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海外，每逢佳節倍思親。每次過年，都會想到以前在國內生活時家家戶戶備年貨、大年三十團團圓圓吃年夜飯、放爆竹、給壓歲錢等歡樂熱鬧的情景。
但這些美好的印象，也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事了。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文革時期的過年，不但物資匱乏，對於我們家庭而言，由於遭受政治、經濟的雙重重壓，過年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尤其對於我的父母而言，與其他家庭相比，「過年」在經濟上、心情上、環境上、人情上和政治上都會體會到一種強烈的對比。那時生活的重擔還沒有壓在我們孩子一輩的肩上，我們自然不會真正理解做父母的難處。現在每次過年，都會情不自禁地回想到文革時期全家一起過年的情形，而感覺更多的是對自己父母和家庭的深深愧欠。
文革時期過新年，看場免費的電影倒是常有的事，但文革早期可以上映的電影也僅僅局限於八部樣板戲，這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是不能想像的。這八部樣板戲中，有一部叫《白毛女》的芭蕾舞劇，就是以「過年」的場景開場的。農民楊白勞因還不起向惡霸地主黃世仁欠下的高利貸，外出逃債。除夕之夜楊白勞偷偷回家，與閨女喜兒一起扎紅頭繩過年。黃世仁聞訊趕來要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逼而死，喜兒被強暴後逃進深山，不久在悲恨交加中頭髮全白。兩年後，參加革命的同鄉青年大春隨八路軍回鄉，在山洞裡找到了喜兒，清算了黃世仁，替喜兒報仇雪恨。
《白毛女》最早成戲是在1945年4月28日，中共七大召開的前一天，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1951年初，《白毛女》的故事被拍成故事片搬上了銀幕。1965年上海芭蕾舞團又將《白毛女》改編成現代芭蕾舞劇，成為江青親自「欽定」的八部「革命樣板戲」之一再次被搬上銀幕。1949年後《白毛女》之所以會受到宣傳部門經久不衰的青睞，是因為它不但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下的一個重要文藝成果，而且該劇宣傳的主題愛憎分明，「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圖片說明：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政府曾經一度提倡「移風易俗」，「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提出「革陋習、樹新風、講文明、守法紀」等口號。（圖片來自網絡）
時代畢竟不同了，中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這些年經濟是發展了，但濃郁的年味卻也淡去了不少。雖然過年的傳統仍然被保留了下來，但過年的氣氛卻大打了折扣。不用說經歷過49年前生活的耄耋一代，即使是我們這代人，感覺現在過年，也已經找不回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的那種味道了。
今年，由於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回家過年變成了如同水中望月一般的奢望，不但身在海外的「遊子」難以回國團聚，就連仍在中國但身處異鄉的同胞也被規勸「就地過年」。時代真的變遷了，我孩童時代聽得最膽戰心驚的就是「就地」兩個字，一提到「就地正法」，就會看見一批人戴著高帽子被押著遊了一圈街，再開一場公審會，在一陣排山倒海般的口號聲中，一條條性命不由分說地在眾目睽睽之下就這樣立刻被就地解決，「吐故納新」了。半個世紀過去後，當年的「就地正法」終於慢慢演變成了現在的「就地過年」，感覺好像是溫順了許多，只是不知在家鄉盼望自己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過年的留守兒童心裡是種啥滋味？那些盼望兒女回家團聚的獨居老人心中是種啥滋味？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農民工想要回趟家過個年，在春運繁忙時難，在疫情期間春運不忙時仍然難。還有那些打了一年工卻討不到薪水的則更是難上加難。節日前，就有一些地方拉出橫幅，高調宣稱要嚴厲打擊惡意討薪的行為。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新區法院等部門早在2020年4月就印發《關於建立「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的實施意見》的通知。浙江嘉興桐鄉市人民法院2月7日也通報稱，一年內勞動者在同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以拖欠農民工工資名義討要工程款三次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討要工程款五次及以上的，將被納入「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2月6日，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有個政務號還發布了一則《工頭爬塔吊討薪被行政拘留10天》的通報，披露了2月5日警方處置一起包工頭爬塔吊討薪被行政拘留的事件，表示對用跳樓、跳塔吊或暴力極端行為惡意索要工資的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將以「零容忍」態度依法打擊，對以農民工工資拖欠為名聚集討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惡意討薪行為高壓嚴打。
早在2011年2月2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修正案中，惡意欠薪罪就已被列入刑法。十年光景過去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過來對農民工要回拖欠工資的「惡意討薪行為」倒要進行高壓嚴打了，權力之任性，惡習不除，民不聊生！
這倒是讓我又想起了白毛女的故事。好多年前，《紐約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革命的虛構：歌劇《白毛女》幕後」。文章介紹說，白毛女的故事取材於華北地區流傳的多個版本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大多沒有與革命相關的內容。其中一說是地主一直無子，喜兒被以三姨太的身份娶進門後又生了個女兒，結果被地主趕出了門。最後喜兒逃到深山，幾年後頭髮、皮膚變成全白。當時延安主管文藝的領導之一周揚看到了這個故事，極力推動再創作，在賀敬之等人的努力下，這些五花八門的版本最終統一成了一個揭示階級矛盾的尖銳故事。而整出悲劇的原因也並不是因為楊白勞借了地主的高利貸，而是由於楊白勞家欠了地主黃世仁的地租和利息。這在此劇最成熟的版本最後一幕的唱詞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劇中鬥爭黃世仁的群眾合唱道：「為什麼你明減暗不減」——這指的就是地租。
可見曾經所宣傳的「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只不過是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而用藝術手法對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進行片面的塑造和誇張。這在我上一代人的回憶中，也同樣可以印證出類似的結論：絕大部分的地主在做人和做事上都很本分並講究分寸，一來因為他們的行為會受到鄉里傳統觀念的制約；二來因為過於刻薄，對自己的事業發展也會形成不利。反而每逢過年過節，地主收留僱工吃年夜飯或給些小恩小惠，這種情況倒是常有的事。
如果把《白毛女》的故事放到今天的社會裡再讓觀眾評論，那麼按照現在政府「惡意討薪」的邏輯，楊白勞被逼死是絲毫不值得同情的。楊白勞畢竟還欠了黃世仁的債，現在無良的老闆欠了農民工的債，農民工要不到工資不得已選擇自殺反而成了「惡意」討薪還要遭受政府的嚴打，那麼沒有被嚴打的楊白勞如果在天有靈豈不是應該感到萬分慶幸才是？所謂的對農民工「惡意」討薪的行為堅決予以高壓打擊，豈不是扯著依法治國的虎皮在這樣的「新社會」里硬要把活生生的人真的逼成鬼？
2021年2月12日，農曆正月初一於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