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刑滿，從宜賓漢王山茶場送到四川省地方國營新華硫磺廠當「就業員」，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二犯人」。這裡地接雲貴高原，硫磺廠位於仙峰山下，氣候惡劣，濃霧障目，谷含陰霾，峰積寒雪。廠區硫磺氣體環繞，惡臭難忍，十里不見樹，五里不長草，山溝里的水都是黃綠色的。好不容易蒙「聖主隆恩」，給了我一個探親假，回到一別二十年的故鄉成都，巧好是周恩來仙逝的日子。
此時，全國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饑寒交迫之中，過著20多種票證相伴的日子，對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惡政，極為不滿，故借悼念周的活動，發泄心中積怨，是中國人民的聰明之舉，追求民主自由之舉；也是在特殊情況下借題抗爭之舉，故而引發了舉世聞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勞改隊，我把一些見聞告訴了身邊的幾個朋友。不幾天，從京都到地方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追查政治謠言事件」。
何謂「政治謠言」？就是當時民間流傳的一本《紅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來的一些詩詞，如「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想不到這幾個「朋友」中的一位，為了「立功贖罪」，向獄吏檢舉了我。於是，我立即成為全廠兩千多「兩勞人員」中重點打擊的對象，遭到大會小會的連續批鬥。當時有「惡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條的「顛覆罪」一樣，如果承認了，不殺頭也會判重刑。我是個頑固派，當然不認帳。
管教幹事蔡偉以為逮住了大魚，可是碰上我這個「花崗岩」，敲不開我的嘴，但他又邀功請賞心切，於是只好畢其功於一役：刑訊！其兇惡殘暴令人髮指。為保住殘軀，我星夜越獄。潛逃中曾將被打被捆的情況寫成敘事長詩，寄給中共中央。殘稿尤今保存，為昭世人，摘抄於後：
「千刀剮來萬刀扎，肝膽欲裂眼冒花。兩臂斷裂不知省，十指烏黑胖如蠟。汗水淋漓頭近爆，唇乾舌硬口發麻。前曲後仰不減痛，慘聲悽厲飄萬家。惡奴仍不解心恨，還嫌繩索不緊扎。令人鬆綁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腳踏背心繩套脖，臉面貼地碎石擦。貼身襯衫撕粉碎，口中還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離地，背上外把木棒插。萬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場一刀殺。叫喊漸微聲漸絕，大汗林漓渾身麻。鬆綁才感肩有痛，兩臂下垂難動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見微脈滲血花。三日困臥長呻喚，半月舉手難喝茶。吃飯用嘴碗中啃，如豬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陰風雨夜，手腕手膊痛自發。一時一時穿胸過，一陣一陣似針扎。肉在跳來筋在抖，骨頭深處刀在刮。輾轉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滾淚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禍起傳謠被撻伐！惡奴為求黃金帽，不惜殘暴亂國法。筆底一曲傷心語，寄呈中央望徹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戲沒王法。子孫後代須牢記，豈容暴政玷中華！」
逃，逃到哪裡？中國雖大，沒有我輩「右派」立腳之地；故鄉有情，豈容底層賤民棲息？所幸，原報社一個叫陳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組編輯，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雖大著膽子讓我留宿，可得吃飯呀！我沒有糧食供應指標，又無點滴經濟收入，只好東藏西躲，做些賣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謀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內通順橋街，外面不遠處，就是文武路與鑼鍋巷交叉的十字路口。那天我正徘徊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館門前，忽然從商業廳方向傳來呼叫我的聲音：「黃澤榮！黃澤榮……」。我佇腳張望，見一中年漢子端著碗在街對面向我揮手。走攏細看，原來是在雲南鹽津、涼山喜德、川北旺蒼修鐵路同過隊的李才義。
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義……李才義，我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了呢？
李才義比我小三歲，是中隊裡最年輕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財政廳直屬的省建設銀行的幹部，喜歡文學，有時還寫點什麼，曾在省文聯辦的業餘創作輔導班學習過。1957年「整鳳」時，與幾名團員到省委找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反映機關領導壓制群眾批評的情況。反右時被定為「反黨小集團」，而他則被定為這個小集團的頭頭。在全財政廳系統批鬥後，《四川日報》又點名批判，最後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強制送勞動教養（簡稱：勞教，下同）。在勞教隊，他是個風度翩翩的小青年，雖然落難，也衣著乾淨整潔。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組工寮失火，燒掉了他不少的書，心疼得幾天睡不好覺，逢人便說：「書呀，我的命啊！這大山溝哪裡去買？比燒我的錢還痛。」
在雲南鹽津黃桷槽，我們同隊不同大組，接觸不多；加之我當時偽裝積極，與李康（民盟中央委員、重慶民盟宣傳部長）負責編中隊壁報，是教育幹事手下的「紅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擔心我畫他們的「貓貓」（指檢舉揭發）。
1960年內昆鐵路下馬，勞教築路支路轉移到涼山喜德縣修成昆鐵路。這是個十分荒涼的彝族地區，基本上買不到食物；加之口糧標準下降，生活極其困難，覓食求生成為勞教們時刻考慮的大事。為了填飽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脫掉積極改造的偽裝，破天荒偷吃了中隊幹部小廚房的一隻雞，立即被批鬥，成了全隊第一個送支隊部關禁閉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勞教築路支隊更名為「415信箱」，轉到川北修廣（元）旺（蒼）鐵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閉，放回已遷往旺蒼縣快活場侯家扁的十九隊。但沒有回我原先的小組，而分去與李才義同組，因此成了同鄉、同趣、喜愛文學的好友。但好景不常，由於我後來夥同他人偷運糧汽車的大米，又被關進集訓隊。加之「馬盟事件」案發，我有重大嫌疑，於是畏罪從集訓隊潛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後被追捕歸案，判重刑勞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沒有見過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認。而李才義滿有把握認準我是黃澤榮，問我：
「你取脫（指刑滿）沒有？回成都了？」
我沒有正面回答，用話支開，反詰道：「你回財政廳了嗎？」
「怎麼回得去，頭上有帽子，又勞教過，恐怕此生就如此這般了。」他有些泄氣的答道。
在簡短交談、互相安慰後，我見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裡吃飯的樣子，就準備與他告別。他卻不讓我走，說他是在濫竽充數當木匠，在省供銷社幹活，去商業廳食堂買飯。並且說：明天是國慶，今天憑票可買到「特菜」（純肉類）。於是我隨他又去找事務長要了一張《特菜供應票》，又說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務長做過私活，所以對他好。那年月，商業部門近水樓台先得月，許多東西可以不要票證，所以他的伙食團供應比哪家省級機關都好。
我隨李才義去供銷社隔壁的商業廳食堂，取回一盆飯，兩份紅燒肉，兩份咸燒白，到通順橋街陳肇世家一起吃，介紹他與陳和陳的夫人（二嫂）認識，至此，他們後來也成了好友。在吃飯的時候，我才告訴他，我是逃跑出來的，並簡單敘述了經過。他也介紹了他1962年在灌縣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仍不讓回成都自謀職業，而強制去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就業，後又因「馬盟事件」株連，再次勞教三年，才於1968年「清放」回成都的經過。
我此次逃亡、潛伏成都期間，多虧公職人員陳肇世編輯「窩藏逃犯」；勞教「清放人員」李才義包庇不報，還為我銷售煙花火炮，否則在成都我一天也呆不下去。後來我在灌縣被逮，陳與李很緊張了一陣。惡獄吏蔡偉來成都押解我，審問我住在哪裡？吃在哪裡？與甚麼人來往？我一口咬定：住橋洞，喝河水，與臭蟲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稍一鬆口，會給陳肇世和李才義帶來什麼惡果。此後提起此事，李才義總要翹起姆指稱讚我：「老鐵肩膀硬！」
趙偉押解我回宜賓前，他要利用這難得的機會遊覽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就將我寄押於省公安廳的看守所，並恩准我通知姐姐來探監，我憤然寫了首十分悲壯淒涼的詩：
三杯苦酒別情重，萬語千言涌心中；姐弟相別八千日，又去天涯憶重逢。
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萬重；此行難把歸期料，又見沱江漲洪峰。
我被押回仙峰硫磺廠不久，即再遭逮捕。宜賓地區興文縣法院1978年4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再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雷馬坪勞改農場馬家灣中隊「改造」。
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又改判我無罪，成都日報社也「改正」了我的右派問題，於是回到報社重操舊業，當編輯、作記者。不久，我以原署名「曉楓」，在《成都日報》《四川日報》上發表文章。這時李才義已於1979年復職，在南新街省財政廳上班，中午休息常去不遠的春熙南段茶葉店找我姐姐打聽我的消息。他們是我上次潛逃成都，在陳肇世家認識的。我剛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來報社我的臨時住所找到了我。
兩個患難朋友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除了咒罵毛澤東是假馬克思主義，真封建帝王，先殺階級敵人，後清算盟友，再整肅同志，倒行逆施，禍國殃民外，還談了各自落實政策的情況。他說他落實政策很順利，原因是有民主與法制理念的田紀雲，時任財政廳廳長和黨組書記，主持對他右派問題的複查，又有許多老領導的同情與支持，所以很快就獲得「改正」與復職。復職後，被安排在田紀雲夫人李英華任處長的處里工作。有時碰見田廳長，田還關切地詢問他工作和生活有沒有困難？我則向李才義講了我落實政策時遇到的重重阻力，多虧胞姐四處奔走，八方呼籲；加之報社老領導竭力相助，才最後解決。所以我倆都表示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績，來證明自己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而是為國為民的有用人才。
後來李才義在省建設銀行升任副科長，時有通訊報導、經濟論文和短篇小說發表；我則在《成都日報》主編「鄉鎮風情」專欄，也在川報、四川文學和新觀察等刊物發表詩歌、散文、雜感和短文。於是我們又成了文友。
改革開放後，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就棄文從商，受聘在四川建中實業股份有限總公司任總經理。當時我的第二任夫人尚有顧慮時，李才義則給了我堅定的支持：由於他的介紹與推薦，我得到一筆銀行貸款，使公司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可惜我不通商道詭秘，多有上當受騙，使公司虧損，還欠銀行30多萬元本息。幸好，交通廳錦城汽車修配廠是法人，董事會又免了我總經理之職，我才脫掉了干係。但李才義的仕途卻因之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原因是我赴北京主持「川酒進京展會」時，代我管理公司的吳開陽竟然跑到銀行去要求減免利息，還透露了我與李的朋友關係。所以李才義從北京參會回去，就受到上司的嚴厲的批評，並因此延後了科長由副轉正；後來當他有能力任副處時，卻又因年齡超過了五十。於是我心裡常常有愧對他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李才義的友誼，除了他對我事業上的支持，還有我對他個人問題的關心：我和我胞姐、前妻，都曾經把我的侄女、姐夫的侄女和前妻的侄女介紹給他為妻，只要其中有一個成功，我都是他的長輩。
後來我定居北京辦「鐵流集團總公司」，他亦借出差來京時與我小敘。每當回首往事，他都噓唏不已的說：你老鐵吃的苦比我多，今天的財富也多，此乃天經地義，說明上帝沒有瞎眼睛。他退休後，寫完《天府悲歌》（一本記述四川右派勞教經歷的作品）的2001年，我請他來京輔佐我，為我堵塞財務漏洞，合理合法避稅，又作出了新的努力。但他說那是與我一起在北京度過的一段美好日子。
在反右派運動50周年之際，他曾被邀請去香港和美國開會，他說他憎恨的是十惡不赦的毛澤東，而不願意難為堅持改革開放的現政當局，失去了一次考察「腐朽的頭號帝國主義」的機會，令我為他惋惜。
最近他突發高論，說毛澤東至死都沒有與江青離婚，江青是判了刑的反革命，毛澤東理應是反革命家屬，為何還要掛毛的畫像供人朝拜？這對當年那些地、富、反、壞、右的家屬不公，是在「反屬」問題上執行了雙重標準。
1984年大年三十，我們兩家相約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車上旅客不多，硬座當臥鋪，兩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為省錢，住進一家小旅店，每天兩元錢。第二天擠公車去看兵馬俑、游華清池，再後觀大雁塔。他會攝影，我會寫文章，隨身記者證一亮，一路通諫（四川話，暢行無阻）。在返回四川時，為防旅客行李中攜帶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們開箱接受檢查。我們這些受過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強，認為憑白無故叫開箱，是對人格的侮辱，拒不開箱。
我說：「憑什麼？拿文件來！」
檢查人說：「沒文件，不開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著腦袋道：「你搞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四人幫』早打倒了，一切講法，憑什麼要開箱子？」
檢查人員仍不放行，我們兩人同時吼叫起來：「叫你們領導來！叫你們領導來！憑什麼？憑什麼？」
檢查人員者見我們強硬，一身幹部打扮，弄不清楚是什麼人，再者他們手中無開箱檢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車後，我們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說：「做人就得惡一點，不然老受欺負。」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說：「快五十歲的人了，還不熄火？」
他道：「這火是毛老頭逼的，過去我脾氣好得很，好得來像個乖娃娃。現在只要哪個稍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來起！」
我道：「我也這樣！」
我太太諷一句：「你們兩人都吃錯了藥。」
他笑笑：「就是吃錯了藥！我們本來是擁護共產黨的，老毛硬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整了幾十年，球上都是氣。」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來，說我們說髒話。我補一句：「毛澤東才髒！」
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辦公司，他首先表態說：「你當個徒弟娃，懂得生意，膽子又大，闖一闖也好。如果這條路走通了，我也跟著來。」
我們的公司叫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掛在成都市鄉鎮企業局下面，局長老蘇是董事長劉恩來的同鄉，劉是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長。他原是西城區組織部長，1957年劃成右派分子，作二類處理，開除黨藉，送到這個廠的前身——成都錦城汽車修理廠當工人，「改正」後升為廠長，不到五年把這個修理廠變成汽車製造廠，在全國有一定知名度。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編輯、右派老朋友楊干庭要我和四川日報名記者艾風（也是右派）去寫一寫劉恩來。我和艾風去錦城廠採訪了半個多月，寫了篇一萬五千佘字的報導文學《劉廠長闖新路》，發表在《四川文學》上。四川省廣播電台決定播送，並將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廣播電視報》上。不知為什麼，此文牽動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的神經，在播前兩個小時下令撤銷。這樣和劉恩來成為知已朋友，我辦公司，他義不容辭的投資和出任董事長，後又以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的擔保，通過他的暗中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設備名義，貸了80萬人民幣。於是建中驟然膨脹，不出半月十多個子公司遍及成都。
無論怎樣說，我還是重情感，信承諾的文人，加之與社會斷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後的中國人早已變了味，再無理念、信仰、友誼可言，在生意場中的人更是五馬六道，十騙九詐。不到半年，80萬人民幣貨款被下屬子分公司騙得精精光。我這個做總經理的還要靠辦報掙錢還息還貸，辛苦極了，一天四處奔跑，不敢花個子兒。這些分公司的所謂無賴流氓經理，成日不做正事，大吃大喝，一擲千金，不僅花光了總公司投去的資本，一年後還撤了劉恩來的董事長和我的總經理。那時沒有公司法，只要錢一到手就是自己的，市場亂成一團，沒點商業規則。
1987年我移師北京，專事信息開發和公共策劃以及辦刊辦報，才擺脫困難，異軍突起京城，逐漸成為「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他一邊工作，一邊收集整理材料，矢志不渝，長年堅持，決心將他歷經的苦難寫成自敘性小說。我們幾次談及，開始並不在意。到了2001年，他竟然成稿三十餘萬字，書名《天府悲歌》。書的全部內容，都是寫的當年「415」勞教的事情。書中寫了98個右派，十個管教幹事，各自獨立成章，而又貫為一個整體，人物的喜怒哀樂，各種悲慘遭遇，諸如勞累、飢鋨、打吊、捆綁，戴鐐、扎銬、關小監，逃跑、判刑、槍斃等盡灑紙上，我當年偷雞、偷米的驚險場面，以及事敗被打吊、捆綁的現場情形都展現書中。雖然文字功底與寫作技巧不夠爐火純青，但真實的事件和人物的跌宕起伏，卻催人淚下。為了要出版，他特地來北京找我幫忙搞書號，我當然義不容辭。此時，不是他招待我，是我招待他了。
他不再支持我掙錢，多次勸我脫下「紅舞鞋」回歸書齋，寫二十三年的苦難，留下老右們的辛酸歷史。
他說：「錢掙得差不多就算了，只要夠吃、夠穿、夠用，多了沒有好處。你是記者出身，筆頭比我硬，受的苦比我多，寫出的東西一定比我好！」
他說的是真話，過去受屈蒙冤，我每月才一元五毛的零錢，不也過了二十多年？現在有車、有房、有儲蓄，為什麼還要去掙？俗話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他還說，留給幾女的不應只是錢，更重要的精神財富。快七十歲的人了，再不寫就沒有時間了！
於是我接受他的勸告，從2003年起開始收縮，到2005年底基本關閉了所有的公司。2006年，我便成為自由人，開始寫起東西來，也逐步逐步與右派朋友有了交往，並參與他們的各種大小聚會，不再在錢上動腦筋，回到了文人時代。
李才義的《天府悲歌》，後更名為《風蕭蕭路漫漫》，才獲准在境內出版。印了三千多冊，少數收點成本費用，多數都送難友。在書的插圖一頁上，還有他和我彩色照片，使我也成了知名人士，我更不得不寫了。
2007年初，世界筆會中國分會在香港舉行年會，我和他都是受邀對象。他十分高興，我飛回成都，一同去警局出入境管理處辦了港澳自由行證件，回北京我又為他預購了京九特來回特快直達車票。可是到出發時，他打住了，掛來長話說：「老黃，那會不能去，我們單位老乾處找我了，說那是敵對勢力乾的。你也不能去，去了會從口岸揪回來的。」
我說：「管它什麼勢力，我們談寫作，又不反對國家，怕什麼？去！」
他見勸不住我，只好無可奈何說：「反正我不去。」
我按時離京，按時出境，在會議期間，還在沙頭角遇上香港特首曾蔭權，併合影照了相。歸後，我寫了篇隨筆《一車兩制說民主》，把香港所見所聞放情於紙。他看後十分後悔，聲言要告老乾處。我又勸起他來說：「你沒法告，別人僅是勸，你又無證據阻止你去。」四個月後，他和我又都接到中國信息中心的邀請書，邀請我們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五十年國際『反右鬥爭』研討會」。他又猶疑了，問我去不去？我說：「我一定去！」
幾十年來我們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時候，不管同與不同，苦難與友誼卻永遠留在心中，留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