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為了謀求更多人的自由承受了個人的不自由，不斷被打擊、被孤立、被驅逐、被污名的時候，身心早已千瘡百孔，疲憊不堪，即便遠在千里之外也無法獲得安寧的時候，如何才能以平常心去直視一個徹底放下了身份包袱，得以自由自在寫詩的人？
《無依之地》
前段時間，趙婷因為《無依之地》獲得金球獎而火起來的時候，我和不同的人在Clubhouse上多次討論了這部電影，它講述了一個遲暮之年的女人隨著經濟衰退和產業的凋敝而失去一切，從而「選擇」了住進貨車裡，離開家鄉在美國西部四處流浪的故事。除了影片本身，更多的話題則圍繞著趙婷的身份以及她的「辱華」風波。
最先吸引我的當然是「流浪者」的主題，再加上女性視角，但在觀看之前，我可能更多地預設了怎樣通過她們的眼睛去揭示資本主義的殘酷和美國社會的病痛，尤其是這個命題如此顯而易見。但意外之處也就在於，趙婷並沒有聚焦於社會批判，也似乎沒有興趣挖掘和討論現實問題，她把這個故事拍得那麼優美，那麼舉重若輕，就像是一首詩意的自由之歌，裡面的角色明明是一群被剝奪殆盡的「失敗者」，卻也是富有情感和人性光輝，甚至帶著些許與「現代社會」割席的反叛精神的個體。
可能是這種創作者身上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吸引了我——剝開外部世界的重重表皮，所有追問的內核依舊是存在的本質。
看了趙婷的《騎士》之後，我發現這就是她一直以來的風格。她對社會和社會附加給一個人的標籤興趣寥寥，鮮少著筆，而是更著重於去探索「人」本身的情感、關係、經歷，和他們追問生命價值的過程。這使得她故事裡的人物有一種超越了種族和文化的、普世的感染力。趙婷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女性移民，在富有話題性的交叉身份下，原本可以在好萊塢的遊戲裡撬動更多的身份政治——例如在《無依之地》裡突出性別敘事，但她卻有所不為。雖然人們對這種選擇的解讀褒貶不一，但這本身是種選擇，她通過影片已大方宣示了這一點。
當然，並不能預設所有關於身份的表達都是在「利用身份政治」，就像不能把所有對社會公義的追求都說成是「搞政治正確」一樣。這未免是在堅持以一個不公正的系統（不管是父權的、資本主義的還是白人的）作為參照物，犬儒地否定了弱勢、邊緣群體爭取話語權的主體性，和他們所承受的真實傷害。
顯而易見的是，就算是為了追求純粹和自由的個體表達而摘下一切標籤，趙婷也無法獨立於政治和權力對她的爭奪。在走向奧斯卡的寶座之前，國內輿論場已經圍繞她究竟是「中國驕傲」還是「辱華者」坐了一輪過山車。
她對社會和社會附加給一個人的標籤興趣寥寥，鮮少著筆，而是更著重於去探索「人」本身的情感、關係、經歷，和他們追問生命價值的過程。
但在海外中文圈，焦點則不一樣。
聽到一位朋友評論，大意即是，她對趙婷非常失望，因為她原本能夠以身作則，為社群和弱勢群體發聲，擔負起更多的社會期待，卻選擇了無視和粉飾很多問題，去加入白人們的遊戲。
長平在推特上有一句更不留情面的話：「趙女不知亡國恨，隔海猶拍文藝片。」他在一次討論中也提到，看完影片讓人感覺美好卻難過。
我太能體會這種矛盾的心情了，包括這種心情背後的整個語境。
作為這個時代的中國自由派，當你無時無刻都牽掛著同胞的命運，共情於他們的遭遇，並付出了切實的行動，想要改變一個國家，因此不斷被打擊、被孤立、被驅逐、被污名的時候，當你為了謀求更多人的自由承受了個人的不自由，身心早已千瘡百孔，疲憊不堪，即便遠在千里之外也無法獲得安寧的時候，如何才能以平常心去直視一個徹底放下了身份包袱，得以自由自在寫詩的人？尤其是當她客觀上共享著你的身份。她的才華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可是明明你也擁有值得一切美好之物的才華；她的純淨打動了的億萬萬的觀眾，可是明明你也擁有一顆赤子之心。
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但是奧斯維辛的失敗，也在於其無能染指所有寫詩的人。當極權已無孔不入，通過全面占據人們追求美好事物的心智而把整個社會拖入蒙昧和鬥爭的深淵，也許我們會感到慶幸，有人再也不以它為此生此世的中心。這座千年輪迴的牢籠里，也飛出去幾隻自由的鳥兒——他們當然是有特權的。你我若沒有特權，也不會成為先自由起來的一部分人。
我真羨慕趙婷，她竟然可以那麼自由。這讓我想到，是不是有一天，這個解脫的時刻也會降臨到我身上？等我在國外繼續年年歲歲，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納稅記錄，取得了永久的身份，交到了更多朋友，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中國會越來越在我的日常經驗之外，中國人也不會再和我有天然的情感連接，我是否就能卸下中國賦予我的身份，也逃離那極權宇宙對我無遠弗屆的要挾，重新定義我的「命運共同體」、重建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錨點。那時的我，會變成一個自由的人嗎？
因受到趙婷的鼓勵，我在期待那一刻的到來，但是又很害怕。我害怕我真的斷絕了自己和那片土地的聯繫，心中重擔終於放下，再也不屑一顧。
回到《無依之地》。弗蘭西斯飾演的女主角是一個被迫放逐同時又自我放逐的人，因為過往的愛和傷心都太深，所以對於外界始終是一種疏離狀態，還有那種看起來遊刃有餘的游離感。在場重疊著不在場，所有不在場的故事（倒閉的工廠和她過世的丈夫）也同樣在她身上講述。全劇沒有任何閃回，但能感覺到她背負著大半生的回憶無處安放，路上遇到的人所產生的微小連接都讓她感念甚至留戀，但都不足以再兜住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以及失去一切羈絆後的自由。在趙婷的描繪中，她選擇了寄情於天地，而天地也未曾辜負她。生命強大如斯，不憚遺世獨立，世界更有大美，足以慰藉一個靈魂的渴望。
不管是電影還是趙婷本身，其成就都讓人不忍苛責。
至於資本主義的問題？比起那些需要養家餬口負擔房貸車貸的、長期受僱於亞馬遜的工人，搬進貨車的女主角得以將生活成本降至最低，於是僅僅作為季節性的零工參與勞動，而當工廠變成了你「生存的工具」，而非一個承載著社會意義的空間——作為生活的場所，情感的依託，人際關係的生發地，那麼你很容易就能接受它的一切，就像是那些運用工具理性在一幕幕荒誕劇中保持自洽的中國人。可是，朝不保夕的零工正是資本主義對工人的進一步剝削，資本主義的問題竟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消解了，形成一個永遠合理的閉環。
所以，究竟從哪個轉折點開始，一個人消化了外部施加的所有壓力，並內化成自己情感和行為的動因，從而完成了從客體到主體的轉變，也完成了和世界的和解甚至對世界的超越？但尋找心靈的救贖，和一個與逝去親友「路上見」的許諾，抑或是趙婷津津樂道的「另類生活」，真的就是我們的答案嗎？
不久前，在和朋友聊起近況的時候，我提到了《無依之地》裡那份自我放逐的終極誘惑。我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了下來。
離開紐約後，我像是被迫從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生活和人際關係中連根拔起，拋入一個陌生的國家從零開始，曾在這漫長的冬天裡日復一日失魂落魄，滿腔憤懣卻又無路可逃，一度連拾起筆的勇氣都失去，更能想像出女主角在丟失大半生時的狀態。但作為一隻「喪家之犬」，我沒有忘記自己是如何上路的。我的疑問並沒有被解答，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拒絕被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