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新一波的疫情最早出現在1月12日，當日全市新增5例無症狀感染者。1月18日當地實施全面封閉管理，交通封鎖、店鋪停止營業。22日東昌區的居民住處被貼上封條，家家戶戶禁止外出，由社區人員上門配送生活物資。但大批民眾被困在家中面臨斷糧斷藥的情形，紛紛在網上抱怨「截至此刻，沒有收到一分菜」、「說得好聽，物資充足，在哪呢？」「通化人民太難了！」「家裡一共就剩18跟蒜苔，炒了9根留了9根，萬一買的菜送不到的話，這個還能挺兩天。」
浙江大學社會學學者酈菁曾撰文指出，封鎖舉措的本意是儘快切斷傳染鏈條，但也間接導致了制度化的社會保護網絡同時急速崩潰。
網絡上流傳著署名維舟的文章《通化休克實驗》，我們看一下，一起走進吉林通化市這座40萬人口的小城。
自1月12日，這座小城的防疫迅速陷入苦戰。為了嚴防死守，15日全城第一輪核酸檢測，交通停運、超市關閉；17日市區升級防控管制，各小區實施嚴格全封閉，18日正式宣布封城。儘管如此，到24日零點，全市仍累計確診多達180例，無症狀感染者100例，3萬人接觸隔離。
然而，通化引起關注，既不是因為疫情擴散之速，也不是哪個戲劇性的超級傳播者，更不是變異毒株，而是因為一刀切的「休克」式防疫措施之下，市民生活陷入困窘。很多人對此根本還沒緩過神來，就發現家中快斷糧了。1月19日，通化市東昌區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還說每戶每三天可出一人採購生活物資，但21日深夜23時就又突然宣布，自當天22時起，全部居民居家封閉管理，一律不得外出，2小時後就實行封門——不但是深夜，也沒多少時間外出採買，而且當你知道消息時就已經被封了。
隔離期限據說是「至少三天」，但並不確定究竟是幾天，至於怎麼活下去，說是社區工作人員將上門幫助解決生活物資配送需求。然而，有些人家裡還不夠一天吃的，又或是斷藥了，乃至懷孕七個月沒法出門做產檢的，有關部門雖然給出吉通幫等四個線上採購平台，但很多獨居老人根本不會用，而在突然湧入的流量之下已陷入頁面崩潰，甚至連前一天下的訂單也被自動取消了。快遞停了，社區電話基本打不通，菜無法配送，一些人家裡每天只能白吃米飯。這座城市陷入了癱瘓。
毫無疑問，這是城市管理上的失敗，也是當地市民的磨難，但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在我看來，這個案例的意義遠超出通化本身，疫情的衝擊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昭示世人：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無法有效應對風險社會下突發的危機。
24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副市長蔣海燕公開向全市人民道歉，她說，目前市區內已有800多名志願者為市民配送物資，「將盡最大努力提升配送能力，補上市民生活物資供應。」
但在一座4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裡，這點人手夠嗎？答案恐怕是：遠遠不夠。何況這些志願者還要負責三項不同的任務：轉運病人；入戶三次核酸檢測；解決市民吃喝問題。其實她說的一些措施據當地人說早就有了，可還是沒人送。
吉林省其它城市日前也測核酸，人口規模甚至更大，也沒有這樣斷供，為什麼就通化這樣？
因為在那些城市，家裡缺生活物資社區幹部給買，也可以持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證明上街買，米麵糧店一直營業保證民生，換言之，「市場」還是在的。通化模式則不同，它是在「緊急全員封戶」的情況下，試圖完全由政府管控的體系來完成生活物資配送，然而把門鎖死容易，要一下子完成40萬人不同生活需求的供應，可就難得多了。
既然市民沒法出門自行採買，這就需要一個龐大的人力儲備和配給體系才能完成本可以由老百姓自發完成的事。這一安排很理想，如果政府有能力辦到當然好，但就像所有烏托邦計劃一樣，再好的計劃，紙面上和現實中總有不小的差距。
通化這次其實物資總量並不缺，但在流通體系癱瘓之後，中間渠道不通，有限的工作人員、志願者儘管忙死忙活，卻無法有效及時地將物資發放下去。通化政府這次公布了10個志願者服務手機號，那還能不被打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中不時可見的一幕：制度設計留下的窟窿，要讓一些人超常的道德努力來填補，但卻仍然填補不上。其結果，新聞發布會上說「物資充足」，且「免費配送」，但現實中卻是「全城人挨餓」。
一年前武漢封城時，配送也曾很糟糕。我一位武漢朋友說，她第一次拿到團購的菜已是封城的第24天了——但那會剛好是過年之際，一般人家多少都備了點年貨，提前備料，能頂久一點，團購也是自己排隊去拿，不像通化不但封得早、措手不及，而且還是把門一封，說是挨家挨戶送貨上門，實際卻辦不到。
另一大不同在於：武漢當時沒有能力測核酸，靠的是市民在加強個人防護基礎上的積極自救；現在則動不動就全民幾輪測核酸，而在結果出來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可疑對象，一動不許動，這就無法發揮群眾動員的力量。就像有人說的：我們通化不是買不到菜，而是大家沒辦法出門買菜，社區人手不夠，也沒辦法送菜。」
如今，即便是志願者，也要拿到核酸結果才有申請資格，雖然那些線上APP，但是APP背後需要超市能正常營運，運輸、流通、配送都需要人，但人卻都被鎖死了——既然不信任市民，那就只能坐等救援了。
在別處，至少原有的日常機制還部分維持著正常的運行，但通化「休克」式的強制做法，則意味著市場機制癱瘓、個人自救也被禁止，完全由政府接管生活物資保障。直到著手做起來，才發現其實做不到，在市民已陷入窘境後，昨晚的回應是兩個辦法：一是組織動員7000多名機關幹部、社會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配送，即加強人力動員；二是即日起至解除封閉管理，按每戶5天需求量供應蔬菜包，由免費配送改為「半價配送到戶」。
從封門開始，這場休克實驗歷時三天，「免費配送」的理想承諾被證明失敗。在這期間，自發的市場行為被緊急叫停，而替代機制卻跟不上，人們於是在這青黃不接中兩頭落空，這說到底是人為造成的短缺。
通化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危機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計劃經濟，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詬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如果能運轉，也不失為一個應對的選擇。通化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現在市場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給制這樣最嚴格的計劃經濟，連計劃也玩不起來了。
儘管一直有人說，東北有計劃經濟的本能和基因，但現實卻證明，它早已沒了計劃經濟的配套和基礎。在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之下，即便物資堆在那兒，沒有配套的系統、人員，倉促之下也調動不起來。事實上，如果計劃經濟能安排好，很多人可能也願意（雖然在疫情過後，這會在經濟上付出代價），但現實中，它看來卻是一條走不通的回頭路。
通化失敗的實驗留下一個教訓：現代城市管理需要現代的治理技術，在沒有做好起碼的物資保障供應運輸準備的前提下，試圖完全切斷日常的市場流通體系，不僅在人民生活上，在政治上都是災難性的。
既沒有專業能力配備，又總攬所有權力與責任，勢必是吃力不討好的。因為壟斷所有渠道的結果，其實也承擔起了無限責任：既然什麼都攬在自己頭上，那就別怪老百姓出事了都罵你。
一旦疫情爆發，哪個城市做好準備了？這格外考驗當地的治理機制和專業化水平，準備一套應急的整體預案，如何在儘量減少社會震盪的前提下，精準地防控住疫情。不準備這些，就準備一個道歉稿，夠嗎？更何況，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道歉，是自己的生活。
通過維舟的文章，我們看到了通化人所遭遇的無妄之災。通化封城的混亂和對老百姓生活的衝擊，對我們而言都不陌生，它無非是武漢封城悲劇的再現。只是武漢封城正值春季前夕，老百姓家中大都有餘糧，還可勉強過日，但通化老百姓正在挨餓。封城的目的是隔離而不是製造苦難，讓老百姓挨餓不是阻斷病毒的傳播，而是在威脅生命。
我們需要質問通化市政府一些問題：
第一，封城的法律依據是什麼？政府履行了什麼法律程序？如此少的感染病例，封城是否具有合理性？
第二，封城的預案在哪裡？
封城後，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如何保障基本物資供應？緊急狀況如何解決，如急診、火災等？
第三，如何組織大規模社會救助行動？
第四，如何保障人權？如何為民眾提供經濟援助？
第五，如何保障殘疾人和獨居老人的基本生活？
第六，如何緩解民眾心理焦慮？
第七，如何反應民眾的呼聲和需求？
第八，如何動員社會公益組織和宗教團體參與救助活動？
如果以上這些問題都沒有考慮，我只能說，通化封城是非法的，它只是在重複武漢的悲劇。在保障人民健康的旗幟下，為什麼使人民饑寒交迫？公權力到底是保護人民還是危害人民？因為通化是座小城，難道它在大國戰役中微不足道？通化市的休克和老百姓的饑寒交迫再次揭示了中國抗疫模式的野蠻和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