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充滿怨恨，迷戀槍枝、宗教，或者厭惡不喜歡他們的人，或者懷有反移民或者反貿易情緒，以此發泄他們的沮喪情緒。」
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門徒巴拉克‧歐巴馬的這番話既表達了他對美國工人階級的蔑視，也應和了阿林斯基在《激進派的規則》中所做的評論（見該書第186~88頁）：
「在下層中產階級中，我們會遇到一些人，他們一生都在為自己所擁有的相對較少的東西而奮鬥……他們是一群可怕的人……他們傾向極端沙文主義，成為『美國』信仰的捍衛者……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他們缺乏安全感，只能固守虛幻的支點……」
許多保守派人士對阿林斯基心懷恐懼和敬畏，保守派組織者和活動家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有效地回應阿林斯基所擁護的以及社會主義者所採用的方法。
幸運的是，這種恐懼和敬畏是沒有道理的。正如本文所解釋的那樣，阿林斯基在許多方面都是個庸才，他的成就被高估了，保守派組織者的成就常常使其相形見絀。
真實的錯誤和矛盾
消除阿林斯基神話色彩的第一步是要明白他說的話違背事實。他最重要的著作《激進派的規則》充滿了真實的錯誤，舉例如下：
在第3頁，阿林斯基引述《約伯記》7:1說，「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是一場戰爭。」事實上，《約伯記》7:1所說的是人類在有限的生命中為了謀生面臨著很多困難。這段話與戰爭無關。
在第189頁，阿林斯基寫道，「從未有一個副總統不是忠實地充當總統的忠實顧問，就是保持沉默。」顯然，他從未聽說過托馬斯‧傑斐遜（1797年—1801年擔任副總統）或者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1941年—1945年擔任副總統）。
在第4頁，他寫道，「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能比美國開國元勛們的更具體：為了大眾的利益。」但是，任何讀過《獨立宣言》的人都知道，這並不是對開國元勛的意識形態的準確概括。
阿林斯基稱，《獨立宣言》是一份騙人的文件，因為它忽略了英國給予美國的好處（見第27-28頁）。然而，阿林斯基的好處清單大多是虛構的，而《宣言》聲明了只列舉「促使殖民地分離的原因」。
阿林斯基（見第20頁）列舉了他所謂的來自中產階級的改革者：這些人包括摩西、塔爾蘇斯的保羅、馬丁‧路德、塞繆爾‧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托馬斯‧傑斐遜和聖雄甘地。但是這些人都不是來自中產階級：摩西是被當作埃及王子撫養長大的奴隸。保羅是一位宗教領袖，也是少數擁有羅馬國籍的猶太人之一。路德是個修道士，發誓要挨餓。亞當斯窮到他的支持者不得不湊錢給他買一件像樣的外套。漢密爾頓是個身無分文的孤兒。傑斐遜是一個富有的種植園主。甘地是個貴族，他的父親是他們國家的總理。
阿林斯基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讚頌路西法的文章中聲稱撒旦是「人類所知的第一個反叛體制的激進分子，他的反叛行動如此有效，以至於他至少贏得了自己的王國。」但是普遍的說法（例如，參見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告訴我們，路西法是歷史上最失敗的人。從前，路西法是僅次於上帝的天堂王子，可是他反叛了，迷失了，被流放到地獄。換句話說，他「贏得」了一個王國，其意義與被流放的拿破崙「贏得」厄爾巴島王冠的意義相同。路西法和拿破崙都是一有機會就離開了。
阿林斯基也是一個可憐的政治預言家，以下是他於1971年對嬰兒潮一代的評估（導言第14頁）：
「今天這一代人……已經摒棄了他們的物質主義背景，不再追求高薪的工作、郊區的房屋、汽車、鄉村俱樂部會員、頭等艙旅行、地位和安全，以及他們的父母所理解的一切成功。」
他說的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嬰兒潮一代對被送往越南的恐懼剛一消失，他們「對物質主義的排斥」也隨之消失。他們找到了工作，買了房子，像其他人一樣追求物質享受。
在導言第24-25頁，阿林斯基預言，如果美國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並從越南撤軍，它將「動搖所有國家的外交政策理念，並為新的國際秩序打開大門」。
這又是一個糟糕的預言。美國撤軍的結果充分證明了傳統的「外交政策理念」：共產黨在印度支那奪取了政權，隨後屠殺了數百萬人，遠遠超過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全球政治力量從自由世界轉向了共產主義國家。為捲入越南戰爭進行辯護的人已經預言了所有這些事情。
除了事實錯誤和預測錯誤之外，阿林斯基的書還充滿了矛盾，比如說：
第4頁嚴厲批評了一切比「一般福利」更具體的意識形態，但是在第12頁，正確的意識形態突然變得更加複雜，以「平等、正義、自由、和平的價值觀以及對人類生命的價值的深切關懷」為特徵。
在第75頁，阿林斯基把人描述成「一團短暫燃燒的灰塵」，但是他在第122頁聲稱「組織者始終如一的指南星是……『個人的尊嚴』」。
在第53頁，阿林斯基嘲諷「作為我們行為的激勵因素的利他主義神話」，嘲笑它是「經典的美國童話之一」。然而，僅僅5頁之後，他就對利他主義表達了敬意，說「這種令人驚嘆的人類品質不時地淹沒生存至上和利己主義的天然大壩。」
在某種程度上，阿林斯基並沒有自相矛盾，而是表現出了一種廉價的馬克思主義：「黨派之爭無處不在，沒有冷靜的客觀……（組織者）是一個政治相對主義者」（第10-11頁），政治態度完全是由階級決定的（第19-20頁），「審查和選擇可用的手段都是直接在功利的基礎上完成的——它會有效嗎？……對我來說，倫理就是對大多數人做最好的事情……倫理觀是由一個人的利害權衡決定的」（第32-34頁）。按照這種邏輯，為了事業而害人也是可以接受的（第132-134頁）。
阿林斯基的理想組織者的唯一驅動力就是「如何組織以獲得權力：如何獲得權力和使用權力」（第10頁），對權力的追求超越了所有其它價值觀，包括家庭倫理：
「一個規劃者的工作日程是如此地連續，以至於時間變得毫無意義，一個組織者即使下班回家後也要工作，組織者的婚姻紀錄都是災難性的，少有例外。此外，工作緊張、時間繁忙、家庭狀況和機遇都排斥忠誠，而且，除了極少數例外，我還沒見過哪個真正有能力的組織者會關心獨身生活（第64-65頁）。」
阿林斯基的馬克思主義唯一有趣的地方是它包含了一點兒法西斯主義：
「一個實幹家會從務實和戰略的角度來看待手段和目的問題。他們沒有別的問題，他們只考慮他們的實際資源和各種行動選擇的可能性，只關心目的是否可以實現，是否值得付出代價；他們只關心他們的手段是否會起作用。」（第24頁）
墨索里尼——另一個「實幹家」——說得再好不過了。
傲慢的無神論之風吹過《激進派的規則》的書頁，它的作者給人的感覺就像C‧S‧劉易斯（C. S. Lewis）小說中的漫畫版的撒旦。
但是阿林斯基的「規則」有效嗎？
毫無疑問，其中一些可以被具有超高道德素質的活動分子拿來應用。毫無疑問，阿林斯基取得了一些成功，儘管主要局限於個別城市，用來針對特定的敵人。
但是，當你把阿林斯基的資源和成果與美國保守派活動家們相比時，他的成功就不那麼令人印象深刻了。
保守派的成功
《激進派的規則》很少涉及媒體關係。為什麼？因為阿林斯基通常可以指望大眾媒體支持他，或者至少保持中立。
阿林斯基的計劃得到了聯邦和地方政府、大學以及免稅基金會的支持。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等知名機構拓展了他的人際交往。大學聘請他來講課。至少有一所大學（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聘請他在社區組織方面從事教學和諮詢。他的城市競選活動是由有報酬的工作人員和未充分就業的志願者開展的。
相比之下，保守派的組織者在敵對的媒體環境中工作，一篇不利的新聞報導就能使他們多年的工作毀於一旦。他們得不到政府或大學的資助，基金會的資助也很少。他們的工作人員通常沒有報酬。即使他們提供報酬，他們仍然主要依賴於志願者，他們往往居住地點分散，並且受到工作、家庭和宗教義務的掣肘。
然而，保守派組織者取得了阿林斯基夢寐以求的成果：1963年—1964年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運動重塑了共和黨、歐巴馬執政時期的茶黨（Tea Party）、今天充滿活力的「各州公約」（Convention of States）運動等。
我從個人經驗中了解到保守組織的力量。在20世紀90年代，我領導了一個蒙大拿州的民間團體，該團體旨在遏制州增稅，加強公共部門的道德法規，削弱公共部門說客的權力。我們的預算很少，沒有拿報酬的員工，也沒有來自基金會、公司或政府的幫助。我們的志願者大部分都有全職工作，我也一樣。我們分散居住在一個人口稀少的州。我們面臨著媒體鋪天蓋地的敵意。
然而，在五年的時間裡，我們發起了該州歷史上最成功的全民公投請願活動，贏得了三場全州範圍的投票活動（其中兩場以3比1的優勢獲勝），確保了一項新的道德法規的通過，制止了州內的增稅模式，並確保了減稅。
與取得的那些勝利相比，阿林斯基的成功似乎並不那麼令人畏懼。
我認為阿林斯基被他的前提束縛了。生活在那種唯物的低等動物生存模式的世界，大多數人都不快樂。
我還認為，在過去的50年裡，保守派組織者已經學到了一些東西，其中包括：
當遭到堅定而持續的反對時，大多數沒有更深厚的價值觀可以依靠的阿林斯基主義者將會撤退。
許多左翼激進分子之所以這麼做，只是因為他們可以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如果停止政府、基金會和公司的資助，大多數人就會退出。
當有了歸屬感，感覺到他們是在完成上帝的使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勝利不僅是可以實現的，而且能給他們的家庭和國家帶來持久的利益時，保守派活動人士就會團結起來。
原文The Overrated Saul Alinsky and the Conservative Organizers Who Do Bette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羅伯特‧G‧納特爾森（Rob Natelson）曾經擔任憲法學教授，現任丹佛獨立研究所憲法學高級研究員，也是「各州公約」運動的高級顧問，他關於憲法含義的研究文章被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政黨多次引用，著有《原始憲法：字義與涵義》一書。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