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成就美國，美國反對美國：《五月花號公約》四百年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認為，最富有洞察力的歷史方法論是「讓歷史存在於整體之中。」也就是說，真正富有洞察力的歷史學，既能為現實找到歷史的源頭，也能為歷史找到現實的落腳。
可見，歷史與現實猶如硬幣的兩面，只有體驗到現實跳動的脈搏，才能真切地理解歷史；只有理解歷史悲喜劇的現在時，才能洞察它的過去時。
同樣，如果要真正理解2020年美國的種種矛盾、撕裂與失控，就必須放寬歷史的視界，回到1620年的北美大陸，那個夢剛開始的地方。
▍《五月花號公約》：人類政治秩序的「第三條道路」
1620年11月11日，一艘始發於英格蘭，在大西洋上已經漂泊了整整66天的三桅蓋倫帆船，在北美普利茅斯港靠岸了。
儘管歷經艱辛，但船員們卻不著急上岸，41名清教徒在一份文件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
這份被譽為「美國出生證明」的公約，可以凝練成一句話：「我們以上帝的名義，自願結成公民自治團體，制定、實行公正平等之法律。」
1620年的世界，和今天一樣，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夜。這份文件的簽署，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更改寫了歷史。
在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拉開了巨變的序幕，歐洲從封建城邦林立的長期「大分裂」，開始轉向君主專制的絕對主義國家。
在歐亞大陸的東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歷經千年早已趨於精緻，與之相伴隨的是，盛極而衰，中央帝國在「超穩定，超震盪」中逐漸走向夕陽。
東亞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歐洲的絕對主義國家，是當時世界上成熟文明中最典型的兩種秩序：
前者是歐洲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階段，是政教二元結構博弈後的暫時性妥協，而後者是世俗皇權的一元主導；
前者充滿競爭，但最多是大國輪番崛起，始終未形成歐洲大陸的大一統；後者擁有超大規模性，卻高度專制，逐漸走向內卷。
彼時，這兩種秩序如鐘擺兩端，人類似乎只能在兩者之間彷徨選擇，無法逃出它們所設定的邏輯。
然而，這紙《五月花號公約》，卻意外地打破了這一魔咒，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種秩序——以超驗的信仰作為政治秩序的第一因，在北美新大陸建立「山巔之城」：
概括而言，東亞秩序是世俗主導的，歐洲秩序是世俗與信仰二元對立的，而北美新秩序則是以清教徒信仰為主導的。
北美新秩序兼容了東亞與歐洲的優勢，既是統一、卻又自治的——既不同於歐洲大陸的國家林立，又不同於東亞皇權專制下的大一統。
▍《五月花號公約》：美國奇蹟的源泉
美國保守主義復興運動領袖，羅素·柯克在《保守主義的精神》一書中指出，《五月花號公約》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美國奇蹟的核心算法——這不單純是一份政治約定，還包含了清教徒對心目中未來社會的憧憬，是建設「山巔之城」的宏大理想。
更為重要的是，這份契約與憧憬是清教徒們與上帝之間的契約，無需任何世俗權力為它背書。
在清教徒獨特的精神結構中，塵世間的主宰，既不是國王，也不是貴族，而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祂賦予一個個的人以自由意志，每個人都要去主宰、創造自己的命運。
從《五月花號公約》簽署的那一刻起，在清教徒精神的滋養下，美國獨特的政治經濟秩序逐漸成型：
◎「身份認同」：清教徒對上帝虔誠的信仰，為美國人提供了強大的身份認同，民族主義敘事完全失去了土壤。
◎「獨特的精神結構」：清教徒自視為上帝選民，孤芳自賞，在實力不濟時，寧願孤立起來，以免被邪惡的舊世界所玷污；然而，一旦力量強大，就會迸發出強烈的普世熱情，「讓信仰之光照亮世界上每一個黑暗的角落」便成為一生的志業。
◎「政教分離」：在北美大陸，政治是對信仰的表達，而非歐洲式的政教二元競爭關係，宗教通過教會、教育、社區自治來幫助政府管理社會。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我們決不要忘記，正是宗教，才使英裔美國人的社會得以建立。」由此奠定了美國社會濃厚的宗教氛圍。
◎「自治傳統」：清教徒的自治理念，並非膚淺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是在上帝指引下，在自願基礎上產生的，是一種完全的自我授權，自我治理，自我負責。由此奠定了美國獨特的制度——橫向上的三權分立，縱向上的聯邦自治。
◎「經濟倫理」：作為上帝的選民，貧窮是不可饒恕的罪孽，工作的意義不是為了揮霍，享樂，創造財富是榮耀上帝的方式。可以說，美國經濟奇蹟的根源，就在於此。
印象中，《五月花號公約》代表的是契約精神，但實質上，它代表的是，對上帝最虔誠的信仰。
正如羅素·柯克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清教徒信仰源自耶路撒冷，《五月花號公約》把上帝的意圖——『從壓迫和奴役中獲得自由』變成了現實。」
▍美國反對美國：盛極而衰的根源
歷史學家金觀濤說：「任何一個社會結構，都有自我破壞的傾向，它是社會結構不斷演化的內在動力。」
美國文明從誕生到巔峰，再到開始衰敗的歷史，就是這句話最生動的註腳。
從1620年《五月花號公約》到2020年400年，如果以塑造美國文明的保守主義精神為核，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從「五月花號」到「大蕭條」：
這一階段，美國歷史的主線，就是崛起。清教徒信仰成就了美國。
在歷經獨立戰爭、制憲會議、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將「山巔之城」的理想，變成了現實——一個超大規模而又全新的國家誕生了。
南北戰爭後，美國工業化進入快車道。最終，美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為日後主導世界秩序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從「美利堅治下的和平」到「蘇聯解體」：
這一階段的美國內政外交，出現了三大巨變，美國秩序的根基開始動搖：
·「羅斯福新政」：1929年大蕭條的爆發，與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聯邦政府的權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擴張，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說：「羅斯福新政，永久地改變了美國社會。」
·「美國開始主導世界秩序」：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清教徒普世主義的一面逐漸顯現。美國開始主導世界秩序，它建立起了一個以美國為政治權力的中心，以美元為貨幣金融的基礎，以統一世界市場為目標的「美利堅治下的永久和平」，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平權運動」：1960年代，黑人平權運動風起雲湧，與之而來的，是全球化浪潮下，外來移民的不斷湧入。以清教徒為主體的基本盤受到衝擊，美國人的國家認同開始被解構，「誰是美國人？」的答案越來越模糊。
政治學者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中認為，1960年代，清教徒精神對非洲裔的同化徹底失敗了，這成為美國人口結構出現巨變的開端。
◎從「歷史的終結」到「美國精神的潰敗」：
這一階段，美國開始由盛轉衰。世紀之交，美國秩序的根基開始崩潰。
·「美國，世界的燈塔」：1989年，在東歐巨變，蘇聯即將解體之際，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寫下《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預言自由民主將取代其它所有制度，成為人類的終極選擇。美國是世界的燈塔，美國道路才是人類秩序的終極歸宿。然而，這一預言很快就遭遇衝擊和挑戰。
·「清教徒保守主義的潰敗」：世紀之交開始的全球化和移民潮，以及伴隨著金融寡頭、科技巨頭公司的誕生，國內人口結構、貧富懸殊出現巨變，保守主義開始潰敗，激進自由主義全面興起。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秩序的根基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崩塌，概括而言就是美國反對美國，如今的美國，開始反對美國秩序的根基：
美國的多元：從單一的清教徒對上帝的無條件信仰，到對多元文化的承認、寬容和尊重，再到追求無限制的多元化，將一些少數特殊群體、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環，並設置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賦予其特權。
美國的民主：印象中，「民主」是美國最重要的標誌之一，但是實際上，作為美國立國根基的保守主義精神，對民主的態度是警惕的，防範的。如今，民主終於逐步走向了開國先賢們所擔憂的「多數人的暴政」——民粹主義。
美國的平等：「平等」是現代價值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平等日益泛化，走向激進的平等主義，就會出現「平等之惡」，從而帶來災難，如今的美國，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權利平等、機會均等，走向結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
美國的自由：個人主義不斷突破各種限制，個人權利不斷泛化，突破邊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從而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吸毒、濫交、在美國社會泛濫成災。
隨著自由激進主義的愈演愈烈，代表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保守主義，就像被「政治正確」壓彎的樹枝，被壓抑久了，報復性的反彈也就越強烈。
這一切，簡而言之，由《五月花號公約》塑造的人類社會的第三種秩序，在歷經四百年後，正越來越像舊大陸靠近，走向了異化，走向了後現代。
正如羅素·柯克，在《保守主義的精神》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美國衰敗的背後，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主線，那就是美國的立國根基——保守主義精神正變得愈發脆弱，作為繁榮根基的活水源頭正在枯竭。」
▍歷史的兩幅面孔：回望過去、注視未來
時間是思考歷史最基本的尺度，尺度不同，結論也不一樣。
如果站在1776年，獨立戰爭爆發的那年看美國，或許我們會認為，美國是一個馬上崩潰的烏托邦。
如果站在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的那年看美國，或許我們會認為，美國即將四分五裂。
如果站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年看美國，或許我們會認為，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
如果站在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年看美國，或許我們會認為，美國將是世界的燈塔。
今天看美國，失控、潰敗，亦或重生？根本沒有標準答案，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如何書寫2020？更不得而知。
人類社會不是可以控制變量的科學實驗室，而是一個複雜系統。美國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偶然，美國的崛起，看似線性的，但一旦系統內外的變量發生巨變時，也會遭受挑戰，甚至潰敗。
可見，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歷史就永遠不會終結，歷史的演化沒有方向，是複雜系統湧現的結果，它從未寫好劇本，從來沒有預設的結局。
在時間的河流中，一代人只是歷史的一瞬，在現實面前，我們常常會被一種無力感所吞噬。
歷史，如同羅馬神話里的那個「雙面神」雅努斯，它有兩副面孔，一副回望過去，一副注視未來。單就美國而言，人們將注視未來的目光普遍投向了美國大選，卻忽略了回望過去的起點——
1620年11月11日，41名清教徒莊重地簽下了《五月花號公約》，人類歷史擁有了第三種可能。
當世界的目光被喧囂、荒誕的現實所吸引，當2020年的人們談論美國的潰敗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
當我們回望400年前《五月花號公約》這一早已被遺忘的歷史事件時，對歷史、對保守主義精神又有多少誤解與誤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