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20年7月31日，美國總統川普在佛羅里達州貝爾艾爾（Belleair）參加應對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和熱帶風暴的圓桌會議。
對疫情的應對包括預防措施、治療方法、個人防護和社會調整等，從疫情發生至今，美國政府應對措施是否得當，和醫學界的合作如何？某些科學雜誌對病毒和疫情的了解是否絕對正確，科學決策是否應該壓倒或取代社會和政治考量？
各位觀眾好，今天是10月19日。
前幾天，一個朋友來電話，說和她兒子有些爭論，她兒子認為川普總統的疫情應對措施是錯的，是不尊重科學。也許不是巧合，國際頂尖科學雜誌《自然》也發表編輯部文章批評川普總統並公開支持拜登。我今天就來談談川普應對疫情是否得當，是否科學。
眾所周知，在疫情早期，當中共和WHO聯手隱瞞和淡化疫情時，川普總統就已下令停止來自中國的航班，此舉受到民主黨大佬的攻擊。這不是容易的決定，因為預防性措施是最吃力不討好的。
疫情早期，至少部分因為中共拒絕和世界分享疫情發源地的信息，科學界對該病毒一無所知，並沒有成熟的防治方案，從防止傳播看，就有徹底封城和群體免疫兩個極端的方案；
川普政府採取的是平衡方案：部分封城、社交距離、個人防護、遠程辦公、逐步開放、聯邦紓困，儘量降低失業率；在治療上，採用重症住院、輕症在家自我隔離以防止醫療系統癱瘓，加快已有抗冠狀病毒藥物的臨床試驗和批准試用（如瑞德西韋）、已有其它藥物的應用（如氯奎和組胺2阻斷劑famotidine），開發新型治療方法（Regeneron，兩種針對病毒刺突蛋白單株抗體的雞尾酒）；最廣泛的測試（這也許就是美國確診病例多於其它已開發國家的原因）；政府和醫藥公司簽合同加速開發疫苗（疫苗前景不明，一般公司不願承擔風險）、加速重要個人防護設備的本土化生產；這些措施，到目前為止都是成功的，至少科學界沒有提出過更有效的綜合措施。
當然在對付疫情上，美國有自己的困難：各州有權自行制定封城措施，聯邦不應承擔全部責任；不同於亞洲的文化，一般民眾拒絕口罩；政治干預（大規模人群違反禁令從BLM運動開始，得到民主黨地方政府的支持），明眼人可以看出，這些並非川普總統的政策所致。
除了科學界沒有更有效措施外，政治對手拜登-賀錦麗班子也只是聲稱而並沒有提出不同於川普總統的方案，提出的部分都是川普總統正在實施的，如提出要復工，必須給員工口罩，這根本不是方案，而至少口罩缺乏是前幾任美國政府的錯誤，把生產線全部移到中國，而川普政府是第一個竭力糾正這一錯誤的。
防疫不是一個純科學的問題，而是科學、社會、政治的綜合問題。如果按照某些流行病學家的建議，只有全面關閉美國社會包括美國經濟才能有效控制疫情，那對美國經濟是致命打擊，失業率就不是千萬而是上億，因社會活動停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會數倍數十倍於現在COVID19造成的死亡。
豬流感疫苗廣泛接種的決策錯誤
1976年的豬流感疫苗廣泛接種就是一個決策錯誤。當時在新澤西迪克斯軍營發現了四例豬流感病毒引發的肺部感染，一人死亡，由於1918大流感的教訓，當時面臨的抉擇：這是否另一波致命大流行的開始，醫學界、政府醫療機構和政府是等待大流行開始還是立即開始研製並廣泛接種疫苗，因為疫苗需要時間，等到大流行開始才研製和生產很可能就來不及了。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一旦有了疫苗，是全面接種還是儲存疫苗，因為從製造出疫苗到完成全國接種需要3個月時間，這期間可能會有很多人感染死亡，而如果接種卻沒有發生大流行，同樣會被指責。
最後結果是全國接種，但預期的大流行並沒有到來，後來由於疫苗導致的外周神經性疾病格林-巴利綜合症又持續多年的訴訟。那是一場公認的公共衛生災難。
應對突發流行病有更多科學以外的因素制約
這說明，人類對突發大規模流行病的認識，對應還是有限的，決策過程和結果都會出錯，這裡有科學局限性因素，也有更多科學以外的因素制約。
當時還有個著名的亞歷山大問題，一個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教授亞歷山大在決策會議上提出問題，要怎樣才能使與會者改變全國接種的決定，包括已有病例的嚴重程度、是否有其它新病例出現、如果情況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出現？但似乎無人打算回答他的問題，而他也沒有堅持，也就是說，即使在醫學界，也不總是正確的觀點占主導地位的，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
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就是對未知的探索，對科學家都是未知的領域，科學家不應該自命權威，而對社會政治領域，科學的介入往往是災難而不是解決方案，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一例。
前幾天國際頂尖科學雜誌《自然》公開批評川普總統，支持拜登競選，這是非常不合適的。
我們可以理解，對於西方國家由於醫學倫理不能放手做的實驗結果和論文往往出於中國大陸，這次處於疫情風暴眼的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就是《自然》雜誌的最愛，石正麗那篇著名的功能增加實驗就發表在《自然》雜誌，論文對蝙蝠冠狀病毒刺突蛋白進行改造而獲得了跨種感染的能力。
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早在20年前，《自然》雜誌就報導了第一批來自大陸在美國獲得學術成就的生物領域的科學家兼職把高科技帶回中國並建立實驗室的故事，那些實驗室今天被叫做「影子實驗室」。
那時中共當局還沒有千人計劃，連想法都沒有呢，《自然》雜誌就在鼓勵宣揚這種今天被認為是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行為了。今天，作為科學家，難道不應該致力於挖掘發現COVID9疫情的根源嗎？當然向中共追責是政府的責任，但對疫情根源進行科學溯源給政府提供政策依據不是科學雜誌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嗎？向中共磕頭的不僅是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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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河觀點》製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