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的雪莉·梁(Shirley Leung)一覺醒來後，發現自己被香港首次因中共病毒疫情頒發的「禁足令」困在了家中。她掃視了一下自己與成年兒子居住的小房間，房間裡只放得下一張單人床、幾個紙箱和放衣服的塑料桶。
她試著不去想布滿霉斑的房頂和牆壁散發出來的氣味。她把家裡的新鮮蔬菜分成每天的份，對政府上周六實施「禁足令」後發的罐頭食品和方便麵表示不滿。她想著自己居住的公寓樓擁擠不堪且相互連通的狀態。
「如果一個房間裡的人被感染了，住在劏房（分間樓宇單位——編注）里的人怎麼可能讓不被感染呢？」梁女士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這個樓怎麼可能安全呢？」
長期以來，香港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地方之一。在這座城市裡，時髦的豪華購物中心緊挨著擁擠不堪的廉租公寓樓，在有些廉租公寓樓里，衛生間有時也兼作廚房。在正常時期，這種不平等常常被香港光鮮的外表所掩蓋。但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時期，這種不平等的代價已暴露無疑。
自今年1月1日起至上周末，香港確診了約1100例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60多例在佐敦及周邊地區。政府做出的回應是，封鎖了住著一萬名居民的16個街區。3000多名工作人員（其中許多人穿著從頭到腳的防護服），突然來到居住區對居民進行大規模病毒檢測。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周二表示，封區措施已取得了成功，並說可能會對更多的社區進行封閉；不久後，官員對附近的油麻地也宣布了「禁足令」。
官員們表示，佐敦許多居民的生活環境年久失修，加劇了病毒的傳播。佐敦社區人口密集，以熱鬧的夜市、老舊的高層公寓，以及種類繁多的餐館而聞名。佐敦社區是香港廉租公寓樓密度最大的地方，樓里原有的公寓被分隔成兩個或多個更小的劏房。
20多萬香港最貧窮的居民住在這種公寓裡，人均居住面積不到4.5平方米，不到紐約市停車位大小的三分之一。有些居住空間如此之小，以至於人們稱其為籠子或棺材。
這種可能導致疫情暴發的環境，也讓許多被禁足的居民感到尤其痛苦，他們擔心一天不去上班的後果，或擔心被困在通風很差、更利於病毒傳播的環境中。官員們承認，他們不知道住在這種分隔開的公寓裡的確切人數，這讓給所有人做病毒檢測變得更加複雜。對低收入的南亞居民（他們中的許多人住在佐敦區）的歧視也引發了問題。
一些人指責政府先是允許導致疫情愈益惡化的條件出現，然後將冷酷無情的措施強加於最無承受能力的群體。香港有錢人所在的社區出現過疫情，有的富人曾公然蔑視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但政府從未封鎖過富人社區。
「如果說他們做錯了什麼的話，那就是他們窮，住在劏房裡，或者他們有不同的膚色，」被封社區的民選區議會議員余德寶說。
自從中共病毒大流行以來，這些劏房一直令人擔憂。
已退休的梁女士和兒子只有一張床，她夜裡睡床上，兒子白天睡床上，夜裡在建築工地上夜班。梁女士說，一根房梁已出現了裂縫，但房東遲遲不修。霉也是個老問題，因為髒水不斷從鄰近單元漏下來。
劏房的管路系統往往會被重新改裝，以便連到更多的廁所或廚房，但改裝的質量問題很常見。在2002到2003年的SARS疫情期間，病毒曾通過有問題的管路系統傳播，導致一個住宅區裡有300多人感染病毒，42人死亡。
政府曾在SARS之後承諾進行改革，但承認情況仍然危險。
「受限區域內的樓宇較舊，年久失修，」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上周六說。「社區感染風險甚高。」
封區最終只持續了兩天，已於周日午夜結束，政府表示已成功地為該地區的大多數居民做了病毒檢測。13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
但專家們說，政府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長黃洪說，政府一直未對劏房進行足夠的監管。
「他們擔心，如果採取行動的話，這些低收入家庭就沒地方可住了，」黃洪說。香港的住房一直是全球房地產市場中最難以負擔的。
香港的收入不平等也與族裔問題交織在一起，疫情加劇了對約占香港人口1%的南亞居民長期以來的歧視。據政府統計，在有孩子的香港南亞家庭當中，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貧窮線下，是香港所有家庭中生活在貧窮線下比例的兩倍。
許多南亞居民住在佐敦及周邊地區，包括劏房，隨著病毒的傳播，一些當地人開始籠統地指責南亞人有不衛生的習慣。
香港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上周曾激起憤怒，他暗示香港的少數族裔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菸飲酒及交談」。（香港特區領導人林鄭月娥後來說，政府並不是在暗示疾病的傳播與族裔有關。）
蘇希爾·紐瓦(Sushil Newa)是被封小區里一家牆上塗著鮮艷油漆的尼泊爾餐館的老闆。他出示了手機上保存的網上評論的截圖，將他的社區與動物做比較，還暗示尼泊爾人都是酒鬼。
「我們只是在這裡努力工作、納稅，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被香港隔離起來？」紐瓦提到受歧視時問道，當時，餐館裡一名員工正在舀起外賣的波亞尼燉飯。
黃洪說，政府也沒能與南亞居民進行有效的溝通，導致人們對封區感到困惑。（政府後來說，已派出譯員去該區。）其他居民說，政府提供了文化上不合適的食物，比如給穆斯林送豬肉。
儘管如此，紐瓦說，他支持限制行動的做法。他說，雖然他虧了錢，但控制疫情更重要。
其他業主對此表示同意，但也要求政府給他們賠償。
街角小攤「上海美食」的老闆羅洪九（Low Hung-kau，音）說，他不得不把準備做小籠包的食材扔了，這對自疫情暴發以來的生意下滑來說，是雪上加霜。
「我損失了60%的生意，」他說。「幾乎沒人來。」
他把封區的第二天花在召集附近的業主上，讓他們給政府打電話，要求賠償周末封區造成的至少部分損失。政府官員迴避了有關賠償的問題，只是說，他們希望僱主們不要扣減未能上班員工的工資。
活動人士一直批評政府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救濟工作，指出政府沒有提供失業補助。此外，政府的許多補助針對的都是僱主，而不是雇員。一些公司已為保留員工職位申請了補貼，但後來卻沒有按照承諾去做。
有些人在行動限制期間別無選擇，只能去上班，儘管這樣做有風險。
71歲的街道清潔工何麗霞（Ho Lai-ha，音）說，她已在周末做完了清掃道路、清理下水道的工作，就在幾天前，政府曾把這些地方列為潛在感染源。
「我有點害怕，但沒有別的辦法，」周一，她一邊說，一邊將拖把浸泡在一個敞開蓋子的下水道里。「雖然封區了，但我們還得幹活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