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明節了，在這紀念亡靈的節日，總是想起那些我所調查的，死於暴政的冤魂。有的知道名字，大量的是不知姓名，但他們實實在在曾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也的確確消亡在專制暴政的鐵蹄下。下面一男一女，都被萬惡的勞教制度吞噬了青春。一個有名有姓有照片，另一個沒有記下姓名，也沒有照片。我寫下關於他們的故事，是為不能忘卻的紀念。
一、「請把我再關進勞教所」
1979年，全國開始平反冤假錯案，為此，政府的一些部門成立了相關的辦公室，專門負責接待上門申訴的人。我母親是重慶市南岸區統戰部的一名幹部，她被調去做接待工作。這個工作讓她了解了大量的人間悲劇，很多個案觸目驚心。母親厚厚的筆電上記滿了一個個冤屈，一筆筆血淚。例如，右派丈夫去勞改後，沒有工作的妻子靠賣血哺育幼子和老人，最後倒斃街頭；例如，一個曾英氣才華的校長，二十餘年勞改後，走進辦公室時已近痴呆，一聲響動就渾身發抖……每到周末我從學校回到家，母親都要給我講本周又有什麼讓人感嘆和悲傷的故事。可惜，那時我年輕，沒有收集資料、採訪當事人的意識，只把那一個個真實的血淚史，當作了悲傷的故事聽。幾十年後，當我問起母親，那個筆電早已不知去向。下面，就是當年母親講給我的一個真實故事，多年過去了，雖然早已記不得她的名字，但故事深深留在我的記憶里。
一天，一位看上去已經五十多歲的女人走進接待室，她滿面菜色，瘦弱不堪。尚未登記姓名、年齡等，她就對我母親說，聽說現在正平反冤假錯案，她因此來問一下，能不能重新把她送進勞教所。
母親很驚訝，忙問她是怎麼一回事。女人講了她的經歷。
大約是在1953年，她在南岸區一所小學教書，二十來歲的她年輕漂亮，被一個年輕男子看上了。兩人相處後，相互愛慕，很快陷入熱戀之中。熱戀一段時間後，接下來自然就是談婚論嫁了。那時男女結婚，要單位領導批准，男方的單位是公安部門，這個部門不僅對本單位人員要嚴加審查，對其配偶、戀愛對象也要嚴加審查。這一查，查出女方（稱她為女教師）出身於富農家庭。富農，是中共打擊的對象。因此，他們要結合，可能比平民女子嫁皇室貴族還難。這樣，他們相戀的結局可想而知。如果女教師認命，心平氣靜地重新過自己的日子，也許是另一種命運。可惜，失戀後的她失魂落魄，更不幸的是，她把這種失魂落魄帶到了課堂上——講著講著就不由自主地一陣發呆。沒多久，學校通知她，給她換一所學校。她想也好，離那曾經的戀人遠一點，也避免天天目睹他們熱戀的地方。
她按學校給她的地址，背著行李到了重慶市市中區（現在叫渝中區）的一個地方報導。進門時，她覺得很奇怪，這兒怎麼戒備森嚴？接下來的一幕讓她目瞪口呆，一位幹警向她宣布：她作為「壞分子」被收監關押！
原來，她來報導的這個「學校」是看守所。
從此，女教師「人間蒸發」，在高牆內一年又一年勞動改造，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大約十年後，1963年，突然有人來找她，這個時候，她已經轉到了一所勞教所。來的這個人是她唯一的親人，十年前才十來歲的弟弟。十年後，已經長大成人的弟弟到處找她，最後找到了這個勞教所（他尋找的過程不清楚）。勞教所一直以為女教師無家無親人，現在有人找來，那就放她走吧。（當年的這種抓抓放放比小孩上學放學還隨意，現代人、西方人可能很難讀懂。）
於是女教師結束了十年勞動改造，同弟弟回到了農村。
最初一年，她同弟弟住在一起，她不會農活，體力也差，掙的工分不夠吃，全靠弟弟幫她。可惜，第二年弟弟娶了一個媳婦，偏偏這個女人又十分嫌棄她，認為她拖累家庭。弟弟作為富農子女，娶個媳婦不容易，因此他非常珍惜這個「下嫁」給他的女人。
女教師只好出走。她沒有房子，也沒有錢，只得獨自一人住在一個爛草棚里。
女教師的另一種苦難開始了，那些年，在掙工分吃飯的人民公社裡，就是一個全勞力，要吃飽飯都很費力，況且是她呢。
另外，作為一個富農子女，又是勞改釋放犯，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她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可想而知。
她身體越來越差，在饑寒交迫中掙扎……
在瀕臨絕望甚至死亡的邊緣時，她偶然聽說了國家在搞「落實政策」的工作。這讓她看到了一線希望——她覺得勞教所的房子至少還遮風避雨，更主要的是，吃得比她現在飽。因此，她從農村趕來，看黨現的政策是否能關照她，把她重新送進勞教所。
這位女人後來的結局怎樣我不得而知。母親給我講時還沒有結局，而且她只負責接待登記，不參與處理。更主要的是，當時主要是改正右派的問題，像她這樣的情況不在「處理」範圍，因此，我想她不會實現她的願望。
此時，我也不知她是否還在人世（健在的可能性極小），但是，我一直沒忘記她，她深深印在我腦海里。
二、「偷」一支鋼筆，「判」十八年勞教——記小勞教犯張正宏
2013年11月8日，「大堡小勞教」倖存者之一張正宏先生因病在重慶去世，終年67歲。
當年在四川峨邊沙坪勞改營的小勞教們紛紛前來為他們敬愛的難友送行，這群當年最小只有九歲的勞教人員，眼含熱淚，秉燭燃香，一個個依次在靈柩前深深鞠躬……
躺在靈柩中的張正宏，是當年數千小勞教犯之一，也是那場劫難之後數百倖存者之一。
張正宏1946年6月23日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張愈當年曾是南京大學的高材生。1957年，張愈在四川溫江地區一所中學教書時被打成右派，並被押送勞改隊勞改。1962年，張愈餓死在勞改隊，當時沒人通知他的家屬。
但是，災難，卻一絲不苟地殃及到他的家屬。
1958年，12歲的張正宏正在讀小學。一天，班上一位同學鋼筆不見了，老師認定是張正宏偷了。張正宏不承認，老師張口罵道：「你一個右派狗崽子，不是你偷的是誰？！」張正宏一氣之下同老師頂撞起來。
這種頂撞要付出什麼代價，當年12歲的張正宏是讀不懂的。（現在和將來的人類文明可能也很難讀懂。）
12歲的少年兒童張正宏因此被學校送到公安派出所，關押了幾天後，派出所說：「我們給你找個吃飯的地方。」
這個「吃飯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川西小涼山，在那山高林密蠻荒之地，當局建有大大小小的勞改和勞教營。
沒有人告知他的母親（後母）張正宏到哪去了。一個右派分子的妻子，已經是最底層的賤民，她若呼喊，不僅沒人理睬，而且還可能惹火燒身。於是，一個鮮活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少年兒童，就這樣從社會主義學校里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張正宏被解押上路，12歲的他，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歲月是什麼，有多長。
「我到過不少勞改、勞教營地。」張正宏生前告訴我。「記得最大的是川西普格縣的蕎窩監獄農場，對外叫72號信箱。那裡面關押了至少十萬人，主要是解放大西南時抓的國民黨兵等歷史反革命。我在那兒給管教幹部當小傭人，給他們背娃兒、拿信、拿報紙等等。」
後來，張正宏來到川西小涼山深處的一個右派勞改營，加入了一個由五千餘名十餘歲孩童組成的勞教大軍。
峨邊彝族自治縣位於四川省西部小涼山地帶，那兒海拔近2000米，地廣人稀。當年當局在這兒精心選了一個「口袋形」的「寶地」作為關押右派分子的勞改營。勞改營前是滔滔大渡河，後是莽莽原始森林，成千上萬的右派們被解押到此地，開始他們漫長而血腥的勞改之旅。
在這個被叫作「沙坪農場」的勞改營地里，有一個作業區叫大堡，如張正宏這樣的少年勞教犯們被集中在這兒「脫胎換骨」。
少年勞教，是社會主義蘇聯的發明創造。一如引進蘇聯勞改制度一樣，中共當局也引進了少年勞教。到1958年，全國建了多少少年勞教營地我不得而知，大堡當年關押了多少少年勞教犯眼下也沒有確切數字。林憲君先生是四川省團校的右派，當年他被派到大堡擔任了一個管理少年勞教的大組長，據他估算，當年那兒有五千多名十餘歲的小勞教。
這些哭叫著「媽媽，我要回家！」的少年兒童，在這荒寒之地，一頭撞上了「新中國」的三年大饑荒！
死神，毫不手軟地把這些十餘歲的少年，一個接一個、一批接一批地解押上路，終止了他們「要回家」、「要吃飯」、「要媽媽」的童聲呼喊。
「死得多！一批接一批的死！幾個山頭都埋滿了小勞教。」張正宏去世前幾個月接受我採訪時說。
林憲君告訴我，從1959年下半年他就開始埋餓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勞教們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親手就埋了100多個孩子。他還記得有一個叫蕭復新的孩子，餓得奄奄一息，管教幹部叫他把蕭背到十幾里外的醫務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訴他，他三歲就沒有了父親，母親靠撿垃圾養他。他因為飢餓偷了農民的幾塊蕃薯，就被送來勞教。他說，他這輩子唯一的願望就是再見媽媽一眼……這幾句話，是這個孩子在世上最後的聲音，不一會，他就在林憲君的背上永遠閉上了眼睛。
同那些大批餓死的小勞教相比，張正宏是幸運的。這種幸運來自他聰明伶俐的頭腦，眉清目秀的相貌和熱心助人的俠義。在勞教地，張正宏手腳勤，嘴巴甜，他幫人買東西，為人送書（口）信……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愛，他被送到四川德陽少管所讀書兩年，幸運地躲過了大批死人的1960年，他也因此成為了1961年幾百個倖存的小勞教之一。
（註：因沙坪勞改農場死人太多，場長後來被當替罪羊判了刑。）
沒餓死的張正宏後來一直在勞改農場幹活，他心靈手巧，加上勤勞肯干，因此獲得過不少勞改地的獎狀，還被評為「學雷峰標兵」。
1976年，張正宏從勞改農場回到重慶，這一年，他30歲，距他被送去勞教，過了整整18年。
回到家鄉後，由於當局對他們這批小勞教的歧視，他們都找不到工作，沒有任何收入和社會福利，他們只得四處去下苦力。張正宏又是憑著他的心靈手巧和勤勞肯干，在幾年後當了個體老闆，成為他們那批難友中經濟上的佼佼者。
晚年的張正宏不僅常常在經濟上幫助當年的難友，為他們爭取社保養老上下奔波，而且積極協助拍攝關於小勞教的記錄片，為廢除萬惡的勞教制度盡了自己最後的貢獻。
從1958年被押送勞教，到1976年被釋放回渝，張正宏被「判」了十八年勞教，罪名是「偷」了一支鋼筆。
（譚松記於張正宏去世後一個月）
張正宏，2013年4月。他在接受譚松採訪後6個半月去世。
2013年12月，林憲君接受譚松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