惡，毛澤東是罪魁禍首！——推不掉！賴不了！
替魔頭洗刷滔天大罪，只能說：喪盡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