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筆者在文中推斷，這位楊淑辰出賣給「外國駐華使館人員」的所謂「機密情報」，不過是當時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文革小報、傳單和其他文革資料之類。楊收集來向駐華使館人員售賣並因此被捕。「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奉命為全國樹「樣板」，楊也作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為「外國特務」慘遭處決。
（本文完稿後，有幸從《記憶》上讀到周七月先生的文章，證實了筆者的推斷。3月5日與遇羅克一起在北京處決的19人中，有一對情人，他們是北京挑花廠的醫生、醫士田樹雲和孫秀珍。2月11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通知》中，當局給出的罪名是，「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先後在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等處，由田犯掩護孫犯將反革命信和情報投入外國駐華使館汽車內十九次」云云。周七月關押中與田、孫相識，與田尤熟。周七月在近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憶》（《記憶》2011年第1期）中說：「以他們的職務（挑補繡花廠醫生和醫士）和社會地位，不可能接觸到罪狀名單上公布的所謂『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又說：「據田樹雲說，他們投遞到某些社會主義國家駐華使館汽車裡的僅僅是社會上公開賣的紅衛兵報和首長講話之類。」楊淑辰賣的所謂「情報」，亦應是此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