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視上播出的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發表長篇演講的畫面
本周三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當天在一場慶祝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指出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積累了寶貴經驗，還希望這個特區能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那麼，深圳究竟是如何從一個小漁村變成如今的大都市的？它又能延續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嗎？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家傲邀請了現居美國的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以及深圳財經評論人士鄒濤，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記者：鄒濤先生，習近平周三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在您看來，這場演講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鄒濤：我認為這場講話並沒有太多新意，實際上，政府前段時間發布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的亮點要多得多，這場演講基本沒有超越這套方案的東西。總的來說，這場講話在意料之中。
記者：何清漣女士，針對鄒先生剛才提到的觀點，您有什麼想補充的？
何清漣：深圳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沒有突破大框架，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要點就是解決權力來源的問題，也就是這些權力是由民選還是由上級賦予的。那麼深圳政府的權力當然只能是上級賦予的。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所以只要在這個方面沒有突破，我覺得討論放權並沒有實際意義。
記者：深圳常被稱為「中國矽谷」，習近平在講話中也讚揚了深圳40年來大力推進科技創新。但批評人士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學術自由」可言，很難實現真正的創新。在您看來，深圳作為全球「創新之都」的局限性在哪裡？
鄒濤：當然有這種局限性。如果我們對標美國矽谷，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完全不同，這意味著它們的運作模式也不相同。與矽谷相比，深圳在取得一些體制性突破上暫時還是面臨不少障礙的，比如科創的學術環境、人才和管理體制的限制等等。
打個比方，中國現在流行搞「產業化」，但事實上靠產業化是很難成功的，反而是在市場上充分競爭的行業更為成功。
記者：深圳作為中國在1980年成立的首個經濟特區，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中占據著尤為重要的地位。習近平在講話中說，時任「廣東省委負責人向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興辦出口加工區，推進改革開放的建議」。雖然他沒有點名他的父親習仲勛，但這顯然意有所指。您如何看待鄧小平和習仲勛在成立深圳特區的過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何清漣：我認為（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當時看到了逃港潮，又加上深圳離香港那麼近，他看到了香港的優勢。不但如此，他本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內長期屬於受打壓的一派，那麼處在他這種位置的人比較容易看清楚這個體制的弱點。因此，習仲勛當年起到了那些作用理所當然。但如果他的兒子習近平沒有成為未來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歷史的這一頁可能也就湮沒無聞了。
深圳的改革開放是不斷拓展的，幾乎每一年都有新變化，那麼對此起到關鍵作用的人有好幾個，比如（前深圳市委書記）梁湘，他可能是深圳改革開放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名開創者，但出於政治原因，他的功勞不大被人提及。
記者：鄒濤先生，您對此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鄒濤：深圳能夠走到今天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這座城市的發展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第一就是政府放開了一些制約經濟發展的束縛；第二就是大批的、各種各樣的「拓荒牛」在深圳努力地拼搏和奮鬥。
記者：深圳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深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目前在習近平治下，改革幾乎停止，開放也缺乏實際內容。您覺得深圳接下來還會像過去40年那樣高速發展嗎？
鄒濤：我們要從兩個層面來看待深圳的未來。目前來說，深圳已經完成了它的第一階段使命，也就是成為一個經濟特區的先行者。現在，政府對它的定位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那就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而這項任務將會面臨很多深層次的制約。
如今，這不單純是解決一些制約經濟發展的問題就足夠的了，而是需要達成一些更深層次的政治體制上的突破，這也帶來了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你需要去觸碰一些紅線。政府近期決定在深圳建設這個先行示範區，確實提倡一些制度上的「放權」，但並沒有提出實行一些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改革，基本上還是一些官本位式的放權。
我認為，深圳如果想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不但需要遵守社會主義的制度，還應該吸收西方的一些先進位度。在此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的一些優勢，繼續進行經濟建設。這樣的話，深圳未來的發展可能才會更上一層樓。
記者：謝謝二位參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