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的一天，我走進法國駐廣州總領事章泰年先生辦公室的時候，他還在為剛剛接到的一個電話生氣。
為了在深圳舉辦的一場每年例行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動，章先生和同事籌備了很久，已經對政治敏感問題進行了自我審查，選擇語言學習作為主題。中方也全程配合，直到活動開幕前一天，也就是我們見面的當日，章先生接到深圳文化部門一個科長打來的電話——外交講究級別對等，這倒也罷了，對方要求停辦活動。章先生辯解說，這只是語言學習……對方不等他說完，表示沒有商量餘地，然後掛了電話。章先生感到非常震驚。作為外交官，他很少遇到這樣粗暴無禮的對待。
緊接著我到巴黎參加一個會議。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外交官都在交談中說到，中國出現了「粗魯外交」。有位法國媒體同行告訴我說，他還就此寫了一篇文章。
直到五年以後，戰狼外交這個新詞才流行起來。因此很多人認為，這是習近平時代出現的外交轉向。正如我在時評文章中一再指出的那樣，包括戰狼外交在內的中國形象轉變，更多來自中共權力結構的演進，領導人的個人風格只在其中起到了部份作用。在「粗魯外交」之前，人們已開始討論中國的「傲慢外交」。
1949年以後，周恩來主導的外交政策，企圖在孤立中表現「大國外交」的風範，特別重視禮儀。傳說周恩來曾組織外交人員躲在屏風後面，偷學來訪客人向毛澤東贈送禮物的儀式。他也因此留下了「外交無小事，不可掉以輕心」的著名訓令。
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江澤民時代。失去了意識形態正當性的統治者，對內開始撕下畫皮，公然暴力維穩，對外仍然努力裝扮風度翩翩的君子，儘管不時露出馬腳，成為笑談。當時，中國需要得到國際的許可，加入全球化經貿，「與國際接軌」是流行語。
趙立堅也可變得文質彬彬
到了胡溫時代，中國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大國崛起」帶來了粗鄙的民族主義情緒，外交領域出現了舉世皆驚的變化。外交官不顧禮儀、言行唐突，外交部記者會更成為展示粗魯的舞台。
習近平上台之後，「與國際接軌」逐漸淡出，代之以「為世界指明方向」——據媒體統計，僅僅在2020年，中國官媒以「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作為標題報導就至少有12次。
「為世界指明方向」的前提是「四個自信」。2012年11月，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7月，在慶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加入了「文化自信」，形成了「四個自信」。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出習近平並非天外來客，而是中國政權自然延續的繼承人。
無論怎樣自信，西方社會無法接受一個在歷史上留下無數人權災難紀錄的專制政黨來為世界指明方向，因此戰狼外交就成為一種被認為有效的姿態。
我還記得當時問章泰年先生怎麼辦，章先生搖搖頭，兩手一攤說：「沒有辦法！」這也是「傲慢外交」遭遇的普遍回應。在中方看來，這就意味著有效。因此，禮儀外交逐步過渡到傲慢外交、粗魯外交和戰狼外交。
現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扮演了戰狼的代表人物，他不僅毫無依據宣稱新冠病毒來自美國，還針對五眼聯盟外長說，「不管他們長五隻眼還是十隻眼，只要膽敢損害中國的主權，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瞎」。這些言語在過去可能會被認為有失體面，現在可能會得到獎賞。
有些網民以為外交部發言人「雷語」不斷是因為個人素質太低；有些學者則認為戰狼外交來自習近平的強硬個性；還有人認為宣傳機器變得愚蠢了。其實這些判斷都不夠準確。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有利可圖。否則，只需要一夜之間，趙立堅就可以變得文質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