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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個曾被醫生下過正式診斷的心理疾病患者

—江青的文革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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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一群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醫生在給她做了細緻的身體檢查後,並沒有發覺生理器質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認為她患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等心理疾病,並向毛澤東作了正式的報告。上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醫生診斷為有嚴重的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有著嚴重的失眠、恐懼、脾氣暴躁等症狀。這一病狀在目下的國際精神病學中,也已經被歸入精神疾病的範疇。

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任何政治人物都首先是人,他們的心理活動——不管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健康的還是病態的——都會對他們所領導和參與的政治運動發生或正常、或病態的影響。例如,美國政治心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的哈羅德·D·拉斯維爾(Harold D. Lasswell)就曾通過他的一系列著作,開創了一種用精神病理學和政治學結合起來研究政治人物的新嘗試。當然,誠如拉斯維爾所言:「嘗試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證明政客都『精神錯亂』。實際上,對於揭示不同類型公共人物的發展輪廓這一核心問題來說,具體的病理是次要的。」

作這一如是觀,對江青的心理活動,尤其是病態心理的研究,也是全面地研究她文革中完整的政治活動和反常的政治行為的「核心問題」之一。這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江青和任何被懷疑有「精神錯亂」的政治人物不同,她是一個在文革前就被醫生正式診斷出患有多種心理疾病的病人。她又是帶著這些精神疾患進入這一政治風暴之中的。加上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毛又在文革中充分發揮了他們「夫妻政治」的功能,使江青在文革中成為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傾一時的女人。儘管精神疾病並不是江青在文革中大施淫威、迫害他人的主要原因,但絕對的權力決沒有有助於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療。相反,權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發和大為拓展,從而對社會帶來了更大的危害。在這一點上,絕對的權力卻成了江青變態人格的放大鏡。而兩者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更成了江青和整個文革研究中或不可缺的一環。

一個曾為醫生下過正式診斷的心理疾病患者

從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分析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動,一個首要前提是必須說明她是一個心理疾病患者。這一點無需譁眾取寵和危言聳聽,是有著堅實的病例和病歷為事實依據的。江青自中共建國以來一直聲稱她有「重病」。1958年7月,一群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醫生在給她做了細緻的身體檢查後,並沒有發覺生理器質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認為她患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等心理疾病,並向毛澤東作了正式的報告。「強迫觀念」也稱為「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種精神疾病。「雙重人格」,也稱為「多重人格障礙」,在最新的精神病學上已經被歸入林林總總的「變態人格」(Personality Disorder)的大範疇,當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種。另外,在上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醫生診斷為有嚴重的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有著嚴重的失眠、恐懼、脾氣暴躁等症狀。這一病狀在目下的國際精神病學中,也已經被歸入精神疾病的範疇,它常常和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恐懼症(Phobia)及強迫症有關。簡言之,江青文革前的精神方面的病疾,是為醫生診斷過、並有過初步結論的。

另據江青的秘書楊銀祿回憶,他在1968年剛剛去江青處報到時便被告知她有嚴重的「植物神經功能紊亂」(Autonomic dysfunction)的病,「特別怕聲音,還怕見生人,一聽到聲音,見到生人,就精神緊張,出虛汗,發脾氣」。無獨有偶,這一疾病林彪竟然也有,用林夫人葉群的話來說:「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是知心朋友……性格是一樣的,生活習慣是一樣的,身體狀況也是一樣的,都怕風、怕光、怕聲響,都好出虛汗,……是同病相憐呀!」根據有精神病學領域「聖經」之稱的、由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5),它和三種精神疾病有關聯:1)睡眠-覺醒節律障礙(Sleep-Wake Disorders);2)物質相關和成癮性障礙(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3)路易體神經認知障礙(Major or 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With Lewy Bodies)。

在中文世界有關精神疾病的著述里檢索一下這種怪病的症狀和起源,也會發覺它常常由心理因素造成:「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是一種內臟功能失調的症候群。包括循環系統功能、消化系統功能或性功能失調的症狀,多由心理社會因素誘發人體部分生理功能暫時性失調,神經內分泌出現相關改變而組織結構上並無相應病理改變的症候群。……情緒症狀表現為煩躁、焦慮、情緒不穩、多慮、多疑、多怒、緊張恐懼、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等。」換句話說,這一所謂的「植物神經功能紊亂」,也可能是江青原來就有的精神疾病造成的。

在眾多的江青的傳記和江青接觸過的人的回憶錄中都對她得精神疾病的過程有所描述,稍作瀏覽還會發覺都大體符合現代醫學關於該疾病發展的脈絡。江青在中共建國以前大概因為衛生條件的限制,得了子宮頸糜爛的婦女病,1955年被婦科專家檢查出有癌變:「醫生跟江青說明病情後,江差點崩潰。經由醫生們一再保證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療,她才平靜了下來。幾天後,江便乘飛機往蘇聯」。根據陪江青同去蘇聯的中方翻譯的描述,江青在蘇聯「這次做化療有反應,情緒差,脾氣也不好」。據蘇聯方面指派的翻譯卡爾圖諾娃回憶,她也覺得江青當時非常「喜怒無常」。她舉了如下的例子:

有一天我去江青的單間病房,我記得,是在二樓。在門廳我看見瑪申卡(她是庫圖佐夫大街裁縫店的裁縫)在埋首哭泣。我問她出了什麼事。她說:「要是你趕上了這種事也得哭。我給她(江青)趕了一夜才縫好的連衣裙,讓她試試,可是她卻不願意試!」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江青情緒不好。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療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複查。複查結果令人滿意」但問題是江青本人並不這麼看。據她身邊的醫生觀察,儘管「蘇聯的放射治療非常成功,但她變得更難以伺候,抑鬱消沉」:

江青從蘇聯接受醫療返國後,神經衰弱更形嚴重。她認為她有重病,子宮頸原位癌復發、咽部淋巴結髮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頭上似乎壓了一個鐵盔。她自稱是淋巴體質。她說耳鳴,好像有個蟲子向耳里鑽。怕風、怕光、怕聲音,而且有一種恐懼感。她長期有失眠症,安眠藥換來換去,然後又說藥物過敏。她對安眠藥上癮。她生病也生上了癮。但她的鈷六十放射治療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癒。

從現代精神病學的數據來看,癌症病人如果不能對自身疾病缺乏了解並過度的恐懼,是非常容易患上憂鬱症等心理疾病的。「一項研究以3個癌症中心的215名癌症病人為對象,調查研究他們當中精神病的患病率。德若伽提斯(Derogatis)(1983)發現47%的病人出現精神病的症狀……隨著病情的加重,病人換上抑鬱症的機率也增加。」

然而,江青在上面所講「恐懼感」恐怕絕非只是對癌症這樣一種疾病的恐懼,更是對由此而引發的對她和毛澤東婚變的恐懼。因為上述的婦女病,江青大約和毛在1955-1956年間開始便沒有了夫妻間的性生活。毛澤東雖然沒有和她離婚,但不停地在外面找年輕的女人,使江青有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時時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恐懼:

因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別的女人取代。剛開始毛為了顧及江青的顏面還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也沒有那么小心謹慎。江青就撞見毛和她自己的護士許多次。她作為一個女人,自尊心受極大打擊,但又無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不要她。

對江青的原始病源,毛澤東其實心裡非常清楚。他對自己的御醫李志綏開誠布公地說過:「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講不會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

這其實並不奇怪。這種因丈夫的外遇而導致妻子的精神疾病,在現今的網上被稱為女性的「外遇型的精神疾病」,屬「憂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女性心理疾患的來源。不管毛澤東對婚姻的不忠是否是江青的病源,江青在文革前便有不輕的精神疾病應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說來頗具諷刺意味,1958年那一群中國大陸的頂尖的醫生們診斷江青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的精神病患時,開出的治療方法之一是建議江「多參加文娛活動」。不料沒多久毛真的派江去了文藝戰線,先搞京劇改革,後又發動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在政治風暴中獨領風騷、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的旗手」——這絕對是李志綏等一群中國職業醫生們在陰差陽錯中始料未及的。

偏執型人格、政治報復和「第一夫人情結」

據李志綏回憶:「江青參與政治後,她原本的神經衰弱就逐漸消失無蹤,我的日子相對也好過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調停她和護士們之間的爭吵。」但李醫生又補充道:江青對和她有裂隙的人「舊恨難消,政治權力給了她報復的機會」。事實上,政治野心的滿足可能一時減輕一些江青的心理疾病的症狀,但絕不可能根治它們。江青秘書楊銀祿在上一節的證言表明,這些症狀還都是存在的。因為江青在文革中口含天憲、權傾一時,導致更嚴重的問題發生了:她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在政治運動中的大肆報復。江青確實是帶著她的病態心理進入文革歲月的。但是她患的畢竟還不是完全喪失自主意識和語言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說,那些心理病患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她的政治活動,但畢竟還沒有到主導她全部意識和人格的程度。

從精神分析的視角來看,江青的「報復心」和她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經歷應當有一定的關聯。江青在1937年進入延安之後所寫的小傳里說:

我是產生在一個已經走向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家庭里。在我的記憶里,童年的生活從滿了恐怖、淒涼的情調。

這些「恐怖」和「淒涼」具體是指一些什麼樣的經歷呢?江青在在接受美國女學者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的訪問時回憶道:他父親是一個開車輪店的山東小財主,但在家庭生活中充滿了「狂暴行為」。他經常野蠻地「毆打母親和我們小孩子」,以致他們只能離家出走、「到他家做僕人」。父親的家暴甚至使江青從小就產生了一種社會性的報復心態,「認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她們母女兩人當僕人的經歷非但饑寒交迫和流離失所,更備嘗了寄人籬下的世態炎涼:

她小時候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或真正屬於女孩子的衣服(說到這裡,她的語氣帶著怨恨),所有衣服都是哥哥穿剩的,頭上的兩根小辮子給她帶來了不少麻煩。在他母親東主家有一個小女兒,喜歡模仿江青的怪摸樣。一次,那個孩子有捉弄她,猛扯江青的頭髮,她痛極而怒,使盡全身力氣把那個孩子推倒在地。可怕的情景出現了,東主家的人都忙著幫那個孩子,結果,江青的母親被解僱了。

西方心理學的兒童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認為:如果個體在兒童期收到冷落、虐待等創傷,其情感發育就會受損,形成一種與別人在感情上疏遠的不良傾向。在被欺負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對周圍環境的感受是孤獨和恐懼的。當他/她一旦成長並強大後,便常常會由感受孤獨變成敵視周圍,由恐懼某種對象,變成對這種對象的報復。江青曾在接受上述訪問時坦承:她少女時對欺負過她的人就有很強的報復心。例如,1929年她被濟南的山東省實驗劇院錄取,主要學習現代戲,也有一些古典音樂和戲劇課。當時僅有3個女生的班上,另外2個與其他同學一樣,看不起江青,因為她穿著破舊。於是江青「設法搞惡作劇報復」:

學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廟裡,夏天,房間非常悶熱。下課後,學生經常到大殿乘涼,江青清楚地記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佇立在大殿中央。他戴著巨大的、前後帶珠簾的帽子,兩側是72位聖賢,他們是他的弟子。一個悶熱的夜晚,江青走進大殿,在一把舊藤椅上坐下來。那兩個女同學走進來,命令她搬椅子給他們坐。江青順從她們的要求,先提起一盞燈籠,幫助她們搬來兩把椅子。可是當她們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後,江青卻不動聲色,提著燈籠悄悄溜出殿外,把門關上,逃之夭夭。兩個女孩子突然間被關在陰森可怕的大殿內,嚇得大叫救命。……

一般說來,報復是因為一個人的利益因另一個人的行為而產生一定量的損害,那麼前者的報復心理會期待讓後者也產生不低於該量(一定量)的利益上的賠償,或也產生不低於該量的利益上的損害。在江青少女時的上述「惡作劇報復」中,我們看到這個「量」的範疇是得到了控制的,因而還是可以理解為一種沒有偏離正常太遠的人格和心理行為。然而,美國女學者羅克珊·維特克在訪談時還敏銳地發現:江青掌權後所闡釋的文革政治動機和起源故事,則「一半出於想像,一半出於真實,直到她掌握了足夠的權力毀滅他們[這裡指江青要打倒的對象——筆者注]。個人復仇被融合到了為毛的政治服務的方針中,驅使她要來一場文化大革命……」如果說追逐權力對戀愛中的女人是一種天然的春藥,那麼被掌握的權力對使用她的女人更可能是一種可怕的毒藥。在江青文革的政治活動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很多政治權力極端地擴大和深化了了她的報復心理,以致使她做出一些令人很不理解非常態甚至病態的失控行為來。

1966年7月26日晚間9點多,江青、陳伯達、康生帶著中央文革全套人馬在北大召開了萬人大會,動員學生起來反對工作組。這大概是江青在文革初期的群眾大會上的最早的講話之一。然而,江青在大會上突然講了一件毛澤東家庭里的親屬間的矛盾,並把它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據當時紅衛兵傳單中的簡要記錄,江青是這樣憤怒地聲討了毛的第二個兒媳婦邵華(當時在北大中文系就讀)和他的母親、即毛的親家母張文秋的:

下面我來講講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他的幹部名單里有個叫張少華的。這個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組領導人物。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手。她欺騙了中文系五年級同學。我不知道她用什麼辦法沒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我的一個孩子有病,一個護士同志發揚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護理我的孩子,後來張文秋、張少華他們趕走了護士,跟他(指毛岸青——筆者)結婚!(氣得說不出話)……革命同志們,教師們,四年來我們受盡了氣,我是受他們害的,本來我沒有病,我的心臟病就是被他們逼出來的,我講不下去了,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幾句話。(她很激動,講不下去了)

據說當時的萬人會場一時寂靜了下來,因為大家實在不知道這個「張少華」是何許人,為何惹得第一夫人如此大發雷霆。至於張文秋,更從來沒有人看到過說她是「政治騙子手」的「全國通報」(並不存在)。這裡還有當年在會場上的北大學生繪聲繪色的回憶:

突然有嗓子嘶啞的女人哭聲響起,會場頓時寂靜下來。

「我要控訴,我要抗議!階級鬥爭搞到我們家裡來了!」江青在擴音器旁哭述起來:「特務搞到我們家裡來了!我氣憤!我要控述!」

這下會場上萬雙耳朵都豎起來了,大家踮起腳尖要看是誰在哭述,一看是江青,偉大旗手!只聽江青沙啞地喊:「張少華在不在?」

整個會場都暈了,不知道旗手喊的是誰?

有人對著麥克風大喊:「張少華在不在?」無人答應。誰叫張少華?上萬人墮入五里霧中!

江青手舞起來,喊:「同學們,小將們!你們看看張承先的幹部路線!他就是推行叛徒特務路線!在張承先的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叫張少華的,女的!她的母親張文秋是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註:始終未看到全國的通報)!張少華說她自己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不承認,就是不承認!……同學們,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搞到我們家裡來了!同學們,小將們,這4年,我在文藝界工作,受夠了彭真周揚迫害!我本來沒有心臟病。現在我的心臟也不好了,心臟也有毛病了!我要控訴!我要控訴!」

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江青在這個萬人大會上的表現不僅大失她作為「中央首長」的人格和第一夫人的身份,還表現為一種的底層潑婦式的歇斯底里。然而,歇斯底里症(英語:Hysteria),表面上看來只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情感發泄,在心理學上其實是一種精神疾患的外顯。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它已經被歸入「人格障礙」的範疇,也就是文革前醫生給江青診斷的「雙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障礙」。通俗地說,「人格障礙」是指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反應和意志行為與正常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而「多重人格障礙」則進一步說在一個人身上有超過一個的人格存在:除了正常的,還有多種非正常的。在世界精神病學的著述中羅列的十餘種病態人格里,有一種叫「偏執型人格」(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徵似乎比較符合江青的上述表現。「偏執型人格」是一種病態人格,它的嚴重性已經介於正常人格和偏執型精神病人之間。因為它具有攻擊性,便常常是犯罪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犯罪心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的羅大華在他那本著名的《犯罪心理學》中是這樣描述這一變態人格的:

偏執型人格障礙是一種以猜疑和偏執為主要特點的人格障礙。患者的臨床特點為主觀、固執、敏感多疑、心胸狹隘、報復心強、自我評價過髙、容易攻擊衝動。一方面可表現為驕傲自大,自命不凡,總認為懷才不遇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在遇到挫折或失敗時又可表現沮喪、埋怨、怪罪他人,推諉於客觀而易與周圍人或領導發生衝突。他們常產生關於被害的、關係的或嫉妒的超價觀念(由強烈情感加強了在意識中占主導地位的觀念),可能產生報復性或攻擊性行為。

精神醫學上所講的人格,是以性格為核心,還包括先天素質、氣質、智慧、適應社會的方式與能力以及個人的心理特徵等方面,是由軀體的、心理的、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穩定複合體。人格障礙主要表現為人格結構和它的組成部分在均衡發展上產生障礙,突出地表現為情感和意志明顯偏離正常。我們不妨來對照分析一下,江青如何在北大的萬人大會上表現出種種「偏執型人格」的特徵。首先,江青的表現「以猜疑和偏執為主要特點」。事實是:邵華(張少華)和毛澤東第二個患精神病的兒子毛岸青的婚事是得到毛親自的批准和支持的,而且毛岸青也不過是江青的繼子而已,有他的親生父親毛澤東同意應當就可以了。而江青因為對此婚姻的不滿,便猜疑成一種至少邵華母女是想在毛澤東家裡和她爭權奪利的陰謀(「階級鬥爭搞到我們家裡來了」),還要把邵華的母親張文秋胡說成「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手」。其次,江青把他和毛的家事搞到萬人大會上來上綱上線,又可見她的「心胸狹隘、報復心強」和「容易攻擊衝動」。據江的秘書回憶,江青和她的兩個繼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長期不和。她一直把他們作為要在毛澤東身邊要清除的「楊開慧勢力」。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逝世後,有精神病的毛岸青就成了下一個要從毛家趕出去的對象。江青在上述講話中所提到的那個護士(「我的一個孩子有病,一個護士同志發揚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護理我的孩子,後來張文秋、張少華他們趕走了護士,跟他[指毛岸青——筆者]結婚!」),其實是毛岸青在蘇聯治療精神病時的一個蘇聯護士。江青非常支持這樁跨國婚姻,還提前送了新娘禮物。因為這樣就可以讓毛岸青定居蘇聯,永久地趕出毛家。最後,江青還確實把自己放在「受到迫害」的地位(「現在我的心臟也不好了,心臟也有毛病了!」),從而把這一變態離奇的「報復性或攻擊性行為」在她的另一重變態人格中上合理化。當然,因為邵華畢竟是毛澤東喜歡的兒媳,江青的這一行為當時並沒有產生直接的嚴重後果。

應當補充的是:江青的這種歇斯底里的「衝動」在文革中屢次發生,而且越來越具有「攻擊性」。有時,江青的「攻擊性」竟發展到在公眾場合使用暴力的程度。以下是幾幕鮮活的歷史記錄:

其一,因為宋慶齡是民國的以嫻靜雍容、溫文爾雅聞名的第一夫人,一直為江青妒忌。加上文革初宋又對江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詞,江青便多次在公眾場合把《宋慶齡選集》扔到地板上,並「像發了瘋一樣似的」用「雙腳踐踏」,還「咬牙切齒地咒罵」。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目擊過這類事情。他說:「有一次,江青走進我的辦公室里,到我的書架跟前查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精裝的《宋慶齡文集》,就拿下來摔到地上,用腳踩。……簡直就像發神經。」

這裡應當一提的是:當年和江青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中,並非陳伯達一人認為江青精神不正常,原《光明日報》總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也認為「江青精神不正常」。為此,江青「不能容忍」,堅持把他打倒。

其二,1966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江青因為她要揪出賀龍提議一時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採納而放聲大哭。陳伯達因和她不和,便用嘲諷的口吻勸了一句。不料江青「騰地站起。直對陳伯達破口大罵:『你是什麼東西』!你還配穿軍裝嗎?『說著,江青什麼體面、影響都不顧了,撲了上去,一把揪住陳伯達的衣服領子,用力一拽,只聽』撲哧『一聲,把陳伯達的領章揪了下來。」

其三,因為江青多次撞見毛澤東和他的年輕女友的「大被同眠」而醋罐打翻,毛澤東便在1969-1970年左右下令警衛部隊未經他批准不允許江青到他的住處。有一次,江青為警衛人員阻攔,便手提木棍,要動手打人。

其四,江和毛分居後老是要干涉毛的起居飲食,均遭到毛的嚴詞拒絕。一次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來傳達毛不允許她「干涉」毛的飲食的指示,當場被她「氣急敗壞地狠狠地踢了一腳,然後揚長而去。張耀祠撫摸著疼痛不已的腿,真是哭笑不得」。

其五,1976年9月18日,江青竟和毛澤東的表侄女王海容一言不合,就在毛的追悼會上大打出手……

對於江青在政壇上的種種歇斯底里和耍潑撒野的表現,毛其實完全是心知肚明的。1967年8月毛在武漢,正值武漢事件發生,江青和林彪(葉群)等人在北京大造輿論,要一舉揪出所有的「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的御醫李志綏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描述:

我們還在武漢梅園招待所時,毛每天看《魯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講了一句:「葉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雖然毛對江青鬧得天翻地覆的行為不安,他還是沒有採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動。

這裡的「阿金」,是指魯迅小說化的散文《阿金》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城市女傭。她雖然出身卑微,但不甘於做人下人。她行為放蕩不羈,敢於耍潑撒野。阿金一來,便引發了周圍男人們的追逐和巷戰。魯迅在文中自嘲說:阿金搖動了他三十年來的信念。他一直認為男性的作者「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是冤枉,「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麼,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毛澤東私下講江青、葉群是「阿金式」的人物,其評價當然是負面的。毛深知她們是可能「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的「女王」或「皇后」。但時隔不到兩年,卻又是同一個毛澤東,卻批准了江青和葉群一起在九大進入中共最高的中樞機關當了政治局委員。據說毛澤東還說過:「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西方的兩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提出過這樣一個頗具真知灼見的觀點:「毛不擔心江青的耍潑胡鬧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層製造一種人人提心弔膽、朝不保夕的氣氛。在毛面前,江溫順得像只小貓,只有毛能夠帶給她災難。」

江青的這種無端猜疑和瘋狂報復的變態人格,在打倒劉少奇和把他夫人王光美誣陷為「美國戰略特務」的專案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這裡首先必須說明的是:從歷史問題上入手、調查並拼湊打倒劉少奇的材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創造發明。在公正的歷史研究中,江青完全沒有必要為毛承擔任何他的罪孽和過錯。這裡必須反對用批老婆來為皇帝代罪的「女人禍水」的傳統偏見。然而,江青在這一文革最大的冤案中確實又有她個人的創造和發明。所謂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批准成立、由周恩來親自任組長的。當時主要負責具體操作的是公安部謝富治。皮相地看來,江青和它的關係並不大。然而,謝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個批示中卻泄露了天機:

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在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首先報告江青同志。

江青自己在中國大陸對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庭審中也承認她插手這一專案工作是「受了委託」——當然是來自毛的「委託」。然而,對劉的妻子王光美的審查,並把她打成「美國戰略特務」便基本上出自於江青的首創。其實,這一罪名的極度荒謬是顯而易見的。據專案組稱:王光美成為美國特務是她在北京輔仁大學畢業前後。屆時王只有24歲,並沒有和任何美國政府人士有過接觸。她被北京地下黨介紹去當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英文翻譯是1946年2-3月的事,而此時美國戰略情報局已在一年前解散了。在江青的親自批准下,專案組逮捕了原輔仁大學的代理秘書長,後任河北師院外語系教授的張重一和原輔仁大學教授,王光美的老師楊承祚。江青要他們承認發展了王成為美國的「戰略特務」。而其中張重一根本和王「連話都沒有說過」。張、楊兩位渾身是病的老人都死於王光美專案組的瘋狂刑訊逼供之下。專案組的初步結論說:「從調查和審訊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斷定王光美是戰略情報局的一個特務」。而江青對這個已屬荒謬的結論還大不滿意,打了一個大「X」,批道:「搞得不好,退王專案組」。於是,結論又升級成了「根據現有材料證明」,王光美不僅是「美國特務,」還是「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了。

從江青和王光美的歷史交集來看,兩人之間似乎沒有深仇大恨。為什麼江青要對她如此逞凶施虐呢?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造反派開過一個批鬥王光美的萬人大會。據當時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光宇後來揭發,江青通過關鋒派他去清華大學暗中操縱,還特別要求造反派給王光美穿上她出國訪問穿的衣服項鍊以示侮辱。這一細節清楚地揭示了江青的仇恨和她對王光美作為國家主席夫人頻頻出國訪問的嫉妒有關。長期以來,江青一直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第一夫人情結」。照理,江青自她和毛澤東結婚始,便已經是中共的第一夫人,應當沒有這一情結。但是事實恰恰相反。一方面她固然是第一夫人,但在她嫁給毛澤東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卻無法獲得她嚮往和應有的地位和名分。在新中國建立以後,她應當可以當上名副其實的第一夫人了,卻又因病而和毛長期分居,從沒有隨毛出國訪問而名不符實。而王光美,卻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訪,在海外出盡「第一夫人」的風頭。

「情結」(complex)作為一種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群重要的無意識組合,或是一種隱藏在一個人神秘的心理狀態中,強烈而無意識的衝動。既然情結是一種「結」,必然在無意識的洶湧中呈現為難以消解的糾結和矛盾。由此便產生了一種同樣難以消解的嫉妒(Obsessional jealousy)。按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標準來看,這是「強迫症或和它有關的人格變態」(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的臨床表現之一。而「強迫症」,又正是文革前的醫生們對江青心理疾病的初步診斷之一。應當補充的是,這種難以消解的嫉妒,在上述精神病學的著作中同樣是江青的變態人格——偏執型人格的臨床表現。

如果說江青的嫉妒只是存在於她的主觀意識里,不轉化為行動,便並不會構成犯罪和對社會的危害。而根據羅大華的《犯罪心理學》,由這種偏執型人格導致的精神病,是危害社會最多、最容易導致犯罪的精神病類型之一:「偏執性精神病人因其意志行為受妄想影響和支配,……往往導致傷害、殺人、誣告、反社會言行等各種危害行為。……很可能對妄想對象採取報復、攻擊行為」;而「嫉妒妄想」則更可能惡性發展到「兇殺行為」。如果說文革前的江青,因為手中無權,哪怕她妒火焚身也無法對王光美實行報復。而文革使江青差不多到達了權力的頂峰,她可以輕易地利用國家機器(如王光美專案組)置王於死地。王光美確實差一點被槍斃。九大以後,林彪為討好江青和她的專案,批示判處王光美死刑,還要「立即執行」。後因毛澤東念及舊情,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倖免於難。

從被迫害妄想到現實中的迫害狂

作為毛澤東的文革同謀和主要打手,除去她的領導責任,江青還直接誣陷和迫害了大批無辜的幹部和群眾。其數量在1980年中國大陸對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官方起訴文件中有如下的披露:

被告人江青隨意點名誣陷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和群眾。……至於江青個人究竟點了多少名,誣陷了多少人,這個數字現在是很難統計的。我們僅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這段時間,從江青的部分講話錄音中就查出被她直接點名誣陷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反革命」等等罪名的幹部、群眾即達一百七十四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二十四人。凡是被她點名誣陷的人,絕大多數都遭受了各種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傷了,有的被整殘廢了,有些人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

為此,江青在文革後的批判文章中常常被人們稱為「迫害狂」。說到江青的誣陷和迫害,這裡還有一些反常現象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在為江青迫害的對象中,當然有很多是她明知對方不是「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和「反革命」的。但是江青為了毛的權力鬥爭的需要,有意羅織罪名、陷人於囹圄之中。這一類的政治迫害,沒有江青也會有毛的其他打手來如期進行,她不過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另一種則不是如此。他們並非來自毛的意願,江青卻似乎確實懷疑和認定被迫害的對象有問題。儘管江的這種主觀意識在稍有正常邏輯思維的人看來都是荒唐不羈的,但江青當時卻言之鑿鑿,信之不疑,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戲劇的效果,以致不時地鬧出笑話來。

在江青秘書楊銀祿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則「一顆安眠藥、驚動政治局」的故事。講的是1972年3月4日晚上(林彪事件以後),江青在不經意中吃了護士曉兆給她的備份安眠藥,忘了,還責怪曉兆沒有給她。本來這件小事到此就可以了結了。但是江青一聽說曉兆是「廣州軍區調來的」,立刻就懷疑她是「黃永勝派到我這裡來的」。還打電話叫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都來調查這一林彪集團「迫害」她的陰謀。江青的胡鬧顯然沒有得到她同事們的支援,因為曉兆不過是一個護士,而所有江青服用的安眠藥都是由醫生決定的,和護士沒有任何關係。連和江青一起同為「四人幫」成員的「張春橋姚文元,也對江青的這種做法看不慣……在一旁默不作聲」。但江青並沒有認為自己的懷疑是錯誤的,而是充滿了進一步的恐懼,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還嚇得「臉上的肌膚在顫抖」連「拿筆寫信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用口述的方法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正式的「受迫害者」的求救信,如下:

主席:我長期遭受林彪一夥的迫害,他們指使在我這裡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藥,使我植物神經功能嚴重失調。我現在嘴唇青紫,手腳發麻,頭髮脫落,好似乾柴……請主席為我做主……

毛澤東當然沒有理睬江青這一可笑的猜疑。但是江青卻仍然把它作為自己受到林彪迫害的重要案件資料鎖入保險箱。很顯然,江青認為她對身邊工作人員的懷疑和她被迫害都是真實的。此類被迫害的妄想在文革中多次發生。例如,她將這種受迫害的情結擴展到毛澤東身邊,認為毛身邊也有一個由「醫生護士等人」組成的陰謀集團,並當著毛的面嘮叨不止。最後,毛實在不勝其煩,便當著所有人的面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指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江青這才啞口無言。

精神病學的常識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ory type of delusional disorder),大都屬偏執型人格變態。它的臨床表現是:

患者會自覺受到迫害,如言語上的針對、嘲弄、跟蹤及監聽等,患者更可發展出很廣泛及系統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會認為整個暗殺集團部署暗殺行動。故此患者會處處防備,生活極度謹慎,由於擔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慮,胡亂推理和判斷,思維發生障礙,是精神疾病的一個重要症狀。患者可伴有幻覺,但無其他明顯的精神症狀。病人由於缺乏安全感,導致對外界的極度不信任,而產生的一種幻想。

在西方心理學界對偏執型人格患者的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這類人格障礙者分為兩類。一種被稱為迫害偏執人格,「傾向於責備人,把別人看成壞人,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認為自己遭到虐待和迫害。」另一種被稱為懲罰偏執人格,「個體傾向於責備自己,認為自己是壞的,而因為別人懲罰他們是正當的,他們有一種將威脅解釋為懲罰的傾向。」江青的人格障礙顯然屬於前者。

美國心理學家斯蒂夫·卡普曼(Stephen Karpman),為醫學博士。他曾任美國國家海軍精神科醫生,與人際溝通分析學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簡稱TA)創始人艾瑞克·伯恩博士(EricBerne)一起工作。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他發現所有的心理遊戲中都有迫害者、拯救者與犧牲者這三個角色,而每一個人都常常在這三個不同的角色中互換位置。為此,他創立了著名的卡普曼戲劇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

按照這一理論來分析江青的迫害狂的形成,我們會發現其重要來源卻是她長期的「受害者」情結,或被迫害狂想症。在這一互換的過程中,江青先是把自己在幻想中虛構為一個被迫害者(「受害者」),而所有她要打倒的政治對手和整肅的對象又被想像為對她進行瘋狂迫害的人(「迫害者」)。這樣,她就有了道德的支點和合法的理由去同樣瘋狂地反擊這些迫害她的人,而成為一個「拯救者」。其實,正是她在虛構世界裡的被迫害的妄想使得她在現實的世界裡成了瘋狂的迫害者。對此,為江青寫傳記的美國學者特里爾(Ross Terrill)有類似的觀照:

可以肯定地說,江青是好戰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鬥爭看作是自我防衛……江青經常沉湎於幻想之中。少女時代的她就充滿了激情和夢幻……現在亦無大改變,她感到肩負著某種使命的衝動,她覺得自己成了衝鋒陷陣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

長期以來,江青一直有一塊非常大的歷史心病,那就是她在三十年代在上海當演員的那段歷史。其實,江青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革命文藝青年,也從不是什麼「叛徒」。她在愛情上的追求也並非是低俗淫蕩的;相反,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現代新女性在那個時代追求自由和女權的努力和波折。在文革中曾是第一任江青秘書,現又成為文革研究專家的閻長貴先生對江的這段歷史有非常中肯的評價: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惡多端。那麼,江年輕時就是一個壞人嗎?我認為不能這樣說。……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噓自己30年代的革命經歷,經常向人講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況(向我也講過),一方面又竭力掩蓋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況,對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歷史的人大施淫威、殘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殘。她僅在這方面的罪惡就擢髮難數,這也清楚地表現著她政治和道德品質的卑劣。然而客觀地、歷史地講,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黃金年代」(這是美國傳記作家特里爾在《江青全傳》中的說法)。而江為什麼對她的三十年代又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後來又成為大人物的共同的變態心理。

雖說閻先生把江青的心理問題延伸到古今中外的一切大人物身上有一點以偏概全,但對此是一種「變態心理」之說,實為神來之筆。首先,江青所投身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一種她青年時代所代表的個人主義和個性解放的天敵。加上中國幾千年以來對女性參政的仇視態度,江青在她的30年代的演員和文藝青年的經歷當然不是一種英雄血統,相反是為人垢恨的履歷。這大概使江青感到了「受害」的壓力並成為要掩蓋它的原因之一。其次,江青在30年代雖然也參加了一些進步活動,但無論在地下黨還是在左翼文藝界,都畢竟是一個小角色。江青要「吹噓自己30年代的革命經歷」,就必須把自己的作用無限放大。30年代上海中共和革命文藝的領導及代表人物,當然是周揚、夏衍、陽翰笙和田漢等人。而這些人非但在江青建國後的一些文藝活動(包括京劇革命)中反對了江的極左政策的,恐怕在這些大人物們的內心深處對江青這個當年的三流演員是不肖一顧的。這些都自然而然地在江青這個心理疾病患者的無意識里構成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結」。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周揚等人公開豎旗對立的是魯迅。這又就使江青產生了把兩者連結在一起的被迫害妄想。例如,在江青和維特克的談話里,她對自己和魯迅一起受到周揚等人的迫害有如下的長篇描述:

在她有了演員的名氣後,幾家電影公司找到她強簽合同,這時魯迅出來保護她了。魯迅作為一名作家,批評電影公司是多麼殘忍地欺凌演員。最大的電影公司(通過周揚及其黨羽的文化運作,直接或間接地為國民黨服務)誹謗他和恐嚇要殺死江青來反擊魯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魯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魯迅那樣,她的神經時刻受到敵人的折磨。在說到各種不同的人和團體時,她的聲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里都有人陰謀殺害她。……他們散布她將被綁架的謠言,實際上,他們正試圖逼她自殺。她已經失去個人權利,沒有接觸媒體的管道,沒有辦法去反駁攻擊者,為自己辯護。在那些攻擊者中,很多人控制著媒體。當認識到自己以實際上被與外界隔離了,很容易受到攻擊後,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她的健康日漸惡化,抵抗力急劇下降。

這一段冗長的表述完全可以當作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自白,完全符合我們在上文引用過的臨床症狀(「廣泛及系統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會認為整個暗殺集團部署暗殺行動。故此患者會處處防備,生活極度謹慎,由於擔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慮,胡亂推理和判斷」)。首先,這裡的「受害者」是她虛構的,因為沒有任何歷史材料證明魯迅和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過交集。當維特克直接問江他們兩人是否相識時,江青也只能羞羞答答地說:「她在上海時,有人告訴她,魯迅曾看過她的舞台演出。她臉色微紅地回答,強調是聽別人說的,她自己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見和她一起扮演「受害者」的魯迅和她的關係是純屬妄想。另外,江青眼裡扮演「迫害者」者的「周揚及其黨羽」也是虛構的。因為三十年代的周揚也並不認識江青(按江青的說法,只在田漢家裡匆匆見過一面而已)。由此可見,「綁架」、「陰謀殺害」、「逼她自殺」等等駭人聽聞的迫害完全出於江青「受害者情結」的外射。這裡最可怕的是:因為這種妄想被「廣泛及系統化」,這樣江在三十年代的朋友鄭君里、趙丹乃至保姆秦桂貞都在不幸中被「系統化」進了她的被迫害妄想網路中的某個連結點。而成了江青的瘋狂迫害對象。

現在我們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不少受了江青殘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們的緣由,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並沒有在現實中對江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脅。這裡解開迷思的鑰匙是:他們都在用一種正常思維來思考和判斷江青的非正常思維——深藏於她潛意識裡的「受害者情結」和被她「廣泛及系統化」的受迫害妄想。江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先生所受的迫害便是如此的典型一例。閻長貴先生1967年1月因《紅旗》雜誌的同事關鋒推薦任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陷為「坐探」,投入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他轉了一封來自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一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叫「江青」的女幹部的信給了江青。出於好奇,閻長貴以為兩個「江青」之間可能有什麼關聯。此事顯然觸及到了江青上世紀三十年代年代的歷史,於是就在偶然和不幸中被「系統化」進了江青的被迫害妄想網路中。閻先是被江青撤了職。不久因為關鋒和戚本禹倒台,又被江青進一步「廣泛」地妄想為他們安置在她身邊專門來迫害她的「坐探」,還偷了江青身邊的「毛主席手稿」。閻長貴先生在文革結束後自然徹底平了反,但是他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江青會產生如此「荒誕」和「信口雌黃,胡亂編造」。因為「江青關我八年,而專案組一次也沒問過我所謂『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為根本沒這回事。」他的唯一解釋是:「江青為了整人,整一個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見其人格低劣之一斑。」閻長貴先生的憤怒和痛斥都是正當的和合理的。只是,如果把他的評語「人格低劣」改為「人格病態」,或許更接近事實。因為江青對他的瘋狂迫害,很大程度上還源起於她同樣瘋狂的被迫害妄想症。這些荒誕不經的虛構和想像在江青的無意識世界裡還是「廣泛和系統化」的,這當然是正常的人所無法理喻的。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她北京保外就醫的居住地自殺身亡。對於她的自殺,毛派研究者認為可能是「政治謀殺」。她原來的秘書楊銀祿則認為是「是因絕望自殺的。她被隔離審查(後被判刑)以後,整整等了15年的時間,看到國內形勢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勢已去,想恢復以前的輝煌已經沒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於是就橫下一條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楊銀祿的解釋基本是對的,但是他忽略了指出一點:江青的心理上的痛苦還和她長期以來所患的精神抑鬱症有關。她的自殺完全可能是她抑鬱症最後發作的結果。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就把自殺作為抑鬱症的最典型的臨床表現之一:

大約5%-6%的心理疾病患者死於自殺,約20%的有一次以上的自殺企圖,有自殺觀念的比例更高。自殺行為有時是對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命令式幻覺的反應。……特別有自殺風險的是抑鬱症患者,尤其在感覺無望和失業時。在精神病性發作或出院後的一段時間,自殺風險也較高。

此外,這一分析還有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的支持。在中國近年以來的自殺中,大約51%為抑鬱症患者,其中至少15%最終死於自殺。

結語

任何政治人物在從事他們的政治活動時,當然主要是出於理性考量:或是基於自身利益,或是基於政治信仰。但是,這些人物的行為是否還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美國崛起的政治心理學告訴我們: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有時是為了獲得心理的滿足,這樣的行為有時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慮,也是有限的理性。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如果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病,這樣的心理疾患是否也會影響、或有限地影響他們的政治行為?答案也應當是肯定的。

江青在文革前就被醫生診斷出患有多種精神疾病,如患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等。她是帶著這些心理疾患進入這一政治風暴之中的。江青的心理疾病之一是一種女性的「外遇型」的「憂鬱症」。其原始病源是對毛澤東和她離婚的恐懼。毛對婚姻不忠,使江青有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時時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

為醫治精神疾病,江青被鼓勵參與文化革命。她一時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傾一時的女人。但絕對的權力決沒有有助於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療。相反,權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發和大為拓展,使她可以輕易地誣陷和迫害他人,從而對社會帶來了更大的危害。在她的政治活動里,出現了歇斯底里的衝動、無端猜疑和報復的病態、被迫害的幻想和迫害的瘋狂等等反常行為。這些都說明江青在文革中有極為嚴重的偏執型的人格障礙。

在這一點上,絕對的權力卻成了江青變態人格的放大鏡。讀者可以在本章分析江青的偏執型變態人格和她瘋狂報復她政治對手和整肅對象的關係中,以及她從受迫害妄想的虛構網路到現實世界裡政治迫害狂的奇妙轉換中獲得一些別開生面的啟迪。

江青作為一個心理疾病患者進入文革的動盪歲月,又最終以一個精神病病人的方式以自殺離開了紛擾於她的人世。這更說明:對研究江青這種「類型公共人物的發展輪廓」來說,離開了認真研究她的精神病患和政治活動的關係,就不可能說是全面的和完整的。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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