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始亂終棄的接班人們
毛澤東對他親手挑選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有始亂終棄的特點。對劉，毛先是建立一線、二線制，還大力擁護劉當國家主席。而在文革中卻倒打一耙，說劉搞「獨立王國」，是「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對林，先是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史無前例地寫入黨章，後又迅速反目為仇。由此看來，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機的造成，不僅在於政治體制和其它波譎雲詭的「路線」、「政策」等等必然性，還在於他的個人經歷和性格氣質等看似偶然的因素。這在他對林彪的選擇和罷黜中表現的尤為明顯。這些個人因素包括：1、口是心非，出爾反爾的矛盾性格；2、多疑猜忌的病態人格；3、實用主義的行事作風。在傳統的皇太子政治中，君主的一些極其個人的因素都可以直接引發對儲君的選擇和廢黜，更何況在變異了的中共的皇太子政治里，毛是絕對的規則的制定者兼實行者。
毛澤東在林彪問題上一開始就表現出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好大喜功，急需要搞個人迷信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鞏固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卻又要忸怩作態、欲蓋彌彰、自己給自己套上早就反對個人崇拜的道德包裝。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林支持毛髮動文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後被貶為「政變經」。林在這篇講話中非但對毛進行了比他60年代初更狂熱的吹捧，還下了誓死保衛毛的絕殺令。當時，林彪的吹捧對毛澤東在黨內權鬥中樹立絕對正確的地位是一種急需。另外，以林彪在軍隊的主管地位，他的講話對毛的對手劉、鄧等人更具有極大的震懾力。這一講話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一片叫好，毛也從來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不料一個多月後，毛在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中專門講到了林彪的這一講話，卻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如果說毛江之間僅限於夫妻間的私人通信，倒也無可厚非。而毛卻在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在武昌和當時在第一線主持方方面面工作的周恩來、王任重等人談話中，給他們看了此信。後周恩來又向林彪做了轉達，但林並未作任何修改。同年9月22日，事情又發生了翻雲覆雨的變化，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全黨批轉了林彪的講話，並評價為：「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
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毛澤東的這些翻雲覆雨至少泄漏了如下的天機：1、他要讓周恩來等黨內的中間派明白：他是為了文革的大局被迫接受了林彪的吹捧。這樣，他便可以一方面盡情享受林彪搞得的個人崇拜帶來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卻又充分表達了自己偉大的謙虛。2、他深知黨內對他和林彪唱雙簧式的個人迷信宣傳其實是頗有非議的，為了他在與黨內對手決戰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得到中間派的支持，便通過傳閱他私人信件給周、王的方式巧妙地推卸了自己破壞以往黨的反對過度吹捧個人的決議的錯誤，還讓別人承擔了責任。3、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林獲勝，他就又用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全黨批發和高度評價了林彪的講話，最終說明他其實是急需和贊成林彪的吹捧的。毛澤東這類雙重人格中的虛偽是一貫的。1973年他為了阻止周恩來批判林彪的極左路線，發動了對周的所謂外交上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批判。他先是慫恿他的翻譯和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積極參與整周恩來，事後又當著周的面批評王唐兩人「她們整我，整總理」。對此，王唐兩人極其不滿道：「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去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無獨有偶，後來成為林彪集團干將的原政治局委員邱會作也有同感，他認為：「《決議》說毛主席被利用。說我們在利用他，根本沒那麼回事！……（毛）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別人為他和他的事業服務，哪有他被別人利用的道理？」
在給江青的信中還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一脈毛的無意識思維，那便是他對林彪大談政變的多疑。在毛的評語（「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的字裡行間其實蘊藏著這樣的邏輯：林既然對政變這一課題如此地感興趣，他將來會不會對我搞政變呢？這就涉及到毛的第二個個人因素，不斷蔓延的多疑猜忌的病態人格。無疑，那些靠陰謀和權術奪取了最高權力的人，最擔心的可能就是別人效法他的榜樣用陰謀和權術來奪取他的權力，所以他們最易發多疑症。在皇權與儲君的矛盾中，中國歷史上一些靠陰謀強勢奪權、後又顯得雄才大略的帝王常常是在接班人問題上罷黜儲君和「廢黜皇太子」的好手。例如，為毛在他的詩作《沁園春·雪》裡所推崇的帝王「漢武」（漢武帝）和「唐宗」（唐太宗）就都是以在接班人問題上罷黜儲君聞名於史的。這裡，隋文帝楊堅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他用「禪讓」的名義從自己年僅8歲的外甥周靜帝手裡強行奪得的政權，因為他的長子楊勇也是他陰謀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他登基當天，就下詔冊立楊勇為皇太子。既然是名正言順的東宮之主，楊勇也就建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梯隊，成為潛在的第二權力中心。而朝中百官也就在節日時去東宮朝拜這位未來的新皇。不料，這些都引起了隋文帝的極端猜忌，以為太子也和自己當年一樣準備搶班奪權。結果他決定廢黜太子楊勇，一網打盡了他的接班人團隊。毛的情況也是同樣，他對自己選擇的接班人，從一開始就不是放心的。1966年9月，林辦工作人員就目擊毛在人民大會堂讓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上「接班人」的林彪去讀《三國志》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范曄傳〉，以毛氏特有的「語言方式」來警戒林彪不能造反。而這種猜忌，也正是導致文革的主要禍源之一。
最後，毛澤東極端實用主義的行事作風也對他的接班人廢立上的始亂終棄的發生了影響。毛正式公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是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可能因毛7月8日給江青的信里對他的批評所造成的嫌隙，林彪稱病不出席該會。為了排除來自劉鄧中央一線的阻力，進一步將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並使之合法化，毛澤東倉促決定召開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原以為憑籍他個人的威望完全可以輕易解決劉鄧派工作組的問題，不料一開始便在8月5日的會議上遭到歷來謙恭的劉少奇的公開頂撞，而政治局中的大多數人卻保持沉默。為此，他急需有力的支持和一位超級打手為他壓陣，他便想到了林彪。8月6日晚上，毛臨時決定「讓機要秘書通知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當晚乘飛機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林彪到來以後，局面果然改觀。會議通過了《十六條》。在8月12日的會議公報里，毛澤東在未經任何選舉程序的情況下，不再提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的副主席職務，批准會議公報里只列林彪一人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得以確立。從這一立儲的過程來看，毛澤東顯然違反了中共最高權力更迭的一些基本程序。例如，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他怎麼能一個人決定林為唯一的副主席呢？從他先急召林彪上陣、後又投桃報李地行賞的前因後果來看，既缺乏深思熟慮，又極端實用主義。還給儲君留下了今後可以以實力來待價而沽、進而在政治利益上逼宮的餘地。
從林彪這一面來看，其實更是當局者迷。當他依靠參與毛的文革密謀、充當打手、並以破壞正常程序而當上了接班人後，他就沒有想過：這種非程序性的權力轉移一旦開頭，便完全可能是周期性的。有朝一日毛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方法罷黜他、趕他下台。要知道在任何皇太子政治中，交班人皇帝的心態常常是：一個參與了陰謀、會搞陰謀的儲君永遠是最危險的。他既然可以和自己合作，對付其他勢力；那麼他也當然可以和他人合作，來推翻自己。總之，這種接班人的確立方式，從兩方面都給未來的君臣關係投下了揮之不去的不和諧的陰影。據說，林彪對毛要立他為接班人最初也有過推辭，林彪「向毛澤東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18]說實話，儘管林彪很早就上了毛的「賊船」，但對自己這麼快地被立儲還是吃驚的，因而在行動上是半推半就的。為此，他在被立儲後沒幾天還有過下面的表白：
……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