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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究竟為什麼有孔慶東這樣的「學界奇葩」?

孔慶東

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孔慶東究竟算學者,還是作家?朋友們大都莫名其妙。說是學者吧,孔慶東根本就沒有一本像樣的學術著作;說是作家呢,他卻連一本像樣的文學作品都沒有寫過。即便是其當年因書商的包裝和炒作一度暴得大名的《47樓207》,也並非真正的文學作品,而更像是插科打諢、撩撥觀眾的單口相聲;他的《國文國史三十年》,口水多過茶水,謬誤百出,被楊光祖教授稱為「滿嘴跑火車的文學史」。

遺憾的是,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溫儒敏教授在為《國文國史三十年》作序時,給予了孔慶東言過其實的讚揚。溫儒敏明明知道孔慶東的文章「太過意緒出發,毫無現實操作性」,卻又毫無原則地將這種「意緒」贊為「片面的深刻」,並吹捧說:「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氣』,能有多少老師真的會寫文章?孔慶東起碼活躍了『文氣』,何況他收放自如,學術研究也水平很高。」「慶東的一些文學史研究早已抵達現代文學的學術前沿,而且總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觀點閃亮呈現,只不過這些實績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蓋了。」「孔慶東講課思路非常活躍,他不滿足於只講文學史,同時要講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說,他要通過文學來講『國史』。」

我真希望溫先生冷靜下來,摒除學界的門閥氣,看看孔慶東究竟是怎樣一位「學界奇葩」。

荒腔走板,糟蹋魯迅

孔慶東在自我介紹時,宣稱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系傳人」,人稱「北大醉俠」,被譽為「繼錢鍾書以來真正的幽默」,是「不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中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央視『百家講壇』著名壇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主攻現代文學,兼及家事、國事、天下事」。他自我吹噓說:「北大圖書館的《魯迅全集》常年都沒有人借。但北大這種地方,偶爾有一學期《魯迅全集》被借光了,一打聽肯定是孔老師開課了。」

孔慶東在大學課堂、「百家講壇」講魯迅,常常顛三倒四,肆意忽悠,成為當下令人擔憂的學術生態的典型。他有部「學術著作」,叫做《正說魯迅》,其中隨處可見慘不忍睹的硬傷和自相矛盾的敘述。在該書中,孔慶東忽而說,魯迅先生「留下的作品字數並不多,寫了大概有200萬字左右,與一些大文學家相比字數是少太多了」,忽而又說,魯迅先生「在他一生六百多萬字的書稿中,譯作占到一半」。二百萬和三百萬(除去譯作的字數),百萬之差,孔慶東居然從來就沒有認真過一下腦子嗎?在他的《革命與金錢》中,居然出現了這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太空語」:「我們了鋸到魯迅把自己的金錢翻益S時代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著重號為筆者所加)《正說魯迅》一時成為學界的笑話,堪稱中學語文糾錯練習的「題庫」。有學者統計,該書中的各種差錯,至少有二百九十多處。

孔慶東講魯迅,動輒心潮起伏,任意發揮,講著講著就開始「跑火車」:「那個時候胡適他們還不知道怎麼整理文物呢。那時還沒有『國學』這兩個字,今天有人弘揚國學,可國學其實是『五四』的兒子,因為有了『五四運動』才有了『國學』這兩字。」孔慶東哪裡知道,「國學」一詞可謂「古已有之」。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而在1902年秋,梁啓超就和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1904年,經學名家鄧實在上海的《政藝通報》上,發表了《國學保存論》,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1905年,鄧實和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並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出版發行《政藝通報》《國粹學報》,標誌著「國學」在國內的立足。

魯迅的經典小說《阿Q正傳》,即便是普通的讀者,想必也是耳熟能詳。作為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孔慶東在講解這篇作品時,卻連基本的故事情節和時間順序都沒有搞清楚。孔慶東說:「阿Q除了精神上極度貧窮之外,在情感世界上也極度貧困,所以他想的第二個是女人,他把他平常見到的女人挨個想了一遍,誰有什麼缺點都歷數了一遍。假洋鬼子的老婆怎麼怎麼樣?誰家的女兒怎麼怎麼樣?最後都否定了,他的心還挺高,都看不上,他唯一看上的是叫吳媽的女僕,而吳媽也是受封建觀念的毒害很深的,阿Q剛向她求愛,吳媽就要跳井,阿Q這方面是很慘的。」在這段敘述里,孔慶東把故事情節和時間順序搞顛倒了。在魯迅的小說中,長期處於性饑渴的阿Q,常常產生怪誕的心理:「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女一男在那裡講話,一定有勾當了」;女人真可惡,她們全都是「假正經」。於是,他便趁吳媽在趙太爺家洗完碗碟,坐在長凳上與其聊天之際,直截了當地提出要和她「睏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吳媽在「啊呀」地愣了一下之後,「突然發抖,大叫著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驚動了眾人。此時吳媽的反應,與「受封建觀念的毒害很深」並無關係,而是出自一個鄉下老實女人的本能。鄒七嫂勸她「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而她「只是哭,夾些話」,哪裡說要跳井了?

至於阿Q歷數一個個女人,那完全是阿Q對革命成功後的一種幻想——他幻想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一旦成功,「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到那時,趙太爺都得叫他「老Q」,所有的女人都會乖乖地由他挑選,而之前的那些女人,卻沒有一個入得了他的「法眼」……在這樣的夢幻里,阿Q再一次用他的「精神勝利法」,為他當初得不到吳媽找到一個台階——不是吳媽不願和他「睏覺」,而是他嫌吳媽腳太大。對於魯迅先生小說的精妙之處,孔慶東根本就沒有領悟到。

孔慶東讀不懂魯迅,卻又偏要強作解人。在《國文國史三十年》中,孔慶東說:「中國從魯迅去世到現在,每一個歷史轉折時期,幾乎都要從魯迅那裡尋找思想根源,都要重新解釋一次魯迅,社會才能前進。不重新解釋魯迅,社會就變不了。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魯迅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沒有聽說過哪個時代要轉折,先得重新解釋一遍《紅樓夢》的,沒有這個事情,這是魯迅學與紅學不一樣的地方。文學就是政治,文學就是意識形態。我們現代文學中魯迅是一個絕對的戰略高地,乃兵家必爭之地。」之所以老是會說出這樣荒腔走板的話,我猜想,孔慶東是不是因為長期沉溺於武俠小說,從而總是產生出一種幻覺,就像堂·吉訶德那樣,因為一味陶醉於騎士小說,一度走火入魔,時刻幻想著成為俠客,以致把羊群當成敵陣,或以為有誰時刻都在和自己爭奪「戰略高地」,於是便「大戰風車」。

在當代學界,孔慶東堪稱是一個著名的「魯迅消費者」。孔慶東消費魯迅,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以此吸引讀者的眼球。孔慶東說:「魯迅這個人很不注意自己的健康。魯迅對於生命的態度、對於死亡的態度,一個是拼命做,一個是隨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長度,他講究生命的質量和密度。……正因為他的這種生命態度,使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時治。抽菸、喝酒、吃零食,晚起晚睡不鍛鍊,所有這些毛病他全都有。還有人開玩笑,要加上一條太太比較年輕,可能這些都不利於魯迅先生的身體健康。」孔慶東極不厚道地猜測說:「有時候我分析魯迅這種人,他的潛意識是不是在有意地追求死亡呢?」概而言之,在孔慶東的妖化下,魯迅先生就是在「故意找死」。孔慶東這樣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魯迅先生究竟因何去世,這只要看看他生前的密友許壽裳的《魯迅傳》,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先生雖然明察秋毫,洞悉人性,但絕對想不到,在他去世半個多世紀以後,會有孔慶東這樣的學者,極為冷酷地消費他的死亡;也無法料到,古代昏君縱慾暴死和「紅顏禍水」這盆髒水,居然潑到了他和夫人許廣平身上。

為博眼球,狂噴名人

孔慶東的書中,處處充滿著譁眾取寵的戾氣,乃至火藥味和血腥氣。為了博取讀者的眼球,孔慶東常常罔顧事實,刻意妖化和狂噴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眾多的文學名人,連俞平伯和朱自清都被視為二流文人。這種惡意炒作,除了可暫時贏得某些淺薄的青睞和追捧外,早已被學界所唾棄。

在當代學界,孔慶東確乎已把魯迅當成了工具,把文學史研究變成插科打諢、大肆招徠看客的「學術評書」。對看不順眼的文學大家,孔慶東一律採取顛倒黑白的抹黑和狂噴。他說:「沒有胡適這個人,歷史便也這麼過。胡適的作用就相當於咸亨酒店裡的孔乙己,『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大家便也這麼過。』……我是學現代文學出身的,胡適有什麼高超的成就?胡適哲學上有自己的學術麼?胡適有哪一條至理名言?……胡適之所以能留在文學史上是因為他適逢其時,趕上了第一撥兒,博客上叫『坐沙發』,就是做(坐)了幾回沙發和板凳而已。」「其學問才華品德都是三流的,無一句超過普通教授水平的話。」

事實上,胡適先生對於現代文學和思想界的意義是開創性和革命性的。他的《嘗試集》,雖然在藝術性方面趕不上後來的許多新詩,但這就像當許多人都只能使用有線電話而又深感不便的時候,胡適先生卻認認真真,埋頭苦幹,率先開始嘗試研製無線電話,並成功生產出了「大哥大」。我們豈能因為今天有了便捷美觀的智慧型手機,就指責當初發明「大哥大」的人?胡適先生告誡人們,做學問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孔慶東說胡適是一個乏善可陳、「不讀書的人」,並吹噓自己「每天讀幾十萬字的東西,而且還必須是上等精品」。這麼大的閱讀量,也只能是走馬觀花、浮皮潦草,所以,孔慶東才會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左支右絀,大出洋相——我非常懷疑,他究竟是怎樣閱讀的那些文學名著的。倘若真正認真讀過原著,孔慶東怎麼會將《西廂記》和《牡丹亭》混為一談,把《牡丹亭》裡的小姐杜麗娘,名字說成是崔鶯鶯,把杜麗娘的丫鬟春香,說成是《西廂記》裡崔鶯鶯的丫鬟紅娘呢?不僅如此,孔慶東還把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裡祥林嫂的丈夫賀老六說成是「酒鬼」——祥林嫂的丈夫,明明是因傷寒而死,跟「酒鬼」哪裡扯得上半毛錢的關係?

雖然自己的學問那麼低,文學鑑賞能力那麼差,孔慶東卻總像高人,拼命貶低現代文學史上的眾多大家。他的碩士導師錢理群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對徐志摩是這樣評價的:「徐志摩總是在不經意之中,在靈感襲來的剎那間就抓住了其中的契合點,並且總有新鮮的發現,既在人們感覺、想像之外,又十分貼切、自然。徐志摩詩中經常出現令人驚嘆的神來之筆,飛躍出除他之外別人不能創造的,只能稱作『徐志摩的意象』。……徐志摩以其令人嘆服的生命活力、創造力和才情,成為中國新文學、新詩歷史青春期的『一道生命水』。」但是,在《國文國史三十年》中,孔慶東卻說:「喜歡徐志摩詩歌的人一般以青少年為主,你在中文系待著就知道了,二年級以上的學生,恐怕就沒有喜歡徐志摩的了。中文系罵人有很多方式,其中一種是『這人喜歡徐志摩』,這是一種中文系罵人的方式。」孔慶東這種無知的偏激,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淺薄無知、狂妄自大的病態特徵。孔慶東還捏造說,徐志摩讀書很差,「一定不是一個好學生」。但事實上呢?1907年,徐志摩在其家鄉硤石開智學堂讀書,成績全班第一,早有「神童」之譽,小小年紀就寫出有蘇洵《六國論》氣勢的《論哥舒翰潼關之敗》。1915年,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8年,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啓超的入門弟子,同年留學美國,學習歷史,十個月即告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和一等榮譽獎。1921年,徐志摩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如此違拗師意、罔顧事實,孔慶東是個好學生嗎?

我們看到,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似乎成為孔慶東迅速走紅的「秘笈」。在妖化徐志摩的同時,孔慶東還大肆貶低沈從文:「沈從文小說的特點是,他致力於對普遍人性的探索,他說在他的小廟裡供奉的是人性。什麼叫人性?階級性不是人性嗎?民族性不是人性嗎?說作品寫的是人性,這是一句廢話。所有的性都是人性,你只要寫了人,就是人性,除非你寫得不好。就好像你不能開一個飯館,說我這賣的是飯,這是廢話。」孔慶東輕狂地說:「我的感覺是沈從文好的作品也就《邊城》《長河》那麼幾篇。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很差的,有些作品還是中學生作文水平,因為他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很多句子都是病句,錯別字連篇。把沈從文吹得神乎其神都是那些沒水平、有邪念的學者幹的事情。」看到孔慶東這種對沈從文先生無理取鬧的惡評,我只能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來形容。孔慶東如此魯莽滅裂地詆毀沈從文先生,不禁使人想起胡適先生的名言:「一句壞話可以害死無數人。」這種逞一時口舌之快的輕率學風,無異於一種學術公害。

胡編亂造,信口雌黃

在當今學界,孔慶東是一個怪異的存在,大學講台儼然已成為其表演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孔慶東出乖露醜,硬傷迭出,各種無中生有的憑空捏造和形形色色的鬧劇,層出不窮,應有盡有。他說:「雜文本來不算文學,是魯迅幾乎靠他一個人的力量把雜文變成了一種文體,所以今天講文學史的時候經常要講雜文。」孔慶東似乎不知道,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就列有專章談論雜文。熟悉古代文學的人都知道,從先秦時代開始,雜文就已經開始出現;到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雜文已經非常成熟;到了宋代蘇洵,雜文寫作更是蔚為大觀;明代劉基的雜文《賣柑者言》中的名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難道孔慶東能說韓愈、柳宗元、蘇洵、劉基這些古代文學大師的雜文不算文學?

孔慶東說:「中國的文化主要掌握在兩種人手裡。一個是士大夫,一個是妓女。就這兩種。為什麼提到妓女呢?因為家庭婦女沒文化,女子無才便是德。家庭婦女做妻子的只是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她沒有必要有文化。有文化想這想那的,思想就不老實了。所以古代社會最有文化的婦女全都是青樓女子。為什麼士大夫喜歡到青樓去呢?尋找知音去了。」孔慶東自稱是「孔子第73代直系傳人」,卻一再辱沒孔門學風。孔子早就告訴過我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試問,卓文君、蔡文姬、衛夫人、謝道韞、上官婉兒、李清照、管道升這些古代女性,不可謂沒有文化吧,她們中哪一個是青樓女子?說士大夫到青樓尋找知音,但願這是一種戲謔,否則就是一廂情願的憑空臆想。

只要讀一讀孔慶東的書,我們就可以發現,他雖然身為中文系教授,但本身並沒有多少文學天賦,根本就談不出一部文學作品究竟好在哪裡。所以,他只能談一些文學以外的東西,甚至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壇八卦。如果沒有八卦可談,他還會杜撰一段。

在談到象徵主義詩人李金髮時,孔慶東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胡編亂造:「他本人從小長期生活在國外,中國話說得很差。他的外語比漢語好,可現在要用漢語寫作,所以他的漢語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李金髮的語言是混雜型的,有外文翻譯體的感覺,有文言的感覺,比如他的句子裡經常有『之』這樣的文言詞出現。」

事實上,李金髮長期生活在他的家鄉——廣東省梅縣梅南鎮羅田上村。十五歲時,李金髮到梅州市區讀書,直到1919年才與同學一起離開家鄉,赴香港學習英文;也就是說,從小到大,李金髮都一直生活在廣東,哪裡像孔慶東臆造的那樣,「中國話說得很差」「外語比漢語好」?李金髮寫詩,學習的是法國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孔慶東不懂詩歌,尤其不懂象徵主義詩歌的表現方法,所以就只能採取這種方式,不懂裝懂,信口雌黃。

張口就來是孔慶東的一貫手法。他說:「根據我的理解,中文系其實也是歷史系。歷史是一門偉大的學科,對於學中文的學生來說,最重要的功夫是歷史學的功夫。……司馬遷,我們相信他人格很偉大,但是正因為他人格很偉大,他的立場太鮮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反對殘暴的統治,這個立場可能導致他的記載不客觀。……司馬遷雖然是一個歷史學家,但是他有他個人鮮明的立場,所以他寫的歷史到底真實度如何?這是要畫個問號的。」這種邏輯混亂的表述,完全就是顛倒是非——難道歷史應該由那些站在人民立場之外的陰鷙小人來書寫,才會客觀真實?

作為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的游談無根,早已逸出了文學範疇。他有時像江湖郎中、八字先生。他毫不隱晦地說:「要想通過提問獲得知識,就得付出一定的代價,世界上沒有免費的熱狗狗也。」有位高二學生向他請教:「我無法安心讀書,甚至想轉班。希望老師你幫我算一下,我身邊是不是有小人出現,我該怎麼對待?」孔慶東是這麼說的:「你的八字是己卯年甲戌月辛酉日辛卯時,雞兔同籠加個狗,考慮問題不大氣,五行缺水火,金比較多,所以你跟環境容易產生矛盾。」這哪裡還有一點學者氣息?分明就是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轉世嘛。

走火入魔,宣揚暴力

因為陷入武俠小說的泥淖,沉溺於瘋狂的打鬥、復仇和血腥的屠殺,孔慶東早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無論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課,還是著書作文,他時刻都忘不了宣揚殘酷的血腥世界,煽動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

小時候一定要打過架。要毆打過別人,被別人毆打過,打得很慘,騎在身上打,打得頭破血流的,你才知道什麼是生命,長大之後你才知道怎樣去尊重生命。

小時候欺負過女孩子的男孩子,長大之後他知道保護婦女。

——《國文國史三十年》

違反了禁忌怎麼辦?打!通過打,使被打者懂得了規矩,融入了集體,保護了自己,提升了素質。所以打就是愛。

——《五十五歲花滿天》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小孩是必須要學會打架的,不然大了肯定出問題。我本人是參加過兩百多人的群毆的……

——《笑書神俠》

從這些奇談怪論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孔慶東始終停留在一種原始的「動物思維」——恃強凌弱,弱肉強食。在孔慶東看來,人類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拳頭來解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是絕不會毫無底線地胡言亂語,煽動孩子們從小就滿懷戾氣和仇恨的。孔慶東說:「你看了《動物世界》,你能明白許許多多文學、歷史、哲學的問題。因為那是我們的原來,我們原來就是那樣。」我們的學術研究、人生目的,難道就是為了使從動物中走來的人類,又重新回到動物中去?

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無知和狂妄是一根藤上結出的一對歪瓜。且看孔慶東在《五十五歲花滿天》中是怎樣自我膨脹和王婆賣瓜的:

客觀地說,《47樓207》是一篇很優秀的作品,開創了一種敘事文體,也開創了一種敘事文風,許多人想模仿,但都不能成功。這說明此文包含深層魅力,喜歡者雖多,未必都能體味。

其實本人後來的許多文章都越寫越偉大,至少也是各有千秋,足以彪炳千古的。你不覺得現在孔和尚貌似嘻嘻哈哈的微薄,正是在開創一種偉大的文體嗎?

你沒有聽說過「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說,魯迅雜文孔微薄」嗎?

不是俺王嫂賣瓜,你可以找一套《孔慶東文集》翻翻。

凡是六七百字到一千來字的文章,幾乎都可以說是最佳範文。

孔和尚佩服的文章大家不少,但說到對付當今高考作文,就是孔夫子加魯迅再加上二十八畫生,也比不上孔和尚哉。

現代出版的長篇小說,正常的速度下我兩個小時也就讀完了。如果要寫書評或者序則四個小時足矣。我們搞當代文學的老師一個禮拜甚至能讀十本以上的長篇小說。

——《無限江山——孔慶東談文化》

看了這樣的王婆賣瓜,我只能說:一、孔慶東的膽子實在是太大了,別人不敢說的,他都敢說;別人治不好的病,他都敢治,並且包醫百病。二、孔慶東真的是太能忽悠了。

孔慶東提出的問題,都是「腦筋急轉彎」一樣的偽問題,誰要和他較真,誰就中了他的圈套。就說讀書吧,兩個小時讀完一部長篇小說,估計也只能一目十行了。正因如此,他雖然號稱讀了一輩子魯迅、講了幾十年文學課,但一本薄薄的《正說魯迅》也會出現如此之多的低級錯誤——孔慶東的「學術武功」,由此可見一斑。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萬維讀者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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