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3日星期四，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聯邦黨人學會年度大會」致辭。阿利托與托馬斯是最高法院裡最堅定的保守派。隨著保守派巴蕾特大法官的加入，人們對最高法院在如何捍衛憲法權利上寄予厚望。
阿利托在會上嚴厲地指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面臨嚴峻的考驗，最高法院應致力於捍衛憲法權利。當今美國和最高法院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是對言論自由的捍衛。言論自由不再被視為最重要的憲法權利之一。言論自由是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力！而宗教自由有成為二等權利的危險！
「我們應該歡迎就重要議題進行理性的表態，即使我們不同意發言者的觀點。不幸的是，現在許多法學院和學術界缺乏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
當你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時，會被認為是「偏執」。
2020年6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的結果裁決LGBT（LGBT族群，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酷兒、無性戀等）員工同樣受到1964年《民權法案》(CivilRights Act，TITLE VII)第七章的保護，該條文禁止僱主因多種原因歧視員工。投反對票的三位大法官是保守派阿利托、托馬斯和卡瓦諾
全文：我很榮幸今天能夠在網絡上為聯邦黨人學會年度大會致辭。通常致辭在現場，並且是在每人酒足飯飽之後進行，大家心情都非常愉悅，容易對講員有比較好的評價。這一次呢，我是對著鏡頭在講。這種感覺很怪異。就好像你今年如果看大聯盟的棒球隊比賽一樣，你會看不到看台上觀眾，但是這些球隊為了讓球員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現場比賽氣氛，球隊用硬紙板把人像放在座位上，並且用預先錄製好的歡呼聲。我想過讓大會安排者也類似的安排我的演講，不過這就使得整個場合更加詭異。不管如何，如果你現在想在家裡面享受一杯雞尾酒的話，就請自便。如果你想要向我丟爛番茄的話，也可以，因為損失的只是你自己的電視熒幕。
如果你有觀看過今年這一個大會的一些節目的話，希望你能夠覺得他們不但引發思考，並且有所裨益。這個大會有很多不同的講員，他們對於我們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的人們可能是第1次觀看聯邦黨人學會的年會。也許他們聽過一些關於聯邦黨人學會的不實報導。讓我先為這個聯邦黨人學會正名，就是他們是什麼，不是什麼，而且為什麼我多年來一直是會員。
聯邦黨人學會不是什麼?它不是一個發聲代言機構。與其他的律師協會不一樣，聯邦黨人學會在各種事情上不持任何立場。他們不會去國會遊說，他們不會提議任何具體的法律，他們也不會向最高法院或任何一個法院來呈文。聯邦黨人學會召開像今天這樣的會議，在會議上公開，文明地討論和爭論有爭議的議題。
多數參加的人都是保守主義者，他們希望能夠保護一個法治社會。會員可能對於很多重要的議題持彼此相反的意見。協會在1980年在開始進入進入法學院，現在在大約200個法學院有分會。最好的法學院的校長都向我們團體鼓勵公開文明的辯論表示讚賞。另外一位高法大法官卡根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法學院做院長的時候，她曾經在聯邦黨人學會的一次會議上講話，他這樣說，我愛聯邦黨人學會，當聽到一陣掌聲以後，他又再說了一遍，我愛聯邦黨人學會，但我們並不是同道人。她的話顯現出了我們憲法所維護的言論自由，我們也必須繼續維護它。在我們面對的重要議題上，我必我們必須允許與我們不同觀點的人說出他們要說的話。不幸的是對於這種反對觀點的容忍已經是鳳毛麟角。我在與那些法學院畢業生交談的時候，發現現在對於那些與法學院的主旨思想相左的意見，越來越使他們受到他人的攻擊。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在法學院裡面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聯邦黨人學會主辦的演講，殊為重要。
反對者們已經在企圖禁止法官參與聯邦黨人學會。他們成功的話，他們下一步就是禁止法官在聯邦黨人學會在大學校園或法學院所舉行的講座上做主旨發言。有4位上訴法院的法官寫信表達了反對那些希望禁止法官參與聯邦主義者協會的人的意見。這封信的簽名者，包括超過200名法官。因此這個禁令暫時沒有實行，我們應當對這參與簽名的200多位法官表示感謝。
今年這個大會的主題是在疫情中看憲法保障的權利。這個主題主要是要反映我們今年所經歷的新冠疫情帶來的過去8個月生活的極大的轉變。很顯然，這場瘟疫帶來了非常大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對於依法而治這個原則來說帶來什麼影響呢？我下面要說的，我希望不被別人歪曲和誤解，但是我在華盛頓已經20多年，所以我並不抱太樂觀的期待。
這場瘟疫帶來的對個人自由的剝奪是過去從來沒有人想像過會發生的。請注意，我沒有淡化這場疫情對於公共健康的危害性。除了幾個高法要遇到的官司之外，我也沒有要說這些抗疫禁足的行政命令到底是否合法。也沒有評論這些禁令是否是利大於弊的政令。因為我不是法令的締造者。我所要說的僅僅是如下事實，就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對個人自由限制如2020年一樣嚴厲、廣泛和漫長的禁令。
設想一下，通常被言論自由所保障的現場活動，包括演講、授課、會議和敬拜活動都不能進行。
在復活節教堂居然關閉了，猶太教的會堂在逾越節和贖罪日也沒有開放。
那些需要把法律訴訟帶到法庭上的，或者是需要保護他們憲法所維護的權利的人呢？所有的聯邦法庭都好像不存在。能夠想像出這種情況嗎？這個疫情好像是對我們的憲法進行了一次應激試驗。這個試驗能夠讓我們在疫情之前已經有的很多潛在的危險浮出水面。其中有一個就是行政機構繞過立法機構，而通過行政令取代立法功能。20世紀的激進派人士30年代新政奉承者所看到的前景就是，隨著20世紀的推進，我們的立法權會從那些思想封閉的民選議員轉移到一群被任命的精英專業人士的手上，他們會做出更加科學的政策。他們這個夢想已經相當一個程度上實現了。在過去的每一年裡面，這些精英分子通過他們所影響具有非常寬限授權的行政機構發布大量行政命令，遠遠超過真正通過民選出來的立法機構所擬定的法律。我們在疫情中看到什麼？就是那些給予行政者有相當大執行空間的，對自由有覆蓋性限制的法令。
因為我們在審核內華達州關於新冠法令的案件，所以我就使用內華達州法律舉例。內華達州的法律允許行政長官在發現自然或人為的緊急情況或者有巨大災害的時候，州長可以行使權利，功能，職責以保證或增進該州民眾的安全。這一法律給州長有非常大的執行空間，這樣的說法一點都不為過。我現在要鄭重的說明這一點，我並不是說像這樣給執行官有很大個空間的法律不恰當，因為要授權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突發性事件。所以我不是要評論這個法律對還是錯。我要說的是另外一的觀察，就是我們在這個法律和這個法律的應用上，看到一個我們已經在最近很長時間裡面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的政府越來越偏向讓行政機構通過所謂專家或是說科學家，直接制定政策。還有，把有這麼大的執行空間的權力交給行政長官當然會有被濫用的危險。不管你認為這些疫情中的禁足令是對還是不對，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會成為以後經常被政府使用的工具。另外一點就是什麼才是緊急狀態或者是巨大災害。我們不能夠讓人光用這兩個標籤放就奪去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凡是我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時候，最高法院或其他法院就不能不加以注意。
法院在這危機中起了什麼作用呢？疫情中禁足令是否符合憲法已經被挑戰到法院。支持者主要的根據是1901年關於麻省天花疫苗的一個高院判決，這個判決維持了低等法院認為在疫情的情況下，強制性的進行疫苗接種符合憲法。我個人也認為不要讓麻省的天花蔓延到全國是一件好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對這個案子的解讀有全面觀。這個案子是針對當時局部發生的一個情況，所以涉及的權利也局限在在一個局部情況的解決，當時的情況並不是如今天所見的禁足令的封閉範圍和時間的長度。這個案子並沒有給所有的行政長官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有毫無限制，不能被審核的行政權。
正如同疫情中的這些法令所顯示的專家治理這個傾向，圍繞著這些法令的訴訟，也顯示出對於個人自由的看法的發展傾向。我痛心地說，改變特別明顯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現在在很多場合宗教自由成為了一種被眾人輕視的自由。回顧一下199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變化之大。
90年代高等法院審判審理過的一宗法案，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第一修正案裡面關於自由活出信仰的保護。對此，國會馬上作出反應，通過了一個宗教自由恢復法案，以保障宗教自由得到最廣泛的保護。這個法案，幾乎得到全體支持，在眾議院全票通過，參議院也是97:3，當時的柯林頓總統非常熱情地簽署了這項法案。今天，對於宗教自由這樣廣泛的支持已經不見了。當某些州希望能夠有同樣的法案來保障宗教自由的時候，他們被以經濟杯葛恐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