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後逐漸將政治教育法規化，強制各級學校實行。50年代高校設立的政治課程，一般占到大學授課總時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在政治運動中，各種運動、政治學習、聽報告、軍訓、學工學農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課堂講授，幾乎擠占了學生一大半的在校時間
大學最緊缺的是什麼？是經費嗎？只要看來自納稅人的經費，配置到大學後究竟流入何處，也就毋須再言了；大學最緊缺的是優質師資嗎？恐怕也不盡然，名牌大學與二、三流大學相比，師資力量占據相對優勢，但這些名校變相出售學位證書的事實，教授、博導公然剽竊的醜聞還少嗎？
中國大陸的大學，缺乏的是什麼？是市場！當然，這個市場絕不應是文憑、學位證書的市場，絕不應是職稱證書的市場，而是思想市場；這個思想市場不是政府可隨意干預的市場，更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可以壟斷的市場，而必須是自由的市場。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大學無法為人類傳播驅除愚昧的火種，無法成為人類智慧的寶庫。不幸的是國內大學，文憑、職稱市場早已形成，思想市場卻顯得如此凋零悽愴，由此使外表奢華的大學只剩下僵化的軀殼，失去的是大學的靈魂。大學的靈魂在何處？在於大學的思想市場。我們的大學所缺失的，正是自由的思想市場！
我對「思想市場」一詞的接受，始於閱讀R∙科斯教授的論文《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科斯的這篇論文，原是1973年提交給美國經濟學會關於「第一修正案的經濟學」年度會議，文中論述的「思想市場」，廣義而言存在於社會。竊以為，一個社會的思想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更集中在大學。如果一個社會有大學而無思想市場，這樣的大學大慨等同於職業培訓機構。科斯將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置入同一文內分析，令人明白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的相似之處，正在於這兩種市場同樣存在供給方與需求方，同樣存在自由競爭。當然，思想市場的交易方式，不同於商品市場上一手交錢一手取貨的交易方式，而主要依賴於書藉出版、報刊發行、教會禮拜、大學的圖書館大量藏書的開放、大學的講座、演講、討論、課堂授課等等。事實上，現今電視、電腦、手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思想市場上供需雙方交易的平台。
科斯屬於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政府對商品市場適度干預的經濟學家，但他明確指出：
……而在思想市場中，政府管制是不適宜的，應該對政府管制加以嚴格限制。……在思想市場中，情況則截然不同，政府如果試圖進行管制，也是無效和動機不良的，因而即便政府成功實現了預期目標，結果亦不受人歡迎。
這就是說，大學的思想市場應當是、而且也只能是自由的。社會必須保證大學的思想市場絕對、充分的自由，必須拒絕權威，拒絕一切權力的干預，更容不得個別人或少數人對大學思想市場的壟斷。大學思想市場的自由，既包含市場供應方的自由供給與自由競爭，也包括需求方的自由選擇。大學的思想市場上，少數思想者與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們，共同組成這個市場的供給方。他們靠思想的力量，藉助論著、刊物、演講、講座等形式形成自由競爭，以便讓其中符合文明法則與普世價值的思想更彰顯光澤。
大學的思想市場若缺乏自由，真理必將被愚昧和黑暗所掩蔽。16世記哥白尼提出新的天體運行假說——日心說。到了17世記，作為物理學家兼天文學家的伽利略，為人類奉獻一部《兩大世界體系之對話——托勒密體系和哥白尼體系》，由此將哥白尼假說提升為強有力的科學思想，這使比薩大學與帕多瓦大學等信奉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學者們難以接受。美國學者C∙赫梅爾在《自伽利略之後》一書中指出：「直正策劃使伽利略受宗教裁判所審判者，正是統治大學教育的亞里斯多德科學觀。」此一說法雖並未偏離事實，然而在我看來，人類早期大學的思想市場上，在伽利略供給哥白尼日心說思想的同時，有人供給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思想，這本身不能算錯，錯就錯在羅馬教廷不應該充當審判者，並制定思想判定的標準，將近代物理學的開山人伽利略判為「異端的重大疑犯」。
隨著18世記歐洲各大學的思想市場不斷趨於自由，學術與科學終於掙脫了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於1507年推行的書藉出版檢查制度，但伽利略的《對話》直到1835年才從禁書中解放出來。美國西北大學教授Joel Mokyr在《經濟增長中的文化》一書中指出，歐洲之所以從18世記起全面崛起，在於歐洲儘管在政治上曾經是封建割據狀態，卻擁有一個自由而活躍的思想市場。無論神權、王權乃至一切世俗權力，都沒有資格介入大學的思想市場指手劃腳。歐洲人發現，權力對思想市場的壟斷與干預，或對言論設置禁區，肯定是一種犯罪。19世記英國思想家J∙S∙密爾在《論自由》中明確指出：
我們永遠無法確定我們所力圖窒息的思想是否屬一種謬誤；即便可以確信屬謬誤，企圖窒息這種思想也仍然是一種罪惡。
原因在於：
……迫使一種思想遭受窒息的此種罪惡，在於它是對人類的掠奪，……如果被窒息的思想是真理，人們就只能獲得接受荒謬思想的機會；退一步講，即便被禁思想確屬謬誤，粗暴封殺的結果，也使真理失去與謬誤在競爭中接受檢驗的良機，從而使真理無法獲得更鮮活、更生動的展示機會。
這裡還涉及的一個問題是，一種思想是否屬謬誤，是否屬有害的毒草或異端邪說，評判標準是什麼？誰有資格制定評判標準？人類總是傾向於將自己的意志與觀念強加於人，甚至獲得影響更廣泛的市場。但要想讓別人成為你的思想的需求者，只能依靠思想自身的魅力與光澤，不能藉助凌駕於社會的強制性權力壟斷思想市場，迫使人們照單接受。密爾認為，人類就整體而言，具有一種優勢。這種優勢在於，人會藉助經驗與討論糾正自己的錯誤。密爾當然沒有使用「思想市場」一詞，但在《論自由》這部典藉中，「思想市場」已是呼之欲出。這裡的「討論」一詞，我們完全可理解為「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這與商品市場上所有廠商都熱衷於推銷自己的產品完全一樣，最終只能依靠自身產品優勢形成的競爭優勢，才能吸引需求者用貨幣投票，從而在競爭的商品市場上成為贏家。大學的思想市場上，不應當設置評判標準，任何人也沒有資格制定評判標準，通往文明、正義之路只有一條——依靠大學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
大學藉助權力強行壟斷推銷某種思想，這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張中行先生在回憶北大紅樓的文字中，曾提到舊時代北大開設的一門課叫《黨義》，即是對大學思想市場壟斷的一例，學生不滿思想市場的強制性供給，普遍用逃課表示不滿。何卓恩博士在《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一書中，提到他曾對台灣著名學者林毓生先生有一次訪談，訪談一開始即涉及上世記50年代在台灣大學的思想市場上，當局對三民主義思想的壟斷性推銷：
林：三民主義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必修課，所以每個人都要上，學工的也要上，學數學、物理的都要上，但沒有一個人把它當一回事。為什麼呢？因為三民主義的教員都不好意思講。
何：沒有底氣？
林：對！沒有底氣。例如，我當時讀三民主義，那個老師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他來講，學生有的來，有的逃課，那時台大的風氣有點北大的傳統，有點自由的學風。他一講，頭一堂課一直到最後一堂課，沒有一個字講三民主義。講什麼呢？就講西方政治思想。……
大學必修課只能由黨國的「政府規定」，如此荒唐的「課程設置」令台灣大學蒙羞，原因正在於大學的思想市場己遭官方控制。至於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思想市場。幼童尚未進學校，頭腦已先被控制。我教書的時候，學生無論何種專業，「馬列毛、鄧三科」都是必修課，現在還要加「習思想」，學期結束必須經考試才能通過，連我都感到吃力。我對社會主義政治課，歷來心裡厭惡。1979年我考研究生，專業課與專業基礎課的成績分別為79分與84分，唯有政治課，離及格分數線竟差14分。
所幸的是，台灣講授三民主義的教師們自己都不好意思講。倘使這些教員都能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地大講三民主義，台大的思想市場必然也是一片荒蕪。所幸的是，在鄰近台大校園還有尊德性齋（後易名為「紫藤廬」），主人是最早將哈耶克的思想解紹到中文世界的周德偉先生。畢生崇尚自由主義的周先生，深知大學思想市場自由的要義，在尊德性齋的定期茶話會上引領學生自由討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米塞斯、哈耶克的重要思想，由此彌補了台大思想市場的自由，才使得台大能走出殷海光、林毓生等一批思想家。林毓生傳達的信息，還顯示出台灣當局對大學思想市場壟斷的強暴程度有限。若是在同時期極權制度下的蘇聯，當局命令教師在大學的課堂上宣講列寧、史達林的那套計劃經濟觀念，而教師卻在課堂上解紹市場經濟捍衛者哈耶克的思想洞見，那麼這些教師最起碼的下場，是遭拘捕並押送至古拉格群島服苦役，而且這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
思想能否獲得鮮活的生命，關鍵在於市場。大學的思想市場能否自由，各種思想能否得到自由競爭的機會，是一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關鍵。大學的思想市場若獲充分自由，這個社會的學術、科學和藝術必將呈現出繁榮興旺的一派生機；反之，這個社會的學術、科學、藝術則顯出死氣沉沉、黑暗愚昧和行將就木的頹勢。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因果關係，現今只有坐井觀天的蛤蟆們，企圖依仗權力繼續阻擋大學思想市場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