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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時代的新文革傾向

張杰評論文章:自從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以來,很多人一直追問「中國會返回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代嗎?」的確,習近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有太多的相似性。習近平也一直在淡化文革災難和試圖為文革翻案,從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到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再到上山下鄉是偉大創舉的叫囂。習近平的言語充滿了文革的烙印,什麼自力更生、新長征、鬥爭、黨領導一切等等。中國會再次爆發文革嗎?這個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劍始終懸在中國人的頭上。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他的文章《關於文革的基礎條件》中進行了剖析。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有七大條件的支撐。

第一,國家有一個超級魅力型領袖,無論精英層還是芸芸眾生,都對它頂禮膜拜,沒有人敢於對他批評與質疑。這使得這個領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毛澤東、希特勒史達林在這一點上驚人雷同。

第二,國家掌控新聞、出版、學校教育、廣播電視、文化藝術等一切意識形態工具,長年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造就出大批毫無獨立思考意識和能力的腦殘民眾。

第三,國家掌控所有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以致你如果不依附體制,你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當年劉少奇彭德懷挨整後都說過,「大不了回老家當農民,種地去。」這也許是傳統社會官吏最後的避難之地了。但可惜,在文革中,「回家當農民」這是極高的奢望。不經最高當權者的批准,哪個人民公社敢讓他們回來當農民?這個政權對人的生死控制,絕對獨步世界。

第四,軍隊、警察及司法機關等國家暴力機器,無條件地效忠領袖個人。在實施黨內外鎮壓時,沒有任何法律底線和人權底線。林昭張志新等曠世慘案,只是這個國家暴力機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文革中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發生的對賤民「四類分子」斬草除根式的野蠻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五,國家閉關鎖國,嚴密控制任何外國人進入與外部信息的輸入,即便是執政黨的高級官員和大學教授,也對世界的真實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員階層和知識界對世界的無知,遠甚於晚清、北洋、國民時代。這種無知,導致整個國家上層執政的粗鄙化。

第六,無論何人,只要你表現出不順從、不馴服,就必定會遭到國家有組織的對個人與對家人的迫害,由此鍛造出從國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內的全民性恐懼,這種恐懼成為毛時代中國人內化的精神特徵。

第七,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任何一種有組織的力量能夠對執政黨、對毛澤東構成制約,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民主黨派等一切組織或團體,均為中共的花瓶、擺設、僕從和幫凶打手。只有在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執政條件下,中國才會出現餓死四千萬人,而社會悄無聲息的歷史奇觀。

李大同認為,正是這七個條件的支撐,中國才能上演文革這種反文明的活劇。文革是否正離我們遠去或歸來,判斷的標準不是現在舞台上的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是支撐舞台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是否仍在主導著中國的社會生活?當今中國,這七根支柱還存在嗎?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一是領袖崇拜。像毛澤東那樣的領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然而這個政權的性質,卻必須圍繞著老大運行,老大必須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權威,老大必須說了算,否則這個黨就一定會分崩離析。毛已死了近半個世紀,然而毛政未除,民眾對最高權力者的仰視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毛時代個人崇拜即權力崇拜這根柱子並未倒塌,儘管不如毛時代那樣光鮮。

二是意識形態洗腦。我們的孩子,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已經被強迫洗腦,直至大學畢業。這時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已經固化。最近網上有個帖子,是一個老清華人的困惑:他出身貧困農家,憑天資和勤奮考上清華大學,而他的幼時同學,幾乎沒有上完初中的。幾十年過後,他被拉入小學同學群,一段時間後,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小學同學群討論的話題與觀點,與他所在的清華同學群驚人相似,他困惑地發問: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相差這麼大的兩群人,怎麼會有這種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三是經濟控制。這一點似乎變化很大,國家似乎不再壟斷全部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市場經濟在中國似乎也不可改變了。但中國市場經濟,仍是國家權力的附庸,國家壟斷所有主要經濟命脈和資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正在退出歷史舞台。吳小暉和安邦集團、馬雲阿里巴巴的命運就是民營企業的真實寫照。

一個沒有憲政制度,沒有法治環境的市場經濟,會變成一個什麼怪物?實際上,成為了用低人權、低福利和國家補貼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用源源不斷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來為政權輸血。這種扭曲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專制政權所能夢想得到的最佳饋贈。這種畸形的市場經濟,與當初的計劃經濟並無本質區別。

四是暴力機器。在毛時代,國家暴力的使用,還多少有一點意識形態的遮掩,譬如用組織處理或群眾專政的名目,而如今變為赤裸裸的,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罰款,被警方動輒「喝茶」訓誡的知識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驅趕「低端人口」,砸毀店鋪,推倒住房,那張早上去上學的孩子,下午回家家已經沒了,只好趴在廢墟上做作業的圖片,不知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至於各地頻頻發生的拆遷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頭暴毆良善小販甚至公開搶劫財物,更是當今中國常態。

五是閉關鎖國。目前在國外大約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每年去境外旅遊的中國人,據說也達上億人次。這確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是巨大的進步。遺憾的是,當初看起來絕無可能控制的網際網路,已經被當局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改造成為了一張「中國區域網」。四十年來,中國的所謂開放,只是小心翼翼地嚴格控制在有利於統治的邊界上,從來就沒有對世界真正開放過。完全可以說,現在不過是中國閉關鎖國的2.0或3.0版。

至於民眾恐懼和一黨專制這第六與第七根支柱,基本是原裝的,就不必多言了。根據李大同的觀點,支撐文革的七根支柱都存在,儘管已經色彩斑駁、扭曲變形,所以中國發生文革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習近平時代畢竟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將它與五十年前的文革時代進行比較並不能揭示其本質,因為在習近平和毛澤東之間還橫亘著鄧小平時代。

李大同指出,中國向人類普世文明演進和歸化的真正障礙,不是什麼文革,而是「毛政」。可以說,不徹底清理和埋葬毛政,類似文革的醜劇會一再上演,甚至更為醜惡與極端。中國雖然歷經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但毛政的基礎基本沒有觸動,相反還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財政的富足得以加固。

在本質上,中國從未真正走出毛澤東時代。文革是毒樹之果,不是樹幹,不是樹之根脈。因為只要毛政這棵樹不被砍到,樹上將會長出無數這樣的毒果。六四是不是毒果?薄熙來是不是毒果?習近平是不是毒果?圍剿方方和叫囂武統台灣的義和團式腦殘和五毛是不是毒果?將大批維權律師投入監獄吊銷律師資格是不是毒果?將百餘萬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中是不是毒果?廢止香港一國兩制,強制實施港版國安法是不是毒果?無數以美國為敵的戰狼們是不是毒果?

應該說,李大同看到了中國問題的實質,那就是中國從未走出毛澤東時代,所以,它自然會帶有文革的烙印。毛澤東時代是極權主義時代,鄧小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是從後極權主義時代返回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時代,而是要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維持中共的一黨專制政權,同時也要用鄧小平對外開放維持經濟的發展。

我認為,習近平時代就是經濟開放和政治極權並存的時代。如果我們批評習近平不改革開放,那也是委屈了他。因為他改革開放的口號沒少喊,並許諾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但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習近平是在否定改革開放?因為習近平定義的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發展經濟,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保留適當的公民自由空間,淡化意識形態。而習近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發展經濟,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黨政合一,政企合一,嚴控輿論,壓縮公民自由,強化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習近平的改革開放是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和鄧小平實用主義的結合體,或者說,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為體,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為用,習近平要融合毛和鄧,這本身就是一個解決不了的矛盾。習近平想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將中共官員和老百姓管起來,用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讓國家富起來,從而完成中國人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所謂復興夢想。有學者指出:習的新思想要論證的是,中共帶領人民已經找到了一條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道路,這是一條不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實現民族復興之路,它始於毛而終於習,對世界也具有推廣價值。習是集毛和鄧於一體的矛盾混合體,這就造成了無法克服的內在衝突。換言之,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體」決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礎上進行,同時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進,這不但使改革無法落地,也導致體用衝突,使其政策和路線以一種反改革的面貌出現。

但習近平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同時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民智已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官僚體系,包括管理經濟的體系、管理社會法律體系,用獨裁的方式來運轉,很困難。習近平要進行獨裁統治,必須要對意識形態進行控制,對信息進行控制並統一思想,但是,面對不再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也很難做到。極權主義是靠謊言和恐怖維持的。在開放的社會,謊言和恐怖難以生存。

客觀說,習近平與鄧小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對鄧習二人來說,共產黨這條船絕對不能翻,必須挽回民心,必須救黨。儘管鄧習二人的救黨方法不一樣,但目的一樣。在對付挑戰共產黨的領導,鎮壓異見者方面,鄧習二人不分伯仲。但鄧小平和習近平又有巨大的不同,鄧小平為了救黨,實行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如黨政分開、廢除終身制、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等等。習近平卻在過去幾年中,將這些改革舉措逐一廢除,反其道而行之。在對西方關係上,鄧和習都親西方。兩人不同之處在於鄧掩蓋中國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習毫不掩飾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出口中國模式的全球野心。也就是說鄧柔習剛。

習近平執政八年並沒有關閉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是對內實施極權,對外實施開放。他希望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策統一起來,極權為體,開放為用。用極權維護中共的政權,開放發展中國的經濟,並最終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戰勝資本主義。習近平處於極權和開放的矛盾之中,極權和開放無法並存。極權排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而它們卻是開放不可或缺的基礎。這個矛盾導致了習近平既無法滿足中國人民的願望,也無法與世界和平相處。

責任編輯: 李韻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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