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從未陪伴楊建利辦過任何簽證手續，但是我在三十年前跟一位公派留學德國的同學談起過黨員身份的問題。這位好朋友（他比我更早來到德國，現在是國內大學的教授）告訴我，駐德使館教育處的幹部告訴他，在填寫相關的德國入境表格的時候，不要承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但是要定期到使館教育處過組織生活。德國跟美國一樣，在入境時必須填寫表格，說明自己是不是共產黨員（以及是不是納粹黨員）。因為德國比美國更加直接與這兩個反人類的極權主義政黨有歷史和現實的聯繫。納粹法西斯的殘餘在德國仍未消失，當時的共產黨東德還沒有倒台，柏林仍是東西方武裝對峙的最前線。
我不是中共黨員，因為出身黑五類（1983年父親才平反），連入團、評毛選積極分子都沒有機會。但是使館教育處幹部的這個內部規定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入了共產黨也不得不隱瞞身份！）。順著這個思路，我們還談及了西德（當時兩德尚未統一）為什麼宣布德共為非法團體。西德的國家機關因此不得聘用曾有德國共產黨員身份的人入職。談過之後，我還為此查閱了相關的歷史和法律書刊。
在改革開放時期加入中共的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惡毒的黨棍。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方勵之教授曾經特別鼓勵我們七七、七八兩屆的同學們積極加入黨組織，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去改造黨，讓清流灌注到共產黨隊伍中去。在六四慘案以後，他們認清了中共的本質，脫離黨的組織，申請加入西方國家的國籍，應該給予接納，他們才是真正反叛中共的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