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到吳靄儀博士在周保松沙龍上講金庸與查良鏞，看得津津有味。我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不多，因為工作的關係看了不少梁羽生的作品。金庸大氣磅礴，奇詭通透，梁羽生典雅本色，正邪分明，梁羽生一定寫不出韋小寶這種人物。
整晚沙龍最引人入勝的話題，是查良鏞為什麼會從反共立場轉而為中共所用，吳靄儀認為查良鏞是受制於政權的「魅力」，這一點我也非常贊同。
當年江湖傳聞，說鄧小平是繞過香港新華社，直接請查良鏞上京的。新華社與左報向來當查良鏞是敵人，長期聲討批判，鄧小平別出心裁，抄小路邀請查良鏞，查良鏞受寵若驚，欣然赴約。
當年中共日子難過，收回香港難題很多，要拉攏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查良鏞有明報和大量讀者，價值無人可及。本來，由廖承志出面也可以，但那不夠轟動，鄧小平親自出馬，表示足夠大的誠意，給查良鏞足夠大的面子，顯示中共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處理香港問題的靈活性。
只有鄧小平能破格，只有鄧小平能說服查良鏞，其中當然有國家大義，也有彼此建立私交的引誘。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怕政治壓力，但卻經不起政權的恩寵，受壓迫時講氣節，受恩寵時講報效，進退都有理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情意結。所謂天下，即是社稷，即是國家，即是政權，一旦政權有三顧茅廬之誠意，自己有報效社稷的良機，一般士人就頭腦發熱。
問題是，社稷是誰人的社稷？國家是誰人的國家？
查良鏞與中共有殺父之仇，為幫中共收回香港一笑泯恩仇，其中也難免有點民族主義的因素，愛國始終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共一定也想收買林行止，只是林行止唔受溝，同樣是知識分子，對政權的取態還是不同。
知識分子要保持獨立性，一定要與政權保持距離，接近權力的亢奮類似服食迷幻藥，一旦染上就很難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