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研究
閱讀提示：昨天課程研討，許多同學準備充分，理性中肯，觀點富有啟發性。有同學對墓碑的多重含義進行了詮釋。在學界，對於這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存在不同爭議，楊繼繩的觀點只是其中之一。對於饑荒問題感興趣也可讀一下Amartiya Sen的《貧困與饑荒》
這部書的作者楊繼繩，曾任中國新華社高級記者和編輯35年。書名《墓碑》，副標題「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上下兩卷共1100頁，香港天地出版社發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說一下為什麼我如此重視《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學作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的助教，協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頭號學者——教「中國文化大革命」一課，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西方主要學府里專為「文革」開課的人。迄今，這門已開了整整20年的課，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傳統課程。他強調「大躍進」的失敗是促發「文革」最大的因素。這段助教經歷讓我對這方面的研究專著一直很關注。後來，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時，也給研究生講過這方面的內容。
現在言歸正傳，談談這本值得尊敬的書。西方學術界通常對中文學術著作不太關注，然而，這本書卻不同。它的首次發行是今年5月，但在書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學者圈中傳開了。實際上，我首先是從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書評了，對它評價極高。
儘管我剛回香港，諸事繁忙，但十幾天來，一直在看這本書，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顧」專欄中談這本書，是因為它是我20年來所讀到的那麼多研究「大躍進」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20年來，我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這本書在學界的影響將會愈加顯著。作者從1990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書至少是花了15年的時間。作者以前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有在全國採訪的機會，他搜集的資料的紮實程度，在我所見過的這方面的著作中，無與倫比。據作者自己介紹，在寫這部書前，他也曾讀過相當多的翻譯自外國學者、海外華人寫的相關著作。他的感覺是：這些研究者遠離中國，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的內部資料，所以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那些作者無法像他到處調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進行全面調研的時間和條件。因此，楊繼繩雖未經過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但他的方法卻符合現代社會科學基本的要求。
作者1960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基礎紮實。該書對資料的整理、對數據的比較，非常細緻。在長達十幾年的研究期間，作者在全國饑荒最嚴重的幾個省，包括西北、西南、華北、華東、東北、華南等地的省區收集了大量資料，並面對面地採訪了100多名當事人。他收集的資料多達千萬字，僅訪談當事人的記錄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書中提供的那些細節，讓你看起來非常累，每頁上的數據都是大串大串的。
楊繼繩在研究中，還比較了幾個外國學者對中國大饑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個是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JudithBannister），第二個是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第三位是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Gerard Calot）。這三位國際學者都是從中國三年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化，來推算那段時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三位學者的統計均是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萬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楊繼繩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做了仔細的比較，在此基礎上，又比較了中國國內三位學者金輝、王維志、曹樹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讀很少，而曹的《大饑荒——1959至1961年的中國人口》那部書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訪問學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以清代中國「府」的歷史人口資料為基準，測算大躍進期間的餓死人數。
三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專業背景不一樣，王是做統計學的，曹是做歷史人口學的，但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認為，他們在計算時，沒有把在饑荒最嚴重階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數包括進去。所以，他的研究把這兩個數據也包括進去了，因此結論是近4年中，中國總共餓死的人應該在3500萬-3700萬人之間；在這部書中，楊取的是中間數3600萬。
這些數字非常重要，因為中國這場大饑荒中死亡的人數，不但在中國史無前例，而且在全人類文書記載上都是空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學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國的大饑荒死亡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較，指出這大大超過了印度40年裡所有饑荒加起來的死亡總數。森的結論很有名：中國如此規模的大饑荒能延續那麼長時間，絕不可能是天災造成的，只會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顧世界近代以來的饑荒史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未發生過長時期的大饑荒，因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儘快反應，採取措施。所以森強調，導致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政策被延續了三年以上，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因為沒有議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正是因為缺少了對執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錯誤政策儘管每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也仍然強制推行下去。森在《發展與自由》中論證，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參與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那麼這個發展的過程一定會被扭曲，一定不會產生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基層生活狀況持續改善的效果。
從某種意義上講，楊繼繩1100頁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詳細的數據資料論證了森從經濟學上得出的結論。楊書中用的那麼多細節，超出我的想像，儘管在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當多資料，然而讀這部書，常常目瞪口呆。
舉個例子。以前人們總認為死人是從1959-1960年大躍進進入高峰時才開始，楊繼繩調查發現，其實從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餓死人的現象，也有人試圖反映。但這種反映往往到了地區一級就被壓下去了。楊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好幾個重點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肅等，12個省。餓死人現象，第一波最狠的是從河南開始。
饑荒蔓延，甚至連「糧倉」江蘇，也有部分地區餓死人。楊繼繩還跑了山西、廣西，福建等省的幾個地區，發現饑荒在這些省區也有。餓死人，河南信陽是一個典型，因為這裡是「大辦人民公社」的樣板地區。據統計，信陽僅在1958—1959年期間，餓死人按當地警局的口徑是40萬人。後來的調查證實，實際上當地掌握的數據超過了100萬人。多數幹部不敢講，而敢於向上反映問題的基層幹部被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上級打成右傾分子，受到批鬥。楊繼繩採訪過一對反覆遭打壓的信陽幹部，張樹藩夫婦，都是為了反映這個問題受到嚴重迫害。今天張樹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還健在。接受楊採訪時，她提到一個細節，那時信陽路邊常看見餓死的人，基層還上報死人屍體被吃掉的事件。這些細節讓人看了受不了——哪一個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誰吃誰，包括吃路邊人的屍體，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殺死吃掉。
這種慘狀叫人受不了，張樹藩的夫人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個老戰友是李雪峰，華北局書記。她曾試圖通過李向上反映，但信件還是被立刻退回來，因為李不敢。
為什麼不敢？因為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定下來的。直到後來死人的情況實在太普遍了，真實情況陸陸續續報告到了上面。這些報告，楊繼繩做了詳細記錄，是哪天寫的，哪天文件遞到了哪一級，比如說監察部門把報告遞到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手裡，習遞到周恩來手裡，然後遞到最高層毛澤東手裡。可是報告到了最高層後，最高層把餓死人看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九個指頭」是偉大成就，餓死人是一個指頭的「枝節問題」。在這之前不久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為批評毛的大躍進政策，已經被打倒。
楊繼繩寫的信陽因饑荒人吃人的場面令人髮指，我所看過的任何一部電影也沒有這樣的殘酷。在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他在這些地方找到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目擊者。而且，這些細節不止來自一處。在安徽亳縣，楊也找到了，包括什麼村，哪一家這些細節。亳縣全縣餓死人超過20萬，因為饑荒太嚴重，以至於有人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這是1960年春荒最嚴重時發生的，亳縣的五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還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時間、有地點，有詳細資料——這樣的細節在書中有上百頁。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斷的，我的安徽家鄉也有類似的事，小時候呆過的一個村子原有120多人，饑荒後剩下來60多人，死了近一半。村裡的老人跟我們講過死人的慘狀，也提到有人因為吃了親人的屍體後，精神上受不了而發瘋了。
這部書建立在全面詳細的考察研究的基礎之上，令人震撼的，還不僅僅是那些恐怖的細節，更震撼的是，他對這個人間悲劇的深刻發掘。我相信，如果大經濟學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這部書後，一定會寫出一篇更有力量、從制度角度來探討饑荒的論文。
楊繼繩披露的一些數據令人深思。在1959—1960年期間，發生那樣範圍的大饑荒，並不是因為當時政府手中沒有糧食。楊查了當時糧食部的資料，在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期間（從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糧食部1959年11月的數據，當時庫存糧最高達到887億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饑荒最嚴重時，當時中國糧庫里也還有403億斤糧。但這期間並沒有將庫存糧拿出來大規模救災。開倉放糧，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時代，沒有這樣做。楊繼繩計算，1960年4月，全國庫存糧400多億斤，按照當時的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你可見當時的政治體制是多麼的僵化和嚴酷。
書中開列了所有大饑荒時期的征糧數字——明明產量沒那麼高，一經浮誇後，征糧的數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期間，不但沒有從糧庫里拿糧食出來進行全面救災，反而多征糧，多征了68億斤——因為層層高壓，層層浮誇。
書中還記載了中國高層在那期間的爭論。楊繼繩採訪了毛澤東當年的秘書，還有別的一些老幹部。彭德懷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調研，彭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中有一段，他說主席家鄉的韶山在1958年報的增產數，實際上沒那麼多——我了解只增產了16%，我問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他說只增產了14%。韶山因為是毛主席的家鄉，國家給了不少的幫助和貸款，主席自己也去過這個公社，彭德懷原話說，「我曾經問主席，你了解得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們談過」。彭認為毛不實事求是。
彭在廬山會議上這樣講，並非沒有受到過鼓勵，鼓勵就是來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會議上，毛大講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傳》送給了彭，要彭向海瑞學習，敢於對皇帝直言不諱。然而4個月後，彭對毛像海瑞一樣講實話時，卻受到無情的打擊。幾年後發動「文革」，就是以毛的「彭德懷也是海瑞」的「最高指示」為導火線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至少有三重意義。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從安徽鳳陽開始的。鳳陽採取的辦法，就是分田單幹，它受到萬里、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大力支持。這個辦法在三年大饑荒時已經出現，救活了不少災民，而且就是因為安徽的做法當時反映上去了，總結這個經驗時，一位中層幹部講了一句話，「哎呀，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是什麼辦法，只要把肚子吃飽就行。後來這句話就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名言，因為鄧小平在1962年時引用過這個話。如果不了解當年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給中國帶來的史無前例的經濟災難的話，我們就沒辦法理解改革開放對中國復活的重要性。楊繼繩的書，正是中國必須要從毛體制走出來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說明。
第二，這部書顯示出了作者偉大的勇氣和對自己的人民、民族、國家的忠誠。楊為什麼把書起名為《墓碑》？他講了四層含義，第一是他父親也是餓死的，他為父親立一座「碑」；第二他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同胞立「碑」；第三是為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制度立一個「碑」；第四，書寫到一半時，他的身體檢查患有重病，他發誓必須在死前把書完成，等於是給自己立了一個「碑」。所幸，楊在複查時發現沒有那個重病，但他還是對這本書出版所蘊含的政治風險做了充分準備。今天中國的口號是「以人為本」，但空喊沒有用，必須落在實處。而這本巨著用詳細資料揭示了，如果一個國家的最高層不是以人為本，不管這個國家多麼「偉大」，都不可能給本國民眾帶來實際好處。試想當年，若稍有一點「以人為本」的精神，只需把糧倉里的糧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許多災民。如果在1960年代，中國不是拼命躍進，而是以民為本的話，絕不會在發生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時，每年還出口糧食——出口糧食換回機器（書的第15章）。
這部書的第三個意義可從純學術上講。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國學術傳統最強的就是史學——因為有了司馬遷的傳統，中國史學一直博大精深。中國史學幾千年來，不乏我剛才提到的偉大的道德勇氣。如果我們能對本民族、本國人民的命運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國的史學傳統就能在今天的學者手裡結出偉大果實——讓我們的筆為20世紀的中國作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