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餓死數千萬人的歷史悲劇，當然也是多種因素長期積累之惡果。在編撰《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認真地閱讀了中共的內部資料和檔案，發現1959-1962年的大饑荒有一個發展過程：從1950年代初就開始，由小到大、由個別地區到全國蔓延，最終釀成全國性災難。這一災難的起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政府於1953年開始在全國強制推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統購統銷」，顧名思義便是國家統制了農民的全部糧食銷售，由國家而不是由農民來決定他們必須交給國家多少公糧和餘糧。如果政府有需要，農民會被迫將其全部收成銷售給國家，而他們賴以存活的口糧，則要等到國家收集了公糧和他們的餘糧以後再恩賜給他們，即所謂「返銷糧」。這樣，中國農民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悲劇命運也就此註定了：作為糧食生產者，竟與其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產出糧食的廣大農村，竟成為饑荒最嚴重的地方。
在中共黨內最早提出「統購統銷」方法的陳雲，其實在參與決策的過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猶豫不決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報告中還自問道：「這個辦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採取自由購買的辦法把糧食買齊呢？……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樣做的話，就要認真考慮一下會有什麼毛病，會出什麼亂子。全國有26萬個鄉，100萬個自然村。如果10個自然村中有一個出毛病，那就是10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致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了，雖然我們出錢，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很可能會影響生產情緒」。然而，毛澤東卻比陳雲堅決得多。早在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戰爭指揮員的姿態決定「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對付出糧的，一面是對付吃糧的，不能打無準備之仗，要充分準備，緊急動員」。他還為自己的決定找到了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還宣稱，「糧食徵購」其實是「對農民的改造」。對此，鄧小平說得更為明確，統購統銷是對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一次很大的階級鬥爭。說白了，就是黨和政府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
本來，統購統銷要徵集的是農民的「餘糧」，而「餘糧」應當是交了公糧（農業稅）並扣除了種籽、飼料、口糧等「留糧」之後剩餘下來的糧食。但事實上，農民能有多少「留糧」完全是由政府說了算。因為種籽、飼料等作為再生產之必需屬於硬指標，政府難以隨意裁減，因此「統購」的活指標實際上就變成了農民的口糧。換句話說，徵購越多，農民的口糧就越少。但又因為徵購越多，政府幹部的功勞越大，各級黨政府部門就必然用各種手段來壓榨農民的口糧，以「超額完成」徵購任務。
1954年，就在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施的第二年，當時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承認：「（1954年）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糧食收購卻比原計劃多購了一百億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農民的口糧」。在這樣的情況下，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在農村人為製造了饑荒和死亡：不少農民或因為口糧全部被爭購而餓死，或在被逼交餘糧的殘酷鬥爭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或者，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公開反抗，則立即被作為「破壞統購統銷」的「地主富農反動勢力」，被公安機關逮捕槍決。在1953-1954年，第一輪的統購統銷就充滿了血腥味。雖然在公開報章如《人民日報》上從沒有關於餓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報導，但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中，這一年就有數十篇的相關報導。據海外學者丁抒初步統計，1953-1954年間就有數萬農民在以「統購統銷」為標誌的「糧食戰爭」中「非正常死亡」。
眾所周知，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都是重災區，餓死或「非正常死亡」的農民數以百萬計。但認真閱讀1950年代統購統銷史料的讀者還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地區同樣是為黨國發動的第一場「糧食戰爭」的重創之地，其區別不過是災難的規模大小，這恰恰體現了從小雛形到大浩劫的惡性發展過程。例如，四川溫江地區是富饒的產量區，但在大饑荒中餓死達百萬人。自統購統銷政策出台，那裡便出現了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場饑荒。當老實的農民或被逼或自願地把幾乎全部餘糧交給了統購統銷工作組後，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會提供「返銷糧」了。於是，浮病流行，餓孚遍地。農民因缺糧求救的所謂「鬧糧事件」卻被四川主要負責人李井泉等定性為「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破壞活動」，116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破壞分子」被中共直接動用國家機器關、捕、殺。溫江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下去調查吃驚地發現：「統購過頭，農民缺糧已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地富反革命煽動鬧糧難以自圓其說。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患腫病七十一人，6月15日至7月31日一個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為十五歲以下的小孩和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戶貧農，死亡五人；五十五戶中農，死亡八人；十四戶地主，死亡五人。從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農次之，貧農最低」。
這樣的情形絕非孤例於溫江。從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處決了512名「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膽小怕事者惟有自殺，例如在開始實施統購統銷的一個多月里，涪陵地區有17人自殺身亡。山東省萊陽專區平度縣十六區，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幹部強迫農民賣糧而被毆打、綁吊、挨凍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山東濟寧、德州、昌濰、泰安、章邱、泗水、臨沂、廣饒、蒼山等地在夏糧徵購工作中，「因幹部強迫命令自殺已死的計二十八人，自殺未遂的二十人。如滕縣四區區委組織委員朱惇華在夏徵夏購中誣稱中農李仲凱（工屬）破壞統購統銷，把李仲凱綁到鄉政府押起來……李仲凱吊死於鄉政府內。」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徵購任務的八成，但卻「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盧江縣三個、望江縣三個、六安縣兩個、湖東、潛山、當塗、績溪、阜南、阜陽、滁縣各一個」。從1954年12月開展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發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從死人的原因來看：因統購統銷宣傳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並向群眾胡說亂講，甚至說些帶威脅的話，而促使自殺的有十二人。因幹部強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務，定產量定高了不予核減，甚至挾嫌報復等而促成自殺的有十三人。有些是餘糧戶，懂政策，但抗拒不賣，並企圖破壞統購統銷工作，經揭發、檢舉畏罪而自殺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肅省民政廳長李培福和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馬青年向省委報告臨夏專區發生的餓死人現象如下：
臨夏農村缺糧、斷炊、逃荒、餓倒、疾病現象很嚴重，癿藏橋頭鄉三百八十八戶中，餓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戶，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戶人餓得走路東搖西擺；石頭灣村十五戶中有十三戶已將牲畜賣光，賣地、典地的有九戶。……吹麻灘區吹麻濰鄉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戶，逃荒的有三十八戶八十九人，出賣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頭，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區吳家堡鄉今年死亡四十二人。東鄉、臨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戶，五千一百多人，從臨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約四千人。
東鄉、永靖、臨夏縣不完全統計：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個，其中有二十六個系因缺糧吃而餓死。臨夏縣多木寺鄉馬刀刀，五十七歲，因供應的糧食不夠吃，上山打柴餓死山上。癿藏馬土力賣家中無糧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餓不能行動，懷抱嬰兒死在路旁。
發生以上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幹部對去年歉收情況估計不足，在統購統銷工作中又發生嚴重偏差。統購時幹部為了超額完成任務，非餘糧戶也出賣了糧食。據中央民委馬傑同志反映，臨夏馬蓮灘關家村二十七戶，只有兩戶有餘糧，有些還是缺糧戶和應該救濟的戶，但在統購時除三戶外，都賣了糧.其次是在統銷中，有些地方嚴重地違犯了供應政策……特別是違背了以吃飽為原則的政策，層層控制，扣得太緊，臨夏縣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遲了二萬餘人的供應；供應者每天每人只有十兩至十二兩原糧，後來又壓縮為半斤至五、六兩。居家集、癿藏、吹麻灘三個區有十天無故停止供應，北塬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二百五十斤原糧，馬集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十八戶。有些地方並規定有牲畜、有勞力、統購時賣過糧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