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不要認為這些極左分子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他們現在已經掌握了白宮、掌控了參眾兩院，所以他們想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不是這樣的。（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明尼蘇達一個20歲黑人男子賴特（Daunte Wright）在逃跑過程中被警察射殺，地點在明尼蘇達布魯克林中心（Brooklyn Center），是距明尼阿波利斯西北大概五英里的一個城市，相當於是明州首府的郊區。事件已導致當地連續三個晚上發生大規模聚集和暴力搶劫，與去年弗洛伊德死後的情況類似。
這一誤殺案看起來似乎並不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事件，但它特別的地方是左派的反應非常出乎意料，這暗示了一件蠻重要的事情。——章天亮
明尼蘇達發生警察誤殺黑人嫌疑犯案件經過
明尼蘇達這個誤殺案，女警官波特當時身上帶著一個執法攝影頭，她執法過程的錄影已經公布出來。
那麼賴特為什麼被射殺？經過大概是這樣的：在美國每年車輛都有一個車檢，安檢後給你車上貼一個粘貼，表示你這個車是安全的，可以在馬路上行駛。當時警察發現這輛車粘貼的註冊（Registration）過期了，所以警察就命這輛汽車靠邊停下來。
眾所周知在美國如果警察讓你靠邊停車，你一定要靠邊停車，你不能跑，如果你跑警察可能會認為你是逃犯，就可能會叫警車來追你。把車停好之後，通常你的手要放在方向盤上，或者把你的手放在儀錶盤上，讓警察能夠看到你的雙手，這表示你手中沒有武器。警察靠近你的時候，你千萬不能夠伸手去拉副駕駛這邊的抽屜，有的人可能到那去拿那個車的保險卡之類的，千萬不能這樣做，你這樣做警察可能會認為你是在拿槍。你也絕對不能開車門下車，警察可能認為你是襲警。所以，通常警察讓你靠邊停車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車停在路邊，然後把手放在方向盤上。
當時賴特在被警察停車之後，就去拿他的駕駛證之類的東西。一般來說，警察一定會向你要駕照，然後看你的車有沒有保險或者年檢之類的。結果警察發現他有一個沒有被執行的逮捕令，就是法庭叫他到庭他沒有去。警察就覺得這個人是逃犯，所以就想把他給逮捕起來。結果賴特就急速鑽回到汽車裡準備逃跑。
當時執法的是三個警察，攝影頭裡面，聽到另外一個警察在喊「Teaser， Teaser，Teaser」（電擊槍），它打出去之後，有兩根電線波會放電，遭到電擊後，人會短暫地失去行動能力但不會有生命危險，就可以把他給逮住。女警察波特掏Teaser，結果她掏出的不是Teaser而是真槍，當時情況很緊急，就開了一槍，結果把賴特給擊斃了。賴特被擊斃但車還在往前開，他身邊還有個人在試圖控制那個車，車開出了幾個街區，就處在一個失控的狀態，然後撞上了其它的車。
為什麼賴特有個未執行的逮捕令呢？法庭記錄顯示，他曾經非法擁槍，從警察那裡逃逸，該出庭的時候沒出庭；他還有其它的違法記錄。這個案子的本身並不稀奇。
警察執法致死嫌疑人去年著名案例：弗洛伊德案
去年5月份在明尼阿波利斯發生了那個著名的弗洛伊德事件，現在這個案子還在審理之中。壓弗洛伊德的那個警察是個白人男性，叫肖文（Charwen），當時他壓住了弗洛伊德的時候，弗洛伊德說喘不過氣來，肖文一直壓著他，弗洛伊德後來斷氣死了。
左派媒體稱肖文壓住了弗洛伊德的脖子造成他沒辦法呼吸，完全是警察執法過當造成了弗洛伊德的死亡。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律師指出，從照片、視頻上來看，肖文沒有壓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而是壓在他的肩胛骨上，角度問題造成大家認為是壓在了弗洛伊德脖子上。法醫鑑定出，弗洛伊德的死亡其實是他體內有芬太尼，吸毒過量造成呼吸困難。
賴特和弗洛伊德的死亡有非常相像的地方：兩案都是黑人嫌疑人死掉了，都是死於警察執法過程中。
案發後，很多人可能覺得馬上就要重複去年的騷亂模式，因為當時弗洛伊德5月25號死亡導致了遍及全美的騷亂。那麼現在在案件發生地布魯克林中心，已經實行了宵禁，而且大量國民警衛隊被派去維持秩序。
對待兩案拜登反應截然不同
比較蹊蹺的是拜登的反應。英文大紀元報導，拜登說儘管這個警察槍擊是不對的，但是這並不能為任何的暴力提供理由。因為布魯克林中心警察局局長有一種說法，說這次槍擊完全是走火，造成的死亡是誤殺，並不是有意把他殺死。拜登說，對搶劫是不構成藉口的，對任何暴力來說也是不構成藉口的。這就是拜登的說法。我們看到，拜登和去年弗洛伊德死的時候的調子是完全不一樣的。去年拜登還親身給弗洛伊德下跪。
左派表面似乎特別抱團其實內部有矛盾
有一個特別值得分析的事情，就是我們有的時候覺得左派特別抱團，在幹壞事上特別抱團，但其實他們內部肯定是有矛盾的。現在左派的媒體，包括所謂的主串流媒體，之所以沒有大規模報導明州警察的事情，我猜測就是現在拜登掌權，誰也不希望在自己政府治下，治安變得一塌糊塗。去年我們看到就是一個遍及全美的暴亂運動，打出要給警察削減經費，甚至不要警力。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實際上很多城市根本就沒有減少警察的經費。這個報導是去年7月份「黑命貴」還很火的時候，很多地區的警察其實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經費。更晚一點，彭博社有一個報導，說美國50個大城市裡面，大概有26個城市都沒有減少經費。
「黑命貴」等在大嚷說要削減警察的經費，但真正做了不到一半，甚至有的城市還增加了警察的經費，而且即使是削減經費，原因也不完全是為了懲罰警察，而是因為瘟疫造成政府的收入減少，政府沒錢了，當然給警察的經費就變少了。這說明有的時候，你看到左派嘴裡說一套東西，實質做的可能是另外一套。
「黑命貴」和安提法其實都是「痞子運動」，是左派的工具
從現在拜登政府的反應，我覺得至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黑命貴」BLM或者是安提法Antifa，其實都是左派的工具，相比之下「黑命貴」和安提法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就是屬於集成的暴力革命。
這兩天有一個比較熱的新聞就是「黑命貴」的創始人，37歲的女黑人，她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經過訓練的馬思主義者。紐約郵報報導說，她在洛杉磯最豪華的社區買了一座140萬的房子。她講黑人怎麼受到種族的壓迫，講黑人被白人歧視，而她買房子那個區域90%幾都是白人。如果白人對黑人的歧視是真的，那她應該到黑人社區去買房子，結果她花了140萬，買了一個白人社區的房子。而且她被發現，在過去的五年裡，她買了四座房子，除了洛杉磯社區之外，她還在很多地方買房子。紐約郵報報導說，她好像在亞特蘭大有一個巨大的豪宅，那個豪宅甚至還有一個小型飛機停機庫。
現在紐約市的「黑命貴」分支機構，他們現在呼籲對整個「黑命貴」運動的資金進行調查，看看多少錢流進了這個創始人的兜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黑命貴」運動或是安提法，它們有點像什麼？特別像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的「痞子運動」，一群人湧進去，打土豪劣紳，到小姐、少奶奶的床上躺上去滾一滾。他們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形態，能搶錢搶錢，能自己發財就自己發財，其實就是一群痞子。
痞子們與左派建制派是兩類不同的人，互相瞧不起
可以想像一下，這一群痞子他們和在國會山里、在白宮裡那些道貌岸然、西裝革履的左派們是不是一回事。拜登也好，佩洛西也好，或者是舒默也好，這些建制派在痞子眼中看，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咱們就借用毛澤東的話來分析這幫痞子，他們屬於流氓無產者，他們看像拜登、像佩洛西、像舒默這些左派建制派肯定是不順眼的，他們的訴求是不相同的，而且他們互相之間看對方也是瞧不起的。痞子們肯定覺得這些資產階級分子們，他們不夠革命。像舒默、佩洛西這種建制派，他們肯定覺得痞子們檔次太低，否則他們應該歡迎痞子到他們的家裡做客。所以他們互相之間是瞧不起的。
佩洛西也好，舒默也好，拜登也好，他們看「黑命貴」、安提法這些痞子，就像毛澤東在1957年10月13號，當時「反右」已經基本上「右派」都抓完了，毛澤東在第13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份子是最有文化、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裡。毛澤東說羅隆基講過：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領導不了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
過去的大右派，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些人，他們認為他們是讀過書的，他們認為他們是大知識分子；像毛澤東這種農民讀了點線裝書，可能對西方科學、當代的國家管理沒概念。在他們看來屬於小知識分子，根本就瞧不起的。所以像羅隆基這種說法就是，我是大知識分子，你是小知識分子。毛澤東覺得很受傷，所以毛澤東一朝掌權之後，就一定要收拾他們。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完全兩類不同的人，他們之間的矛盾。
去年「黑命貴」打砸搶目的是為了給川普製造危機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黑命貴」掌權或者按提法掌權，像佩洛西、拜登之類，日子一定會過得很慘的，他們會比羅隆基、儲安平日子過得更慘。
所以實際上，我們看到「黑命貴」、安提法，他們在拜登能夠進白宮過程中可能是出了很多力，但是拜登對他們沒有任何特別明顯的酬傭表示，比如說請你進入我的內閣，或者讓你去負責一個什麼事，沒有。所以他們互相之間是瞧不起的，建制派嘴上說得好，只是為了得到他們的選票或拿它們當槍使，根本就瞧不起他們。
去年的「黑命貴」打砸搶，主要是為了給川普製造危機。現在拜登自己坐莊了，民主黨自己坐莊了，就不會希望再發生大規模暴亂的事情，否則對左派的連選連任肯定會造成威脅。
為什麼說「一號法案」最終做不成？
有人可能說民主黨有個「一號法案」，有了「一號法案」，民主黨選舉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我們以前說過這個「一號法案」，就是把民主黨2020年大選成功的所謂經驗給固定下來，以確保他們一直能夠成功。也許一些左派媒體，包括激進的左派分子他們會願意這樣做，但是有一個問題：一旦這個方案通過，很多民主黨建制派，他們也沒辦法保證自己會贏，就是說，你可能會保證民主黨會贏，但是不見得能夠保證民主黨的建制派會贏。如果這個「一號法案」真的通過了，那些痞子們像AOC、像約翰這種人，可能贏面更大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一號法案」雖然在眾院通過，但一直沒在參議院表決。當然一個原因是它肯定會被阻擊辯論（Filibuster）搞掉，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在參議院中那些溫和的民主黨人，他們不見得真的會願意支持這個「一號法案」。所以我們會看到曼欽（Joe Manchin）也好，或者那個Sinema他們，未必打心眼裡認可和支持這個「一號法案」。
但是曼欽和Sinema明確地反對阻擊辯論，他們怕溫和的民主黨人失去席位。這有點像毛澤東認為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徹底。他們的心態是，要是真的「一號法案」通過了，他們自己也會有危險的，誰也不願意在不可控的革命中失去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所以我覺得，很多建制派他們嘴上說，可能只是為了討好左派的人，為了獲得他們的選票，但他們知道這事幹不成。
拜登擺姿態，折中做法或將使填塞最高法院無疾而終
因此我們會看到拜登做一些事，包括「一號法案」，包括填塞最高法院，我覺得很可能是一種姿態。
最高法院擴容的問題，即填塞最高法院，我覺得拜登這樣做，他一方面是想安撫左派，表示說我也想最高法院調整為我們自由派大法官占多數，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這麼做。所以他想一個折中方案，建立一個36人的委員會，研究一下填塞最高法院的利弊，是否違反法律，做這樣的研究。他說這個委員會裡兩黨的人都有，有支持的有反對的，兩黨研究出一個方案比較平衡。
但我覺得實際上，雖然拜登給他們180天的時間，大概到10月份他們要出一個報告，但從報告出來到白宮再研判再決策是否真的要這麼做，這中間拖的時間會很長，一旦拖過了2022年的中期選舉，這個法案基本上就無疾而終了。
我覺得那時共和黨會奪回參眾兩院，只要參議院還在共和黨的手裡，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是需要參議院同意的，民主黨就沒有辦法去填塞法官。所以我覺得拜登知道這個事做不成，所以他做這個事情的本身，只是為了安撫一下當年投票給他的人，意思就是我幹了，但我沒幹成，不能怨我。
美國極左勢力不是想怎樣就能夠怎樣的
很多人其實極其反感美國的極左分子和媒體，但是大家不要認為這些極左分子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他們現在已經掌握了白宮、掌控了參眾兩院，所以他們想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不是這樣的。
美國的政治光譜，當時國父們設計的分權制衡的機制，註定了任何一個大的改變，或者做一個大的動作，都是阻力重重的。就是說，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可能會發生漸進的變化。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十年美國的政治光譜不斷地往左移，但說它一下發生斷崖式的變化，這個阻力還是相當大。所以我覺得不是左派想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的。
美國保守派必須要有所作為了
當然我這麼說，並不是說保守主義者們可以無所作為，其實恰恰相反，保守派如果再不做為，那就來不及了！
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美國現在面臨的威脅，主要就是自由面臨的威脅，包括獲取信息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包括投票的安全性等等……這些事情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教育、媒體等，保守派一定要有所行動。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一個觀點，自由是有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這個代價誰來付。在美國如果保守主義者每個人都願意承擔一點，每個人都願意付出一點代價，其實，每個人真正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小的，也是可以承擔的，但如果大家都不付代價，最後誰出來挑頭誰付代價就是最大，川普付出的代價就非常大。
白宮舉辦晶片界大佬峰會，主要目的制裁中共
白宮把將近20家大企業召集到了白宮，隆重召開了一個晶片的峰會。路透社報導說，白宮將這場會議稱為關於半導體和供應鏈彈性的CEO峰會，參加會議的都是美國最頂級企業CEO級別的人。最關鍵的是，這次峰會跟美國的經濟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出席會議的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還有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Brian Deese），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商務部長出席可能就是對整個美國產業鏈的調整，包括對其它國家的制裁，主要是對中共的制裁，都是商務部的事，所以商務部長會出席。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出席本身就說明，美國已經把晶片放到了國家安全的位置上，這次出席的高管像三星、戴爾、Intel、Alphabet和谷歌、惠普、台積電，都會參加了這個會議。
其實美國現在全球製造晶片就剩兩家，一家是三星，一家是台積電。他們可以申請5奈米，可以生產和奈米製成的晶片。這個晶片的生產它是整個現代一切科技的核心，所有技術最後都得通過硬體來實現，這個硬體就是跟一個人的大腦一樣，如果一個計算機沒晶片，那就是腦死亡。所以現在媒體也好，網際網路也好，人工智慧也好，大數據的分析，都是跟晶片相關。所以沙利文就把美國晶片產業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他說在供應鏈危機一個接一個出現的時候，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
應對中共，中美關係並非又回到了柯林頓、歐巴馬時代
今年2月份，拜登發了一個行政令，要求聯邦機構採取幾項行動去解決晶片問題，其中在拜登兩萬億刺激法案里，就包括一個晶片法案的370億美元。去複製晶片的未來，幾年之內要投資大概超過1,000億。
美國過去10年半導體生產一直在衰落，美國他覺得有智慧產權，所有這些晶片生產的專利都在美國，不能說所有關鍵技術專利在美國，生產屬於勞力密集型的工作就挪到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像中國，像其它東南亞一些國家，那麼造成的結果就是，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製造能力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37%下降到如今的12%，大概只剩下1/8，占全球半導體的1/8。
所以當疫情一來，當運輸出問題的時候，美國的晶片供應就出問題，晶片供應出問題，什麼都出問題，計算機、網絡、手機等等都會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