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學。可是，提起我的大學同班同學，真的是感慨萬千，千言難盡。我是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統計專業1962級的學生。入學報到時，全班30位同學。到1968年秋離校，是26位同學。離校以後，更有好幾位同班同學離開了人世，已經確知的就有：陳振來、米受光、薛余才、田永禎、王松珉、夏宗勇同學。有幾位同學，從離校後就一直聯繫不上，至今毫無音訊。還有幾位同學，近年來也已失去聯繫，情況不明。現在回過頭裡看，我們在校的六年，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內容。就以我們班的四位同學為例，他們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那是一場怎樣的浩劫。
一、殞命武鬥場
當時人民大學師生分裂為「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兩個群眾組織。隨著文革的深入，兩派的爭鬥日趨尖銳，不但各自劃分了地盤，成立了武鬥隊，實行武裝割據，而且相互間不斷地摩擦和衝突，最終失去控制釀成大禍。1968年5月22日，一場空前的血腥武鬥，在人大校園爆發。這是文革期間北京高校唯一一場面對面刺殺的血戰。
這場武鬥，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為了防備對方的進攻，雙方都在自己控制區的邊緣挖壕溝、拉鐵絲網、修築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燈四處照射，就跟戰場一樣。那天挖溝時，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對方那面，對方又再掀過來。掀著掀著，雙方就動手打了起來。從泥土對扔，到棍棒交加，直到出動「武鬥隊」拼殺。
我是「三紅」這邊的。那天下午，我在樓下，當時好像一切都很平常。突然，有同學從大路邊走過來，神色緊張地對我們在外面的幾個叫著：「西面打起來了！西面打起來了！你們這兒還像沒事一樣，不知道啊？」「怎麼啦？」我們問。「打起來了！都打起來了！」他使勁地嚷著，我們卻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此時，「嘩啦」一聲，「武鬥隊」從總部大樓出發了。我們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當看到他們全副裝備、手持長矛，一排排地小跑著出發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腳步聲，就像踩在心上，渾身也不由自主地跟著顫動。那步伐之整齊、神情之堅決、訓練之有素，堪與正規部隊相比。可是，那是上什麼戰場？只聽說西面打起來了，這一去，誰都不知道將會是怎樣。我們想跟著去，被隊伍後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們跟著去，只能給他們添麻煩、增加負擔，所以沒有堅持。
血戰是在新圖書館西南面的操場上進行的（當時的新圖書館，是「新人大」的總部所在地，現在叫圖書館東館）。往日的同窗，就這樣手持長矛，面對面，作生死拼殺，前後就短短几分鐘的時間。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場空地。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倒下了好幾個同學。短短的幾分鐘，就失去了3條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學陳榮祖。聽說，他身上被捅了7個窟窿（也有說是中了11槍），其中一槍刺穿心臟，當場身亡。聽說，他是倒下後還想掙紮起來，又被更多的長矛扎進。
當時，還並不知道雙方的傷亡情況。我們身處後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傷員們被攙扶著下來。每個傷員都有好幾個人扶著，身上血跡斑斑，臉色冷峻，好像都很堅強。他們上了一輛小客車。車上還有全副武裝的「武鬥隊員」護送，以防對方途中劫持。護送人員中，還有一位黑色長裙的女同學，引人注目。
這一夜，開始是異常的寂靜，雙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著。到半夜時分，突然，對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國際歌」，那悲壯的樂曲響徹了校園漆黑的夜空。我們一聽，知道是對方有人陣亡了，個個都面面相覷。後半夜，傳來話說，「有你們班的一個」，我們大驚。因為陳榮祖同學在我們兩派分開以後改了名字，叫陳江，傳過來的名字對不上。我們還都抱著希望，不敢相信，也不願意相信，總覺得不會是他，但願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剛亮，得到了確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雖然被分成兩派，但我們班的同學之間並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見。陳榮祖同學是江蘇鹽城人，很樸實、很正派，為人做事認真負責，從不張揚，體格也並不健壯。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較高，是我們班唯一一個成份高的同學。這在人大的學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現好，是不會有機會上人大的。他平常很謹慎、也很到位，有什麼事情，既不沖在前面，也不落在後面。雖然我們班同學相互之間一直比較好，對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員，但顯然他對自己事事處處要求都很嚴。對這場「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謹慎、格外的認真。這厄運怎麼會落到他頭上呢？他並沒有參加「武鬥隊」，他的身上都沒有防護，怎麼會這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為上面講的這個原因，在面臨風險的時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現，竟然也出現在武鬥場上，儘管手無縛雞之力，儘管滿心的不願。
幾十年後，我能慢慢地復原當時的現場情況。那天的情況是，「新人大」一方對武鬥的準備不充分，裝備、訓練、指揮和應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線的「主力部隊」交鋒幾下，很快就頂不住，又匆忙動員二線隊員上去。而二線隊員不但沒有防護服，也沒有像樣點的武器，就是拿著木棒鐵棍之類，有的甚至拿著食堂的掃帚、拖把就跑過來。我們班的李原好和陳榮祖同學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紅」這邊提前有所準備，在裝備、訓練、氣勢各方面均優於對方。雙方在實力上，明顯不在一個檔次。
由於「新人大」這邊一線人員頂不住回撤過快，把本來在後面的非主力二線隊員反而閃在了前面。當「三紅」的武鬥隊衝到這邊二線隊員面前時，現場發生混亂，指揮失靈。有的見勢力不妙就往後跑，有的竟然站那兒不知所措，有的心裡還想著「堅強勇敢」的人還在往前沖。陳榮祖同學沒有很快後撤，而是拿著木棍還想抵擋一下，就被無情地刺上了。
只幾分鐘的時間，地上就橫七豎八地躺著好幾個傷員。等「三紅」稍有後退，這邊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們不顧一切地趕緊上去搶救。我們的班長李原好衝過來一看，發現自己班的陳榮祖也躺在了那兒，滿臉滿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樣往外涌。
同學們七手八腳把受傷倒地的人往後抬到路上。校醫趕過來看的時候，說已經不行了，不用送醫院了。等到了積水潭醫院，醫生確診已經去世。這時，李原好同學抱著陳榮祖的遺體失聲痛哭、滿臉是淚。所有在場的人，都哭成一片。誰都沒想到，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會搞成了這個樣。
在醫院的太平間裡，陳榮祖躺在那兒，滿臉的血污，緊閉的雙眼，那毫無血色、蒼白得嚇人的臉，那浸透了血漬、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見過他遺容的同學至今都閉目難忘。也說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臉上的血塊。在我們的班長給他收殮的時候，連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他的衣物還在被「三紅」占據的東風三樓，不敢過去拿。還是歷史系的一個老師給了件稍微好一點的，給他穿上。臨離開這個世界，都沒能穿上自己的衣服。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蘇北農村，景況十分貧寒。而且很早就結婚了，已經有了個一歲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靂般的噩耗，他妻子拖著孩子趕來北京，已是和自己至親的親人陰陽相隔。這位不幸的妻子來到城內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樓里，一個門、一個門地拍打著，滿樓道呼喊著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嗆地，悲痛欲絕，尋找著她的丈夫，尋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個農村婦女，聽不懂別人勸她的普通話，別人也聽不懂她滿心要說的蘇北土話。整整一夜，那整個樓就一直迴響著這悽厲悲嗆的聲音。
第二天，到了積水潭醫院，見到已經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顧一切地撲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著，翻開丈夫的衣服，顫抖地撫摸著他丈夫身上累累的傷痕，幾次昏死過去。見者也無不落淚。
事後，因為是群眾組織，沒有經濟能力，只給了很少一點撫恤。在陳榮祖妻兒快要離開時，李原好冒險回東風樓拿回了陳榮祖的遺物。最後，我們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學去北京站為陳榮祖妻兒送行。當他們把陳榮祖的骨灰盒和遺物交給陳榮祖妻兒時，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過，磕頭嚎啕大哭。幾個同學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團。車開了，望著漸漸遠去的列車，他們都在牽掛著這對孤兒寡母將要踏上怎樣艱難的人生之路。當我現在寫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淚水盈眶。
在這一邊的我，雖然不能為他送行，幾十年來，他卻始終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給每個班講課，都要講我的學生時代，都要講這件事，都要講兩個時代的對比，都要講珍惜當前歷史機遇，好好學習、努力工作。1990年代的一天，我講完後，下課時，有位學生走到講台前，對我說：「老師，你講的，就是我的叔叔。」
直到現在，我每次領工資的時候，總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這一疊錢，可是他呢？他在哪兒呢？我還曾試圖尋找過他的血衣，聽說是保存在田永禎同學那兒，可惜田永禎同學也已離開了人世，就無從繼續。
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我終於找到了陳榮祖同學的兒子陳東林，並取得了聯繫。在經歷了當年天塌下來一樣的苦難之後，克服了許多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他堅強地站立了起來，如今是地方稅務局的一名幹部，成家立業，生活幸福，還有了一雙兒女。
二、相互抓捕
兩派的仇恨，不但表現在武鬥上，平時還多次相互抓捕。1967年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了「三紅」成員王昆順，開始了雙方相互抓捕的惡劣先例。於是，雙方在校內外都想方設法伺機抓捕對方人員，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
因為不論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對方抓去，結果都是很悽慘的，至少是要挨打的。打的輕重，除了看打人者當時的激憤程度，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對方組織里的位置、職務；在兩派爭鬥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謂「罪行」的大小；以及「認罪」的態度。至少要打得求饒，發表「反戈一擊、棄暗投明」的聲明，並用大喇叭對外廣播。還得留下親筆寫的書面材料，簽字畫押，以便日後隨時可以翻出來。此時的「反戈一擊」，名為重新站對立場，跟上毛XX革命路線，實際上都會被認為是一種變節行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嚴重的罪名，被認為是最可恥、最卑劣的，比走資派、黑五類還要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