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次，我和杜斌經過北京永定河邊的一個小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漢高興地把他拉住了，這是一位杜斌以前採訪過的一個訪民。老漢把我們拉到橋邊的「家」：一個掛滿鍋碗瓢盆和被褥的「房車」，這是他用板車改裝的，為了能在北京長期上訪。老漢想找出新的上訪材料給杜斌看看……後來杜斌對我說：「我很傷心，除了拍照外，你根本解決不了他們的什麼問題。」他還講到，十幾年來，看到、聽到的事情越來越糟糕，對他的「傷害也是非常大的，心也越來越硬了」。
2016年，我和杜斌合作，一起拍攝一對夫婦。對著攝影機說話的女人一邊哭一邊講述：由於其丈夫被勞教、監控，這麼多年她受牽連，時時生活在恐懼中，她不得不與丈夫辦離婚手續以求得安寧……我忽然瞥到，一條白亮亮的線，從杜斌臉上垂下來，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淚呢。因為他手持攝影機挪不開手，顧不上擦，流淚、鼻涕竟然垂流下幾寸長……這就是杜斌。
我知道這些年杜斌一直在收集關於長春圍城的資料，相關檔案史料被封鎖，百度上能得到的信息都是經過過濾的，所以他一般都是翻牆或者去舊書店淘。
每次見他，他的話題經常就是找資料，談起他在哪裡又買了什麼書，又發現圍城的什麼細節了等等，每找到新的資料他就興奮得不得了。他是如此沉浸在這本書里，如果你不忍心打斷他，他就會一直說下去，沒完沒了……他已經是幾天都沒有和人說過話了！
有一次他在舊書店發現了一張老報紙，賣三百塊錢，他覺得太貴，不捨得錢，他講過這事。因為2012年中共政府就不給他工作許可了，他也就不能繼續給《紐約時報》做攝影師，所以經濟上很慘澹的。
二
「不得不佩服1949年《紐約時報》社論的遠見：『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飢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同杜斌其它的書相比，《長春餓殍戰》這本書的封面沒有以前那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了，大紅調子裡多了一些暗紅，文字敘述也少了很多抒情。它不是那種精彩紛呈、適合大眾輕鬆閱讀的暢銷書。
書中史料雜陳，國共兩軍的機密電文與作戰會議的秘密講話、官方公開與內部的出版物、軍方的陣中日誌與內部數據、報刊的新聞報導等等，都按時間順序羅列一起。
據書中徵引的史料（引文出處從略）：
長春圍城「這一勝利的全部過程，充分證明了毛主席戰略指導思想的英明正確」，「長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這是我國第一個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是「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輝範例」。
1988年9月，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東北瀋陽軍區公開歷史的回答是：當時長春人民的一切災難，都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所造成的惡果。國民黨軍在長春奉行的殺民養軍政策，是導致長春市民大批死於飢餓的根本原因。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罪魁禍首是發動內戰的國民黨反動派，應該痛恨的，是親手炮製殺民養軍政策的蔣介石！
而國民黨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在長春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拖垮國軍，共軍不讓饑民出逃。大批百姓聚集在兩軍陣地之間的真空地帶，無法逃生。
「長春之戰的可恥之處就在於中共軍隊採用了極不人道的做法。」當時的獨立媒體《大公報》稱之「可恥的長春之戰」。
杜斌以編日體的方式，以倖存者的口述及國共兩軍雙方的見證文字，展示了內戰的整個過程。如果你自己去仔細看，去仔細思考，那些宏大歷史敘事中被忽略的細微之處，就會使你震撼。
書中指出，林彪的部隊圍困長春其實從1947年11月4日就開始了，當時雖然未將長春城都圍死，但切斷了小豐滿水電站通往長春城的電，炸掉了煤礦，百姓也弄不到木柴，到冬天，凍死、自殺者眾；到了1948年的4月18日，林彪才報告毛澤東要採取死死圍困的行動。
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的方針，「嚴禁城內百姓出城」。自6月25日起，共軍正式開始對長春封鎖圍困。
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拖垮國軍，共軍不讓饑民出逃，「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
7月下旬，蔣介石電令守軍疏散長春的老百姓，讓老百姓出城謀求生路，但出城遭到了中共軍隊的阻撓。
《羅榮桓48年圍困長春報告：不讓饑民出城》一文披露，「成群饑民為了逃命，曾跪在共軍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也有持繩在崗哨前上吊的。」
倖存者及見證者回憶：
有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
……當時城裡傳聞，有一名共軍的連長，因為看到不准放人的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往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將軍，在撰文反思長春餓殍戰時稱，長春的「屍橫遍地」令他「心驚肉跳」，每每追憶時都「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翻攝自杜斌《長春餓殍戰》）
……睡在屍骨上，身旁還有探出地面的死人手臂。周圍是一望無際的死屍和難民，附近是啃著人骨的成人、把血當奶舔的嬰兒……
用一枚金戒指只能換到一個小小的窩頭，……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每斤人肉賣價250萬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種。許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對被困在長春城裡的人來說，他們像城外的共軍一樣急切地盼望著共軍能早日打進來。……只有八路軍打進來才能有糧食。
……「解放軍什麼時候來救救我們呵？」其中一人立即跪倒在香案面前磕頭禱告。……這張黃紙所敬的是菩薩，實際上是人民解放軍。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一同向我跪下來，哀求著說：「同志，來救命呀，我們四個孩子統統餓死了，解放軍再不來，我們就得死完。」
1948年11月11日，在長春城內，中共舉行盛大的圍城部隊入城儀式，慶祝長春解放暨東北全境解放大會。八萬群眾高聲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
多少天沒有吃到糧食的老百姓領到黃燦燦的小米，人人笑逐顏開，他們說：「如果長春再晚解放幾天，我們都得餓死，還是共產黨好！」
……每當難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流下淚來，感激救命恩人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政府……
在中共軍隊內部史料里，還可以看到中共宣傳的力度：
……政治委員肖華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圍困封鎖長春的政治工作報告》……開展市民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將老百姓的飢餓貧困的罪過歸到敵軍身上，擴大他們與群眾的矛盾……
……在百姓饑寒交迫的時候，我圍城部隊看在眼裡疼在心上……那個小傢伙的姐姐追上來，到我跟前就跪下了，雙手拜起一直說：「謝謝解放軍，謝謝解放軍救了我弟弟，我們永遠忘不了您！」我迅速把姑娘扶起來，說：「不用謝了，這是共產黨讓我們這樣做的，要謝你就謝共產黨、毛主席。」
不僅倖存者需要知道是誰給他們飯吃並拯救了他們，甚至連警察也要接受革命洗腦。……「（幹校）主要是對學員進行革命人生觀和公安專業教育。由於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思想上難免存在一些胡（糊）塗認識，主要表現是：對國共兩黨內戰的責任問題、長春被困餓殍遍野的責任問題以及國民黨的反動本質等問題。通過學習，使學員逐步搞清了是國民黨反動派搞獨裁發動的內戰，共產黨是被迫還擊，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長春被困餓死不少人，是國民黨殺民養軍反革命政策造成的。」
……從切身經驗中，東北人民已經懂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東北人民真正的救星，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給東北人民以民主自由與幸福，才能引導東北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後勝利。
…………
雖然杜斌有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每段文字都有依據，每句引語都有出處」，「不去改變其語境，更不進行轉述，而是直接摘引，讓文字自己去述說」，但在壓抑的、有節制的敘述里，你還是能感受到作者對人間餓殍的哀嘆與悲憫。
而且我也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1948年的中共長春圍城，確實是「有組織的飢餓計劃」，飢餓是「現代的、隱形的」、「大規模的殺人武器」。
還有，我這個曾經被大陸歷史教育洗腦，從小就把美國看成「美帝」的「好學生」，不得不佩服1949年《紐約時報》社論的遠見：「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飢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三
「沒有歷史書告訴我：1948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我就是一個長春人，在長春出生、長大。長春人民廣場的蘇聯英雄紀念碑，曾經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去列隊紀念的地方，但沒有歷史書告訴我：當年蘇聯紅軍在長春燒殺姦淫，無惡不作……
1948年餓斃長春人最多的地方是洪熙街，就是現在熱鬧繁華的紅旗街，小時候過年，我們全家人都會去那裡買年貨。
但沒有歷史書告訴我：這地方是當年中共封鎖百姓出城的「卡子」，「餓殍堆成了幾座山」；也沒有歷史書告訴我：1948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哪個國家哪個政黨都是這樣。政治的鬥爭就是殘酷啊，老百姓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很多長春朋友、父輩現在都這麼認為。
中共圍困長春，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數字眾說紛紜，中共稱難民死亡人數在8萬至15萬之間，國民黨稱餓死了65萬，有數據表明，長春的居民人口由圍困前的50萬銳減到圍城後的17萬人。
每年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朋友圈都在高調轉發著對日本人的憤慨，但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公開去質疑這場戰爭：到底有多少人，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中共黨史、戰史里？這場餓斃數十萬百姓的戰爭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
四
「大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當你試圖了解真相、說出真相併表達你的態度時，你就有可能已經涉嫌犯罪了。」
當然，我深刻地理解，任何事情，如果想要得出一種正常、符合人性與普世價值的判斷，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是非常艱難的。
首先是必須儘可能占有大量完整的信息：官方的、非官方的、民間的、對立方的、公開的、不能公開的、不被屏蔽的，翻牆才能看到的信息等等，這個就非常不易了；還需要一個說真話不受懲戒、自由表達不受打壓的社會，而一個沒有利益誘惑、沒有威逼恐嚇的環境，是讓人講真話的基本保障。
因為大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當你試圖了解真相，說出真相併表達你的態度時，你就有可能已經涉嫌犯罪了！
1989年大陸出版了作家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其中「說到359旅進東北打內戰，一路經費就是靠鴉片」。而且，內容也涉及了長春圍城話題。後來《炎黃春秋》原副主編劉家駒稱：「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燒，舉起手比劃成手槍狀，大聲疾呼：『把這樣的反黨亂軍的作者留下有什麼用？』「總政下令抓捕作者編輯」，「無需法律程序，（責任編輯）馬成翼關了23天，張正隆關了一個月。」（劉家駒，《〈雪白血紅〉蒙難記》，《炎黃春秋》2015年10月號）後來此書在大陸被禁，只能輾轉在香港出版。
日本倖存者遠藤譽女士的《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也因為講述長春圍城那段歷史，在中國被出版社以「過於敏感」為由拒絕；我注意到杜斌的這本《長春餓殍戰》，出版社是台灣的白象，書皮上寫著：不需出版社審核，人人都能出自己的書。
龍應台曾採訪過一位長春圍城的倖存者，後來記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裡。書出版後，這位倖存者撰文，稱接受龍應台的採訪為其帶來麻煩，他寫了情況說明給長春文史辦備案，不斷表白他對長春圍城的「認識」，最後終於使自己的結論再次符合了中共的口徑：圍城餓死人的罪責都在國民黨。（文史季刊《往事》創刊號，2014，長春市政協文史辦內部資料）
據說日本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回日本前，竟然也遭中共的洗腦和批鬥，現在想想這一點都不奇怪了。
去年在北京南站，一位上訪者拿出包里隨身攜帶的五星紅旗，披在身上，希望我為她拍照，曝光她的冤情。我問她為什麼披國旗照相呢？她說：我相信黨、相信政府，他們關心老百姓的利益……事後，她給我打電話，因為安全的原因，讓我把她所有照片全部刪掉。
前幾天，兩位因失地上訪十多年的訪民求助我拍視頻上網，好讓當地及中央知道他們的冤情。我問他們，你們相信黨和政府會給你們解決嗎？他們說，當然啦，共產黨是為老百姓做主的……
能說什麼呢？我不禁感慨，從六十八年前到現在，長春的圍城，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束，偌大的紅色中國，就是一個無形的「卡子」，就是一個老百姓苟活以掙扎但逃不出去的圍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