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見一個材料毛澤東與斯諾有這樣一段對話：
斯諾：你什麼時候決定要打倒劉少奇？主席：1958年他做國家主席時就決定要搞掉他。斯諾：那不是你推薦他當國家主席的嗎？主席：是，但是因為一山不能藏二虎。斯諾：他知不知道你要搞他？主席：他這個人很老實，一點也不知。斯諾：他什麼時候才知道？主席：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從排第二名到排第七名才知道，但這個時候他已無能為力了，因為他身邊的人都給我搞掉了。
這顯然是毛為自己的手筆鳴得意，並完全符合實際。依我看，說劉少奇一點也不知道要搞掉他，是不確切的。應該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至少發《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就已知道來勢不善。「睡在身邊的赫魯雪夫」指誰，老百姓也在猜呢，身在漩渦中還不有幾分數嗎？但總想，畢竟有組織原則在，總不至於能把他怎樣。直至拿出《憲法》來自衛，還是心存這個信念。事情確實匪夷所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僅僅因為意見不合，就一步一步竟終於送掉性命。他生命的最後階段應該想了很多，不知他是否想到王實味。如今他的遭遇與王實味何其相似乃爾。王實味是劉少奇的預演，劉少奇是王實味的重演。這對王、劉二人來說，都是始料不及的。
王實味的虧吃在太當真了。1942年3月，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開整風動員大會，關於領導整風的「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組成，暫代院長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指示，「院領導和各研究室主任為當然委員」，王實味提出全部檢委都由民選產生，最後表決，贊成全部民選以四分之三獲勝。結果全部由群眾選舉產生了21名檢委。中央研究院的動作轟動延安，影響巨大。群眾以為民主取得了勝利。王實味更是認為民主有理而有恃無恐，乘勝進擊，以每月有法幣四塊半津貼（毛澤東五塊，林伯渠四塊）、吃碗裡不缺肉的小灶、穿青色國統區細布四個口袋制服的優越位置，高調反對等級制，以硬骨頭自居，無忌直言犯上，大有耳提面命之勢。《野百合花》發到《解放日報》，把張揚自己主張的《矢與的》壁報粘在紅布上懸掛到鬧市，觀看者川流不息。
沒幾天，王震看過壁報，判斷為「吃飽飯罵黨」。毛澤東得知後，一個晚上由衛士陪著，提著馬燈打著火把看了壁報，吟哦之間發現「思想鬥爭有目標了」。毛讀過《野百合花》後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此後，康生主持的中央社會部介入，從托派思想到托派活動到托派組織，最後坐實托派分子。其根據則僅僅是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分別受兩位同學之託翻譯了《托洛茨基傳》的兩個章節和《列寧遺囑》，而且或經警惕的妻子劉瑩提醒、或自己有懷疑，與這兩位同學短暫接觸後就都不再來往了。
其實有無確鑿佐證並不重要，只要一點影子，作個點綴就夠了。是運動的深入發展需要這樣一個托派王實味而已。沒有也得造一個出來。早期還有立場和動機的爭論，此後，就一邊倒，一篷風，王成眾矢之的，誰也幫不了他的忙了。
整風期間臨時調到中研院擔任黨委宣傳幹事的溫濟澤，跑到王實味窯洞裡敘談：「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為了自己，不過以後言語行動要注意立場、方法。你想想，今天哪裡能那麼平等？」王實味感動了，拉著溫濟澤的手痛哭流涕：「我有錯，但是，的確出於愛黨的好心啊！」善良熱情的溫濟澤馬上去找黨委書記李言：「我看王實味這個人就是思想片面，觀點不對頭。現在他認錯了，我們是不是不要提高到政治問題？」
李言聽了，過了好一陣子，緩緩說：「你讓他嚴肅點。你是代表黨委的，不要讓他感到什麼。」溫濟澤連忙分辯：「我可沒代表黨委，我就代表我自己。」第二天，李言把溫濟澤叫到一邊，神氣之間頗為沉重，悄悄地說：「昨天的事向康生同志匯報了，他說你有溫情主義。還有一個情況，不能和別人講：王實味是托派分子，有組織活動，還是藍衣社特務。他和別人不同，不是思想問題。你在黨委工作，行動要注意。」
此後，溫濟澤再也不敢私訪王實味了。此時的王實味，已經認錯也不行了。不許認錯，比不准革命痛苦多了。一次批王大會休會時王實味和溫濟澤走在一起，輕聲說：「我的錯誤，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不會弄清楚的。」溫濟澤冷笑一聲。
蕭軍曾為王實味事問過毛澤東，毛說，這事與你無關，你不要過問。蕭軍便不再過問此事。後來，蕭軍親歷批判會，他坐在會場後面，根本聽不清前面的人說些什麼，只知道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蕭軍忍不住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叫他說話！」人們的目光齊刷刷射向蕭軍。在散會路上蕭軍發牢騷說，像狗打架、扣尿盆子，被人向上匯報，中央研究院一眾人等向他興師問罪，他怒氣衝天向毛澤東提交了備忘錄。但蕭軍的俠義也改變不了王實味的命運。
王實味主動提出退黨，他說他「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幾乎無法解決」，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老九不能走」，黨需要他在反派的位置上繼續發揮作用。此時，王實味徹底孤立了，成了不可接觸的人。他找到蕭軍的窯洞，要蕭為他轉交給胡喬木和毛澤東的信。儘管蕭軍在私下敢於肯定，王實味絕不是一個托派，但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蕭這次也是把王轟走了。
之後，蕭還是把王托咐的信轉交了，可惜沒有任何回音。這封信語無倫次，抬頭是「偉大的喬，轉呈偉大的毛主席，轉黨中央」，落款為「反革命王實味頓首百拜千拜萬拜」，顯然，王實味已經精神失常。其中清醒處尚有：「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吆，我要安靜安靜呀！不一定到頤和園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吳滿有家裡有沒有一席地沒有？我必須離開中央研究院，必須！」
種地已經不是一個托派所能享受的。1943年4月1日晚，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1944年五六月間，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王實味被安排露面，以證明他活得很好，但趙超構在他的《延安一月》裡記下了他所感覺到的不正常。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中央機關撤離延安，中央社會部奉命將王實味押送到黃河以東的晉綏根據地。途中王實味「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成了包袱。
晉綏公安總局經請示，中央社會部批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7月1日，晉綏公安幹部將王實味帶到黃河岸邊一偏僻山隅，用砍刀砍死後置於一眼枯井中。半年後毛澤東知道此事，大發雷霆，要某人賠他一個王實味。不過，顯然，他在乎的是一個典型，而不是一條人命。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透露原委，「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壁報，引得南門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我想，如果劉少奇在開封意識尚清楚，不能不想及王實味，不能不越想越相像。同樣是一點一點地逐步升級，一步一步地徹底孤立，最終無人能救。申請去延安種地而不可得。如果早請跟時傳祥掏糞也同樣不可得，時傳祥也受株連被打倒了。
若是從毛澤東那邊想想，說王實味掛帥，當總司令，還是把他封大了說的，須帶個引號的，可劉少奇就是真槍實板的「司令部成雙」了，一山不容二虎，是幾千年的統治術常識。劉的成功，就是毛的敗仗。豈能承認這個敗仗！炮打司令部，勢在必行。哪怕重上井崗山，哪怕落後一百年。不惜任何代價，哪裡還會管你人命的冤與不冤。與偉大的事業相比，一條人命，等若螻蟻，等若輕塵，何足道哉！從王實味到劉少奇，歷次運動所有的冤案都可作如是觀。
歷史驚人的相似。何況是出之於同一手筆的歷史。即使不是同一手筆，只要不是法治還是人治，歷史就會驚人相似地重演。
201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