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鏞在海南島那大採集植物標本，1919年秋。
陳煥鏞是中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於在香港一個官宦人家。父親陳靄庭早年在香港創辦《華字日報》，與啟蒙思想家王韜有過合作關係，後來因精通英語、熟悉洋務，被清政府派到古巴擔任總領事。在古巴，已經有一妻三妾的陳靄庭又娶了當地的一位西班牙後裔的女子。二人共育有三男一女，陳煥鏞就是其中一個。
陳煥鏞14歲那年，隨父親的一位朋友去美國讀書。高中畢業後，他先後進入麻薩諸塞州立農學院、紐約州立雪城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森林學、昆蟲學等專業，1919年獲得哈佛大學林學碩士學位。大學期間，他了解到中國珍稀植物的標本大多保存在歐美等國，以至於要研究中國植物，就必須遠渡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為此，他在哈佛大學畢業後立刻回到中國，投身於植物和昆蟲的採集調查工作。
回國以後，陳煥鏞首先去海南島五指山採集標本。五指山區雖然有豐富的物種資源，但卻是一個人跡罕至、瘴氣瀰漫的地方。當時的海南島對於科學界來說還是一個「未開墾的處女地」，因此陳煥鏞被譽為第一個到海南島工作的科學家。在採集標本的過程中，他曾經摔傷手腕並感染了惡性瘧疾。最後，他因為遍體鱗傷、左手腫脹，不得不被人用擔架抬了下來。
康復之後，陳煥鏞把他在海南島採集到的標本包裝好，暫存在上海招商局輪船公司的倉庫，準備運往波士頓做進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於這個倉庫失火，他在海南島採集的標本也被燒毀。因此他原計劃在中國工作一年後返回波士頓的想法隨之取消。
1920年以後，陳煥鏞先後在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執教，於是他把在海南島採集的標本復份運到南京，保存東南大學生物系的標本室內。不料該標本室所在的大樓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這些標本化為灰燼。至此，陳煥鏞在海南島辛辛苦苦採集到的標本全部被大火吞沒。
當時的東南大學，在文科方面是學衡派的天下，在理科方面也是人才濟濟。其中僅生物學方面，就有秉志、錢崇澍、胡先驌和陳煥鏞等一批人最優秀的人物。這對於任何一個學者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理想環境。
但是好景不長。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易長風波」，致使許多教授紛紛離去。1926年，陳煥鏞向校方放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學聘請，擔任了該校植物學教授。隨後，他創辦了農林植物研究所，下設標本室、圖書館和植物園等機構，並與國外同行建立了標本交換關係。緊接著，他把採集標本的範圍從廣東擴展到廣西、四川、湖北、貴州等地。
進入30年代以後，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陳煥鏞領導的華南植物研究所也發現了許多新的物種，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並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1937年爆發的盧溝橋事變打斷了這進程。由於戰爭來得過於突然，所以北平的靜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機構，都因為缺乏準備，致使許多標本資料不是落入敵手，就是被戰火焚毀。陳煥鏞得知這種情況後，在日軍進攻廣州之前，就把農林研究所的標本和圖書分批運往九龍，保存在陳氏家族的一個倉庫裡面。
遷港之後，農林植物所在陳煥鏞的領導下，獲得「國際聲譽日隆」的美譽。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紛紛與農林植物所聯繫，欲就植物所從事研究，（只）因地方狹小，經費拮据而一時難以接納，（這）讓陳煥鏞備感抱歉。」（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第100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被日軍占領，因有人舉報農林植物所是「重慶敵產」，遂遭日軍搜查，致使所內15萬號珍貴的植物標本、4000餘部中外圖書和許多儀器陷於險境。因此，如何才能保護這批珍貴的科研資料，乃是陳煥鏞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正在這時，汪偽政權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林汝珩來訪，表示只要陳煥鏞將農林所搬回廣州，就可以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為此，陳煥鏞召開全所會議，決定遷回廣州。對於這件事，陳煥鏞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說，當時陳所長表示：「目前只有先將本所物質，設法脫離日寇掌握，將其運回中國大陸任何地方，才有歸還祖國的希望。他本人願將名譽生命做孤注一擲，作最後掙扎。所中同人，有願留者則聽之，但須準備殺頭處分；不願留者，設法籌集川資，送返大陸。」（同上，第109頁）
由此可見，當時陳煥鏞面臨著一種兩難選擇：困守香港，所中標本很可能會被日寇掠奪；返回廣州，標本雖然能夠保存，自己則會背上漢奸的罪名。就好像忠孝不能兩全一樣，經過反覆思考，他做出了犧牲個人名節、保護科研資料的選擇。
陳煥鏞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組評議員。他附逆之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會上提出「陳評議員煥鏞赴廣州附逆，應請開除會籍」的動議。最後，中央研究院作出了開除其評議員資格的決議。
抗戰勝利後，陳煥鏞因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這種情況與周作人有點類似，當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承擔了保護北大財產的任務。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處多年監禁，而陳煥鏞卻獲得「不予起訴」的結論。這是否反映了大家對文人和科學家的不同要求？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