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
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
在重慶，在和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垻公園裡，在荒草和雜木中，有一片人跡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圍住，與世隔絕。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墳墓掩埋了400餘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
他們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
她們和更多的他們——握著槍和鐵棍、刀、匕首等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裡。
30多年過去了，如今，墳頭芳草萋萋，那個動亂年代曾經的廝殺、哀號、槍聲、頌歌和罪惡過去了，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
但是，與死者有關的人還活著。重慶文革派性鬥爭的波詭雲譎、血雨腥風，還影響著他們……
講述人周勁松，男，1945年生，原重慶「8·15派」總負責人之一，曾任重慶市革委會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6年入獄，1991年刑滿釋放後無業，靠親朋接濟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慶大學3年級學生。
我捲入這場運動是從「四清」工作組留下來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長、書記鄭思群開始的。
1966年6月，工作組把鄭校長打倒，我不服。
對鄭校長，我印象很深，我是當時全校7個全優生之一，從他手裡接過不少獎狀；鄭校長在食堂當著學生的面，把飯桶邊地上的飯撿起來自己吃，從不罵人，講究身教，以身作則。
這樣的校長被打倒了，我鳴不平，當場我就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關在重大階梯教室隔離審查了一個禮拜。
出來後，我自然就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組把鄭校長轉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繼續關押，轉移時被我看見了。鄭校長頭髮零亂，只穿著短褲、背心，打著光腳板，走在水泥路上。
一位老革命，7級幹部，就被他們這樣整過來整過去，連鞋都不讓穿，7月份的重慶，有多熱啊！
我看不過，一喊就喊過來幾百人，圍住工作組的人質問，雙方僵持了一陣，都不了了之。
我再次成為焦點人物，再次被打為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
但不過半個月，工作組突然宣布鄭思群校長畏罪自殺，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們一面向當地派出所報案，要求調查鄭校長的死因，一面自發地圍攻工作組。
就從鄭校長死的那一天開始，工作組就不得人心，重大師生反對工作組就有了群眾基礎。
為啥子叫「8·15派」？
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的造反派組織「排炮戰鬥隊」、「輕騎戰鬥隊」的負責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們聲援、支持他們。
我當天就鼓動帶了3000多重大的師生員工到了師專，開大會聲援造反派。
這事就驚動了重慶市委，市委就派了副書記、副市長辛易之來師專，他代表市委宣布我們的行動是錯誤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垻上街遊行。
口號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堅決貫徹「5·16通知」精神，堅決執行「16條」措施。這就是重慶文革第一次大規模遊行的所謂「8·15事件」。
此後，各個單位造反派紛紛趕工作組，都跑到重大來搬兵聲援，「8·15」的名聲坐大了。「8·15派」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國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重慶是2月28日，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革聯會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黨、政、財、文大權。
革聯會一把手是駐軍首長，副主任由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學生代表分擔。我派了一個「副司令」去革聯會當副主任，我自己沒有當權，但我是支持革聯會的。
成立了革聯會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當官老爺，因此反對革聯會；還有一種人認為自己沒有當權，被革聯會排斥了，也反對革聯會。
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稱「砸派」。「砸派」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廣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話。
當時，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複雜。
60年代初，宜賓地委書記劉結庭、市委書記張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黨分子，一直關押。
1967年五六月間，劉、張獲平反昭雪，復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副主任。重慶兩派圍繞「劉張」平反覆出的問題加劇了分化，「8·15派」反劉張，「反到底派」擁劉張。鬥爭越來越激烈，一直到後來武鬥全面升級、爆發。
1967年4月23日，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兩派人員在重慶石油學校發生武鬥，雙方從動拳腳升級到使用鋼釺、鐵棍、匕首。是月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均發生了使用這些武器的武力衝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師範學院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分別派數千人參戰，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傷近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槍彈。
這次事件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
從此，重慶武鬥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鎗、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0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8月13日，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毀；8月18日，沙坪垻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大武鬥，雙方死40人，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武鬥雙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講述人陳卓（音），男，原重慶某中等學校「反到底派」頭頭。
1969年入獄，1972年釋放後，成為房地產商人。
我本人直接參加了武鬥，從1967年打到1968年。
我當時是學校「反到底派」的狗頭軍師(笑)，同學們都喊我「參謀長」。我身體一直比較弱，弱不帶兵嘛。
我惟一一次帶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這次3天3夜的激戰。
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們學校來搬救兵，他是建設廠技校「砸派」的頭頭，他指揮的建設廠「砸派」與「8·15派」幹起來了。
當時武鬥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戰鬥隊員都產生了厭戰情緒、恐怖情緒，都不願去。
我當時出於強烈的派性榮譽感，勉強把200多名戰鬥隊員集合起來，說誰願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個人出列。
我們全副武裝，甚至把解放鞋帶取下來串著子彈夾挎在身上，省得在戰場上換彈夾耽誤幾秒鐘的戰機，這是一種拼死到底的態度。當時，我的腦海里不斷地浮現著陳輝(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天堂更明亮。」當時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壯。
我們在楊家坪參戰，打了3天3夜，我們這一邊慘敗，我帶去的70多名戰鬥員當場犧牲了4個，還有7個被對方俘虜後也全遭槍斃了。
「二和尚」在撤退時睡著了，怎麼都弄不醒，結果也被對方俘虜槍斃了。
與他同時被俘的還有一個同伴，那個同伴是建設廠的子弟，他父親是「8·15派」的，因此那個同伴得救了，沒遭父親的陣營槍斃。
「二和尚」是建設廠技校的學生，是資陽人，無人說情。
我一直記得「二和尚」來找我搬救兵時的樣子，穿著藍色學生裝，拴根牛皮帶，銅扣鋥亮，腰間插著一把駁殼槍，腳上穿著解放鞋，挽著褲管，中等個，短髮，方臉，威風凜凜，但臉色蒼白。
這次戰鬥，我們這一派也槍斃了對方4個俘虜，其中兩個是我親自俘虜的。
我為此內疚、懺悔、痛苦了幾十年，因為我無法忘記他們當時被俘虜的那一瞬間的目光。
他們當時端著衝鋒鎗站在車間一台工具機邊，混戰中我退進了這個車間，一發現他們，我憑直覺判斷是「8·15派」的，立即冒詐我是「8·15派」的。
他們把槍背起來向我走近，我馬上就———那一瞬間，他們的目光充滿了悔恨、恐怖、絕望。
兩人都有30多歲，是工人，我想他們一定有兒女、妻子———這幾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脫，永遠得不到———這是獸性的惡，在現世中不會也不應該被寬恕。
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們這一批人心靈上永遠的污點，它不會被時間磨滅。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撫摸身體上的刀傷，槍傷。
這次武鬥結束後幾天，1968年7月9日，兩派在江陵廠重燃戰火，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激戰，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
也是當月上旬，兩派還分別在楊家坪、大坪、重慶醫學院、二四二部隊、五一技術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均出動水陸兩棲坦克、艦艇、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
上述地區民房、單位建築、器材設備遭重創，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爛，全線停運1年多。
經過上述幾次大規模激戰，重慶「8·15派」徹底控制了局勢。
「反到底派」全體成員及其家屬總計數十萬人集體分批疏散，逃離重慶，「大清洗」的謠言像瘟疫一樣傾壓山城。
在逃到成都後(成都是以四川大學「8·26派」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派」是歡迎重慶「反到底派」的)。弱不帶兵的18歲的陳卓再次糾合從重慶逃來的2000多名紅衛兵，因為人多槍少，他們攔截火車一路狂飆殺往四川綿陽、廣元，找當地駐軍要武器彈藥，準備殺回重慶，被駐軍拒絕，從而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慘禍。
講述人法官洪斌（音），男，56歲，原文革武鬥中「砸派」成員，已退休，離開家庭，獨居在郊區。他過著很無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亂，基本拒絕對外交流。
當時，我在要害部門工作，因為一個同學的弟弟在化龍橋讀書。我經常到他學校去看他，文革前我們就很熟了。後來運動開始，加上觀點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們學校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這天下午，他們學校的學生攔截了一輛路過的「8·15派」車輛，並扣押了隨車人員和一位軍代表。
我向來不主張亂抓亂打，經過我的勸告，他們把人放了，但軍代表因為時間晚了，當天沒走成，繼續被扣押。
晚上，我得到情報：重慶大學「8·15派」搶了武裝部，得到了許多軍用裝備，並且準備攻打我們這邊的學校。
因為學校所在地化龍橋是重大到市區的必經地，所以從技術上考慮，重大「8·15派」非拔掉這個釘子不可。
這天晚上，大家都很緊張。
凌晨3點鐘左右，我看見夜空升起了3發紅色信號彈，知道「8·15派」進攻開始了。大約4點鐘，我聽見槍聲，從聲音判斷，有衝鋒鎗、機槍，還有極少量的土製炸彈，這些火力一直在外圍打到天亮。
我們這一邊都是冷兵器，僅有4支小口徑步槍，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對方不摸底，以為我們沉著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衝進來，打死了10個學生，他們也死了1個。
我和另一個同學躲在宿舍房頂，他同學腦門子上中了一槍，死掉了。
我成了「8·15派」的俘虜。
從7月25日到國慶節前，我當了2個多月的俘虜。
我被押到沙坪垻公園挖過十幾次墓，主要是處理掩埋那些對方不願處理的屍體，都是高度腐爛、臭氣熏天的屍體。我們要跪在這些屍體前，首先低頭向屍體請罪，然後清洗創口，注射福馬林，給屍體打扇子驅趕蚊蟲、蒼蠅。
管理我們這些俘虜埋屍的人叫鄭志勝，他是重大學生。
因為出身成份不好，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他要求來墓地負責，當時「8·15派」派想在那裡建自己派別的烈士陵園。
鄭為了爭表現，一方面非常真誠地同情己方的死難者，一方面絞盡腦汁殘酷折磨俘虜，所以我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屍長」。
有4次，我記得，鄭志勝等我們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後，突然叫我們全部跪在坑邊，他指揮別人從背後向我們開槍，我以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這一招叫「假槍斃」，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親眼目睹過他斃掉過一個女俘。
鄭志勝後來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結束後被抓回來，因為有血債，開始就關押在我同學的單位。大家都知道我過去在鄭志勝手下當俘虜的經歷，沒少慫勇我趁機整他一把，但是我沒有整過他一次。
我始終認為，我和他之間沒有個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這段非人的經歷對我的影響太大，我目睹了一個人在極端狀態下人性惡的、醜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別人的世界。看不見希望。這肯定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我對什麼都看得無所謂，一生就這樣子，無所謂了。
1968年9月23日，重慶市革委、警備區發布禁止令。
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專業武鬥隊。
1968年10月15日，兩派宣布撤銷總部，解散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