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次節目播出的《王滬寧的「核心論」與「權威說」》一文，介紹過了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夠以大內御筆身份官居中央領導核心層、成為七常委之一的王滬寧，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重大理論貢獻」甚至早於他的「組織關係」從上海復旦轉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通過的那份《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最關鍵的兩處內容，特別是：「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這一段，就是出自他王滬寧的手筆。雖然當時他還只是這個中央全會文件的起草小組眾多成員之一，並非主筆，但由他負責起草的那一小部分內容中的「神來之筆」，準確地表達出了時任黨總書記江澤民的心裡話。
王滬寧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編輯和王滬寧審稿，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上市的《政治的人生》是王滬寧迄今為止，最後一部以本名公開出版的個人著作。我們《夜話中南海》欄目更早前播出的《王滬寧二十五年前選擇「下海」是因為「政治常有而政治學不常有」？》一文中，也已經介紹了二十六年前的十四屆四中全會起草過程被公開對外發表後，人已經從北京回到上海復旦大學家中的王滬寧在日記里記述了如下一段內容：凌晨讀《毛澤東的秘書們》，寫了毛澤東的六大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江青、高智和羅祿光，有豐富的材料和細節的描寫，對過去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了解。披露毛澤東對詩的一段評論：「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是寫詩人的深刻體會。
這些全都被王滬寧在進入中南海之前徹底研究了一遍的當年的毛澤東秘書們，胡喬木和江青都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不過胡喬木並不是在毛澤東時代官至於此的，是後來的鄧小平進一步成就了他。而「毛澤東同志的政治秘書」出身的陳伯達，當年也是和如今的王滬寧一樣，靠「筆桿子」被領袖犒賞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
早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筆者一度還對王滬寧在十九大上進常委，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七人之一持懷疑態度。二零一七年夏天發表的《十九大的王滬寧何去何從？》一文中，筆者曾分析說：中共黨史上，稱得上是黨內理論家，曾經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捉筆代刀者，只有陳伯達一人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但那，畢竟是發生在「文革」的所謂「非常時期」。
筆者當時的確以為，王滬寧在進入中南海之前已經著述頗豐，在政治理論界也稱得上影響廣大。但他當時的名氣，與早他半個世紀因為一篇文章而「揚名天下」的陳伯達還是不能相提並論……。所以習近平如果在十九大上要拉王滬寧入常的話，除非只讓他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就如同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之間的李常春，否則等於是讓他王滬寧揚短避長。從這個角度分析，筆者傾向於相信如果政治局常委仍然還維持七人制的話，習近平想勻出一個位置給王滬寧的話，王滬寧都會堅辭不受。
但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發生的事實卻是，雖然政治局常委仍然維持七人制，而不是江澤民當年安排李長春入局時的九人制，但習近平還是想出了一個在七人制的常委會裡勻出一個位置給只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王滬寧的辦法，那就是政治局常委里不需要安排一個他習近平本人的總書記位置的備胎。而這種安排的一個基本前提，又是王滬寧在主持起草十九大文件，特別是主持起草黨章修正案的過程中，向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建議「應該把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準確無誤地在新黨章中表述出來」。很明顯的用意當然是籍此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示，他習近平已經絕沒有可能像他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樣接受十年換代的「陳規」制約。習近平的「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習近平的」特色思想」一樣，「都必須長期堅持不斷發展」！
如此一來，中共十九大上才沒有沿襲黨內「慣例」，象十七大一樣，把一個總書記的備胎安排為分管常務的政治局常委，從年齡角度形成所謂的「接班梯隊」。於是就「順理成章地」把那個相當於「副總書記」的專門分管黨務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也就是十八大上的劉雲山所獲得的那個位置，安排給了沒有半天各級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王滬寧。
據陳伯達本人當年的機要秘書回憶，文革之初陳伯達曾堅決不願意被委任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他對身邊的人再三表示「這個差事我幹不了」。為此事他和周恩來說過三次，周恩來最後跟他說：「你作為共產黨員，中央不能給你分配工作了嗎？」這樣，陳就沒話說了。
同樣的話，陳伯達也當面跟毛澤東說過：「主席，這個事我幹不了，我是個書生，康生干比我合適，他原來是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干比我強。」主席回答他：「你把那個書生氣去掉不就可以了嘛！」這他就更不好再說什麼了，就這樣他當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這段歷史，王滬寧在一九九四年夏秋之交，參與為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的過程就已經熟讀過了。至於他王滬寧本人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籌備期間，對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樣一個高位是否也如當年的陳伯達一樣，誠惶誠恐地謝絕過一番還是欣然接受，自覺受之無愧，筆者傾向於相信後者。因為假如當年沒有陳伯達，仍然還是會有毛澤東思想，但如今沒有王滬寧的話，肯定不會產生習近平「特色思想」。
本專欄三年多前的另外一篇文章《王滬寧有辦法令自己不會成為中共黨內「第二個陳伯達」》仲介紹說：陳伯達一生寫過很多文章，在抗戰時期發表的《評〈中國之命運〉》算是他的開山之作。後人評價，這也是陳伯達寫得最好的文章。
陳伯達靠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大背景是，1943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其侍從秘書陶希聖起草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洋洋灑灑十幾萬言，中心論點就是一個：宣稱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蔣介石才能救中國，並對中共全盤否定。在推廣發行這本書時，國民黨方面可謂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其價格卻極便宜，讓老百姓都買得起。因此，該書的發行量很快就超過了100萬冊。
面對國民黨發起的宣傳攻勢，當時的中共方面決定進行「反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一文。全文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中共中央宣傳部借這篇文章進行了一次黨內黨外的擴大宣傳，大後方印了幾萬本小冊子，不但在根據地發行，還發行到了重慶，甚至還翻譯成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評〈中國之命運〉》一時洛陽紙貴，國民黨下令嚴禁此文，稱作者為「陳逆伯達」，陳伯達因此名噪一時……。
陳伯達日後的下場眾所周知，但在被毛澤東拋棄之前，他確實是毛澤東最為信賴、最為倚重，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一個所謂「我們黨最好的理論家」。而相比於當年的陳伯達之於毛澤東，如今的王滬寧之於習近平豈止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事實上，當年無論是陳伯達，還是胡喬木，或者其他什麼人，他們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說到底只是不同時期的不同程度的輔助作用。而王滬寧對習近平「特色思想」的從無到有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絕對是創造性的。
王滬寧與陳伯達之間的共同點還有，都是從未擔任過基層幹部，黨內政治履歷極為單一：從幕僚、御筆到政治局委員，再到政治局常委。
兩人早年都有留洋經歷，王滬寧是留美，陳伯達是留蘇。
陳伯達倒台並被關進秦城監獄之後，當時也還在秦城監獄裡的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師哲等人都被要求寫材料揭發陳伯達。專案組向他們透露的陳伯達的重要罪名之一就是「蘇修特務」。不知道王滬寧在讀到這段歷史時，是否曾擔心自己會在某一天被人按上「美帝特務」的罪名。畢竟他早年曾經先後在美國的一兩所大學擔任過「訪問學者」，而且當時拿的百分之百都是美國學術機構的資助。
一九九四年盛夏，在京中央領導們在七月下旬都到北戴河度例假，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的整個起草班子也追隨前往。《政治的人生》一書中對他王滬寧當時去北戴河住的是什麼級別的招待所，甚至下火車是直接被汽車從站台上接走的細節都有記述。
他當年公開發表的詩作之一，就是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晚飯後去游泳寫下的《泳浪》。日記中說，他自己「遊了一陣，有一種化入浩瀚的大海的感覺和想像」。全詩的內容是：遠風勁疾近處急，濤立波伏長堤低。濁浪排來海躁怒，清沙捲去意平息。俗心漸化涌峰上，聖念忽臨水色際。再現中流滔萬傾，似見湘客又搏擊。
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都會明白，此詩中的「湘客」說的是毛澤東。
寫作此詩的當夜凌晨，他王滬寧又細讀了《毛澤東的秘書們》。筆者當年曾經在相關文章中寫道：「伴君如伴虎，哪個朝代都一樣」。當年的陳伯達進到秦城監獄後才如夢方醒，如今的王滬寧如果對陳伯達的下場沒有過感慨，鬼才相信。
現在我們從網際網路上可以查得到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三人，分別於三個不同年代的夏天在北戴河海游的圖片。不知道六年前的王滬寧是不是在北戴河看到江澤民學著毛澤東的樣子，同樣也是挺著高高的肚子在海里仰泳的情景才想出了「似見湘客又搏擊」一句。
至於日後又年復一年地陪同習近平到北戴河例假期間，他王滬寧是否又寫下過「似見湘客又又搏擊」一句，我們外界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再沒有機會公開發表了。
回想當年，陳伯達以毛澤東政治秘書身份跳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共黨的九大召開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產生」出的五人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成人員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以及常委陳伯達、周恩來和康生。後三人的排名是按姓氏筆劃的多少為序。
從被毛澤東指定為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級別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到被毛澤東下令關押進秦城監獄，前後大概是五年時間，正好相當於現在的中共政權兩次全國黨代會的間隔時間。
但現在仔細分析對比一下，當年的陳伯達倒台之後，毛澤東思想還在「繼續發展」，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但如今假若沒有王滬寧的話，習近平的「特色思想」真的就無以為繼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習近平身邊沒有一個王滬寧，豈止是那些「思想體系」中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王滬寧原創或者主創，就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名稱本身也都不是他習近平本人能夠設想出來的。
所以，只要他習近平身邊不會出現一個相當於當年張春橋式的人物，如今的王滬寧就不至於步當年毛澤東身邊陳伯達的後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