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美國Foreign Affairs（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了作為一名「體制內人士」經過數十年最終與中共完全決裂的心路歷程，以下是部分內容摘要，非全文轉載：
從文章開始及結尾蔡霞都有提到，直到「最後一根稻草」出現之前，其實自己的內心經歷了近20年的信仰迷惘和崩塌，這樣的最終結果並非出於「偶然」：
那個時候，我正在經歷長達數十年的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艱難探索，雖然我的職責所在恰恰是對中國官員進行意識形態灌輸。我曾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那時在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日益轉向西方學術思想以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驕傲捍衛者，但那時已開始為自由化辯護。我曾是中共的忠誠黨員，但那時卻心中懷疑中共信仰的真實性以及它對中國人民的承諾。
經過20年的猶豫、困惑和痛苦後，我決定走出黑暗，與中共徹底決裂。習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讓我別無選擇。習近平於2018年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使新史達林主義的無限統治成為可能，而我必須在其下生活。
1986年，蔡霞從蘇州市委黨校畢業後，被邀請留在學校任教。1989年的六四事件令她感到「十分震驚」，觀念開始遭受衝擊。之後地方黨校派職員入京學習令蔡霞產生了留在中央黨校深造的想法，並成功實現。
1989年6月，政府鎮壓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抗議者，造成數百人喪生。私下裡我感到十分震驚：解放軍竟然向大學生開槍，這與我從小接受的人民軍隊保護人民的觀念背道而馳。只有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才會殺害人民。這些抗議活動以及東歐共產黨垮台讓中共高層大為驚慌，他們的結論是必須抵制意識形態上的懈怠。黨中央要求地方黨校派一些教師到中央黨校學習以加強黨的思想。
回憶中央黨校的任教經歷，蔡霞表示在中央黨校當老師「並不容易」，整個授課過程還會被全程監控：
在中央黨校當老師並不容易。教室中的攝影機記錄我們的講課，講課時會有教學主管人監看。我們必須讓班上那些高級別、閱歷豐富的學生覺得課程內容生動，但又不能太過靈活地解釋黨的思想理論，或引起人們對理論「軟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們必須面對班上官員提出的棘手問題，並給出明智的答案。
2001年期間，蔡霞參與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這一文件的起草，全程「高度機密」，但卻是極其無聊的「剪刀加漿糊的活兒」，任務如此「簡單」卻又如此「審慎」，這讓蔡霞第一次感到這個「神聖體系」的荒謬：
幫助撰寫「學習綱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寫作任務，但也是最荒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讀一堆記錄江澤民思想的文獻，包括機密講話和內部文件。然後，我把相關的合適的引用語摘出來，放在各個小標題下，並註明來源。我不能添加或刪減文本，但可以將句號更改為逗號，以及將一句引用語與另一句糾合在一起。這令我驚訝不已，在後毛時代中共正式解釋的黨最重要的一次意識形態變動，也只不過是剪刀加漿糊的活兒而已。
而當蔡霞從一位新聞出版總署官員了解到的「出版利益爭奪」內幕，則更令她感到失望：
為什麼中組部如此視出版讀物的權力為自己的領地地盤？一切都歸結為金錢。許多部門各自有小金庫，這些資金用於高級官員的奢侈享受，並給部門內部的員工分配「福利補貼」。補充這些小金庫最簡單方法是出版書籍。當時，中共有超過360萬個草根組織，每個組織都被要求購買新的出版物。如果這本書的定價是每本十元，就意味著至少有3600萬元的銷售額，相當於今天的500萬美元以上。由於這筆錢來自地方黨支部的公款預算，因此該計劃實質上是強迫地方黨政用公款買書，為該黨的高層機構帶來暴利。難怪中組部每年都會推動一個新的政治教育主題。難怪中共黨內幾乎所有機構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門。幾乎每個部門都在發明新的賺錢方式，貪腐滲透中共體制。
2008年蔡霞作為「訪問學者」深入了解了西班牙民主轉型的經驗，但相較之下她得出了「中國民主轉型前景悲觀」的結論：
我的悲觀結論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進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轉型是由後弗朗哥政權內的改良主義勢力發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國王，他們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奪取政權，迷戀於對政治權力具有永久壟斷的執念。從中共的歷史看，特別是其對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鎮壓，在在表明它不會和平放棄壟斷權力。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有勇氣推動政治改革，他們只是簡單地想把這個責任推卸給未來的領導者。
在經歷了胡錦濤時代的「政治停滯期」之後，蔡霞坦言最初對習近平是抱有希望的：
當習近平將掌權的趨向於明朗化時，我滿懷樂觀地指望習。輕鬆容易的改革30年以來該改的都改了，現在是攻堅的時候了。鑑於習近平父親在老一代領導人中素有自由主義傾向，以及習近平本人在先前職位上表現出一定的靈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導者都希望這位新的領導人有勇氣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對習近平抱有這樣的信心。我所認識的懷疑者分為兩類，而他們都被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
但這樣的想法很快就完全破滅了：
習近平發動了毛澤東去世以來最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以復興毛式統治。他的計劃要求加強社會監控，打壓言論自由。厚顏無恥地打著「治理、管理、服務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關於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討論。
2014年通過的一攬子法律改革使這一趨勢得以繼續，進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為工具維持極權統治的意圖。到了這個時候，習近平的偏執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幾何時我還對習近平和黨抱有一點模糊的希望，那麼此時此刻我的幻想終於破滅了。隨後的事件只能證實，就改革本身而言，習近平把停滯的中國推向倒退。
2016年開始，蔡霞頻繁因為寫文被當局問話。2016年5月，中央黨校紀律檢查委員會再次約談蔡霞，指控她的某篇演講「反對習近平」：
2016年4月發生了一件事：我幾個月前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稿，其中我有說如果「主義」悖離常識，就會變成謊言，這篇演講稿在香港有影響力的網站上發表了。時機非常不好，因為習近平剛剛宣稱發生在中央黨校的一些自由探討走得太遠，他敦促對教授進行更多的監督。
7月的一個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黨校開會，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約30公分高的一堆資料。他說：「您已經有了這麼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顯，他們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網上說話，我將受到紀律處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
2019年夏天，蔡霞持旅遊簽證前往美國，在美期間蔡霞與當局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例如她抨擊習近平的「私下講話」流出（【CDT發布】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內部講話文字稿：從修憲開始，這個黨已是一個政治殭屍），很快她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至此，蔡霞不得不被迫接受「沒有回頭路了」。
我與一小群朋友進行的一次私下談話錄音，未經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網上發表，在這次私下談話中，我稱中共是「政治殭屍」，並說習近平應該下台等。我發給朋友們的一篇簡短文字，文中譴責習近平在香港實施壓制性新國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煩了。很快我被開除黨籍，學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銀行帳戶被凍結。我要求中央黨校當局保證我回國後的人身安全，但官員在電話那頭避而不回答這個問題，反而製造模糊的威脅針對我在中國的女兒和她年幼的兒子。正是在這點上我被迫接受這個嚴酷的真相：我沒有回去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