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文：千字君編輯：李強
1930年代，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一個名叫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的年輕記者孤身犯險，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對蘇維埃"偉大的社會實驗"懷著無比美好的理想。瓊斯冒犯了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拒絕承認瓊斯的報導，並且發起聲勢浩大的口誅筆伐。電影《瓊斯先生》《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華爾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發表文章進行駁斥，暗示瓊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因此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頒獎辭如此形容他的報導："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也極為清晰"。而瓊斯先生因為拒絕妥協飽受迫害，並最終死於非命。多年以後，人們逐漸意識到烏克蘭大饑荒是"真實存在的"。歷史檔案解密之時，瓊斯和杜蘭迪都已經作古。然而，普利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和致敬辭，他們給出的解釋是："沒有證據表明杜蘭迪是在刻意欺騙"……——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瓊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讓這個故事廣為人知的，是托馬斯·索維爾的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索維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書中還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分子的翻車史"：1930年代，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達林大唱讚歌；薩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喬姆斯基曾經為紅色高棉辯護……索維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分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知識分子的形右實左知識分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這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犯這樣的錯誤，或許還可以用"時代的局限"來為他們這種"集體左傾"的行為開脫。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言，"人類從歷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在網際網路、全球化如此發達的今天，仍然存在眾多"形右實左"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多年來一貫以"右派"的形象示人，並且勇敢地抨擊最明顯的左派體制，但是在價值觀和分析方法上，他們卻又是標準的左派。更令人無奈的是，在一個被毒害的語言環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訴諸邏輯分析和觀點辯駁，而是滑向動機揣測和道德綁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種種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識份子群體聲譽掃地，也導致了大眾的困惑和對立。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知識分子的角色：人類左傾的代表"左"的淵源，是人類的驕傲；左傾，是人類的天性。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構想：妄想知曉／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一個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發市場"的右派價值觀，都必須先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克服天然的左派的衝動，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說到底，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會有"左"的傾向。但是，知識分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這也恰好可以解釋一個事實：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分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知識分子的迷信：輕視觀念知識分子的研究對象通常是制度和環境，相對於龐雜的觀念和民情，這些更易於掌握和傳播。因此"形右實左"的知識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環境"，輕視"觀念和民情"。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權、三權分立，限政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永遠不會重複羅馬人的命運。因為輕視觀念，他們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於是在不知不覺間，他們走向了自己極力反對的那一面。因為輕視觀念，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綁架"，"不會傷害私有產權和權利平等"，而且"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殊不知，人類是觀念的生物，觀念的後果是不可估量的。私產倫理和有限政府，無論以任何形式向權力或"社會"妥協，都是在向極權主義邁進。▌知識分子的特權：犯錯無代價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指出，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分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智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試問，羅素、薩特、蕭伯納、海德格爾……這些知識巨人，有誰主動對自己"專業上的嚴重誤判"承擔過責任？又有誰對"受害的大眾"表達過懺悔？
為此，索維爾一方面提醒大眾，不要以聖人的標準要求知識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知識分子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他還明確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知識分子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最後，在這個觀點撕裂、價值觀混亂的年代，作為普羅大眾的我們，區分出思想、知識分子的好壞，變得尤其重要。
思潮和知識分子多如牛毛，沒有人能夠一一列舉數來。幸好，索維爾毫不客氣地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簡便的識別方法。為此李強好書伴讀誠薦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助於我們建立了一份"思想黑名單"。
他的這本書並非只是為批判這些樂觀的激進知識分子而著，更是為了提醒被烏托邦理想沖昏頭腦的人們，反思過去，認清現實。
索維爾是美國著名思想家，全憑他的道德堅守和一份"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成為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評論家。
這本書流暢的文筆、無懈可擊的邏輯、淵博的知識，無論對專業人士還是初學者都是一種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