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從低谷到巔峰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麼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1949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革的本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饑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1961年就該召開九大。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饑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19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布公報或決議。整個會議媒體沒有一個字的報導，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獲得了巨大的聲望，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則降到中共七大以來的最低點。接下來，劉少奇等務實派又舉行了西樓會議和廣州會議，為1959年廬山會議後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開彭德懷等為首者）平反，商議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實行甄別，並準備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實行更寬鬆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19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台不垮台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台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台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因為三面紅旗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牢騷滿腹，怨氣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這個犯罪團伙的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我們對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這個黨就只好服從毛的邏輯。就這樣，毛澤東走出低谷，贏回主動。一個大惡魔，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後，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在短暫的退卻後東山再起，而且獲得了比原來還大的權力。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裡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裡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這裡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整個一黨專制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如1959年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從而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因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黨，在內部，黨的利益至高無上，黨的權力至高無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則。有了這個第一原則，很多事就沒法講了。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這樣說話，所以他們只好順著毛的邏輯即極權主義的邏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