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觀察之三
北京的疫情防控措施徹底打亂了許多人的通勤路。
中共「抗疫」沒救下多少人，「抗疫」所製造的民生災難、人道災難，卻是有目共睹。一年前的武漢封城，方方一部《武漢日記》實時記錄了其中的暴虐、野蠻與殘酷，多少冤魂飄零。一年以來，中國多地「抗疫」的戰時狀態，仍然充斥著罪惡，請看下面幾則案例。
例1.通化封城斷糧。自1月21日起，吉林通化市在原來封閉管控的基礎上，又實行了「居家封閉管理」，不讓住戶出門，全部物資由人派送。市民反饋，當地政府無能，配送食物不公，有的人家裡送的菜種類繁多，有的人只有泡麵，志願者三更半夜還給領導人家屬送物資。通化市長李平1月25日接受白岩松視頻連線採訪時公開承認，截至25日下午15點，整個東昌區封閉管理的居民有11萬戶，還有34%的住戶沒有配送到。通化這種簡單粗暴的「封條管控」，卻使民眾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例2.高調「防上訪」。河北石家莊現是疫情重災區，藁城區全域更被列為高風險區。近日，「石家莊市信訪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信訪穩定工作的補充通知」文件在海外曝光，揭露了當局對訪民的「穩控措施」。例如，「第一是全力做好重點人員教育穩控」。各鄉鎮各部門對摸排掌控的所有重點人員和信訪老戶，採取「五包一」措施，「確保24小時不脫離視線，把人員穩定在當地，確保不發生進京上訪。」
例3.1月28日，知情網友披露，疫情重災區黑龍江綏化望奎縣一居民跳樓自殺，當場死亡。這是8天內第三起自殺事件。之前，1月20日，綏化綏稜縣鴻順家園一名48歲婦女跳樓自殺。次日，大陸網上一則視頻顯示，綏化海倫市寶鼎社區，一名居民在家門口的單槓上吊自殺，當天當地戶外溫度零下26℃左右。
現在，中共已宣布了全國十個高風險區、六十多個中風險區，且都已相繼進入了戰時狀態。上述幾則案例並非孤例，其所顯示的情況，已成了中國疫區的普遍狀態。中國疫區亂象紛飛！
或曰：中共「抗疫」已歷時一年多了，全國表彰大會也早開過了，可為什麼還是這麼沒有章法、害人擾民呢？是不是中共的「學習能力」太差了呢？當然不是，因為中共根本就不「學習」。
眾所周知，中共「抗疫」偏好「封城」、「戰時狀態」，這些措施並非有什麼嚴謹科學的基礎，而是恰恰滿足了中共畸形的「政治第一、維穩第二」的訴求和權力的任性。中共突然隔離疫區民眾，沒有提前通知，沒有民生預案，沒有建立相應的染疫人員快速診斷醫療體系和基本生活物資快速供應體系，一切任其自生自滅。中共甚至還給自己這種反人性的罪惡抗疫模式，貼上了一個「顧全大局」的偽道德標籤。
事實上，中共的這些措施，在全世界大概都是獨一份的。從性質上講，這不是在「抗疫」，而是在「害命」。例如，中共在各地強制搞的焊死門戶、大排長龍檢測、簡陋的方艙等等，都是在製造交叉感染，而非真正的防護與救治所必需。中共這是「以抗疫之名」草菅人命。
關於中共「抗疫」的一切虛假宣傳、詭辯，只要與世所公認的「台灣抗疫模式」——政府信息透明、尊重專業、充分溝通促進團結，不必採取封城、限制群眾等強制手段——相比較，真是天壤之別。試看如下兩則案例：
例1.河北石家莊市藁城區南營鎮一位曹姓老人外出買煙，在該村書記閆某指使下，兩名「紅馬甲」分別按著老人的背、抓住胳膊拷在樹幹上，另外兩人用繩子由腰間捆綁至兩臂雙手。「紅馬甲」口中還大叫「綁緊點」，「再出來，我砸死你」。
例2.2020年山東的一段反恐演習螢幕顯示：收費站出口有大量特警駐紮，手持鋼叉上崗。特警用網罩抓捕了一名不配合檢查的司機，並套上黑頭套，迅速把人抓離現場。雖是演習，但當局將染疫患者等同於恐怖分子，讓人憤怒。
這兩則案例，台灣人一定會感到匪夷所思，但卻是大陸的常態。同為炎黃子孫，中共「抗疫」的荒唐和邪惡，台灣「抗疫」的人性和科學，對比實在鮮明！（所以，中共極端仇視台灣，堅決不許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2020年以來對台軍事挑釁更嚴重升級，這一切都是有深刻原因的。）
迄今，武漢封城76天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有知情者稱一天死5000人），我們不得而知；全國多地戰時狀態致多少人於絕境，我們不得而知；全國疫情的真實數據，我們不得而知。中共告訴我們的，永遠都是「形勢一片大好」。而就在這「形勢一片大好」中，多少人生命不保啊！
中國的疫情將如何發展，中共「抗疫」將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我們還不能確切知道。但是，以史為鑑，能使我們對現實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個「為鑑」之史，就是1958至1961的「災害時期」。現在大家都已知道，1958年「大躍進」以後，全國大饑荒，史無前例地餓死了幾千萬人。中共是怎麼做到這個的呢？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封鎖消息和阻攔人員外逃」。試以河南信陽為例。
當時信陽地區餓殍遍地，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中共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看守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1959年11月間，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准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在此期間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
看看歷史上的「災害時期」，再看看今日，雖然一個是大饑荒，一個是大瘟疫，災害性質不同，但中共的應對之策，何其相似乃爾！
迄今，中共編造數據、打壓「吹哨人」，拒不公布大瘟疫流行過程中的一些關鍵資訊，對國際專家調查團明里暗裡設置障礙，除了隱瞞真相、逃避追責外，是不是也在借「疫」殺人呢，在將來給中國和世界造成更大的隱患和危害呢？
中共「災害時期」的所作所為與今日「抗疫」的種種表演，實質上都是一路貨色。這充分說明了中共絕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正常的政權，而是被邪靈控制的人間惡魔。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個共同的真理：只有解體中共，抗疫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