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崇禎帝自縊身亡，明朝作為一個全國性政權正式結束。同年四月，吳三桂引清軍入關，五月初二，清攝政王多爾袞進入北京。
僅一年後，即1645年農曆五月十七，多鐸便進入南京。
然而，直到順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農曆的十二月，吳三桂才俘獲南明永曆帝，若以李來亨茅麓山戰役夔東抗清基地被摧毀計，則明清之對峙甚至持續到了1664年。
崇禎畫像
綜合來看，清軍入關後，僅用了一年時間便攻占了南京，但是徹底消滅殘明勢力則耗費了近二十年，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南明弘光政權的速亡和整個反清復明運動的持久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在這背後自然有極其複雜的原因。
清軍入關後爭奪全國統治權的力量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部分：一是清政權，二是以大順軍和大西軍為主的農民軍勢力，三則是明朝的殘餘力量。
南明的存亡正與他們的抉擇息息相關。
從「反明」到「復明」：農民軍的得與失
明末的農民起義軍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由李自成領導並直接推翻了明朝的大順軍，二是由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在清軍入關至南明滅亡的這段時間裡，大順軍與大西軍都經歷由「反明」到「復明」的轉變，並先後成為支撐南明政權的核心軍事力量。甚至可以說，農民軍對南明政權尤其是永曆政權的支持，是明朝殘餘力量得以支撐近二十年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從清軍入關到明弘光政權滅亡這段時間裡，大西軍主要活躍於西南地區，對局勢的影響並不大，因此我們需要關注的主要是大順軍。
有一個事實是明確的：在山海關之戰發生前，大順政權一度是十分有希望統一全國的。一方面，農民軍戰鬥力極強，而明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雙線作戰後，主要軍事力量已經基本被消滅；另一方面，就人心而言，不僅百姓為農民軍的到來歡欣鼓舞，就連官紳地主階層，絕大多數也寄希望於大順政權。百姓對農民軍的支持是很自然的，明末以來，全國災荒不斷，民不聊生，明朝統治者為了應對關內的農民起義和關外的清勢力，又不斷追征賦稅，加重了對人民的搜刮。
與之相反，大順軍所到之處，不僅沉重打擊了盤剝百姓的官僚地主，還大規模推行「免賦」政策，自然很得民心。根據史料記載，農民軍到來之前，很多地區已經紛紛傳言說農民軍不殺、不淫、不徵稅，看見特別窮苦的百姓甚至還給銀子接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自然是翹首以盼。
影視劇中的李自成。來源/電視劇《江山風雨情》截圖
值得注意的是，官紳地主紛紛投向大順政權。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的氣節一直是非常受關注的話題。大順軍攻入北京後，明朝在京師的數千名官員中自盡的僅有二十人，大量官員主動投降，如原少詹事項煜為求錄用，竟將自己的變節與管仲、魏徵相比；原考工司郎中劉廷諫在朝見時被嫌棄鬚髮皆白，還爭辯說只要自己被錄用，鬚髮就能變黑，當時官員的動向可見一斑。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從根本上說當然是利益原因，但人們思想的改變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明朝之前，中國歷史上已發生過多次改朝換代，許多漢族官僚都認為朝代更替是常見的，顧炎武提出的著名「亡國」與「亡天下」的概念，就認為「亡國」不過是易姓改號，是統治階級應該擔心的事情，而「亡天下」則是指仁義綱常和民族衣冠文化被滅絕，這才是「匹夫」應該起來反抗的。出於這種思想，明末的很多官僚士大夫都將明、順易代看做是歷史的重演，大順仍然是漢族政權，儒家的倫理道德也必將得到延續，再加上他們中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明朝滅亡已是必然，因而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這些官僚紛紛歸附新興的大順政權，以至於史可法在其奏疏中將這種現象稱為「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
這種局勢之下，以李自成為代表的大順政權為何最後失敗了呢？
首先，推翻明朝後，李自成儼然成為最有希望統一全國的勢力之一，這也就意味著大順政權勢必要逐步向地主階級的政權轉變。然而，李自成等在占領北京之後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對官僚地主予以沉重的打擊。這一方面表現在他們仍然以向官紳地主追贓助餉的方式來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問題，而不願向百姓徵稅；另一方面，大順政權對於明朝官員的拉攏力度也不夠，實際錄用者占比極少，在選取官員時以錄用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我們必須承認這一系列措施的革命性，大順的領導者在推翻明王朝後仍能注意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是難能可貴的，但這也意味著他們必然會失去相當大一部分官紳地主的支持，清軍入關後，大量投降大順的故明官員都叛變降清了。
李自成更大的失策在於沒有對吳三桂和清軍採取正確的態度。李自成不僅對吳三桂勾結清軍的可能性估計不足，而且沒有意識到清入主中原的企圖。占領北京後，李自成既沒有及時派重兵接管山海關，也沒有在北京附近集結足夠的軍隊對抗清軍，只是簡單派人招降吳三桂，甚至還將吳三桂部調離山海關。吳三桂叛變後，李自成率軍進兵山海關時也依舊沒有意識到局勢的緊迫，行軍過程中耽誤了時間，使吳三桂有足夠的時間勾結清軍。
關於吳三桂叛變的原因，最廣為人知的說法是其愛妾陳圓圓被大順軍將領所掠，這一說法雖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大順軍在招降吳三桂時策略有些失當是肯定的。山海關之戰後，李自成匆匆撤離北京，逃往西安，但在戰略部署上又出現錯誤，既沒有留下足夠的軍隊，也沒有任用可靠的將領，很快，以姜瓖為代表的一批故明官員先復明後降清，大片土地都落入清方的控制之下。此後，李自成為奪取江南地區而集中兵力，導致後方空虛，一些長期經營的地區如襄陽、荊州等就此失守，大順軍再次回到了流動作戰的狀態。
南明史事示意全圖。圖源/顧誠《南明史》
顯然，李自成在一些重大策略上的失誤是清軍得以迅速攻占黃河流域廣大地區的重要原因。李自成死後，大順軍一直未能形成一個領導核心而重振旗鼓，最終在形勢的逼迫下選擇與南明政權合作抗清。
無可救藥的「正朔」：弘光政權的腐朽與內鬥
明崇禎帝自縊身亡後，一些明朝官員先後擁立了幾位明朝的宗室，形成了南明的幾個政權，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僅有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監國政權和永曆政權，其餘大多曇花一現。
作為明王朝的「正統」繼承者，南明各政權在聲望上占有很大的優勢，縱觀這段歷史，凡抗清的力量基本都要以「復明」為號召，爭取民心。但另一方面，這些政權也繼承了明朝包括黨爭在內的種種弊病，從一開始便十分腐朽。就統治者而言，弘光帝荒淫，永曆帝怯懦無能，真正稍有作為的僅有魯監國和隆武帝，但這兩個政權在並存期間卻未能聯合抗清，再加上隆武帝雖頗有中興之主的氣概，但始終未能掌握實權，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在此，我們要著重談論的是南明弘光政權的種種弊病。
弘光政權的首要弊病，是內鬥與黨爭。
自萬曆以來，明廷黨爭日益激烈，東林黨及自詡為東林黨繼承者的復社同「閹黨」勢力展開了不懈的鬥爭。在初期，這種鬥爭確實頗具積極意義，但隨著時間推移，東林黨及復社的鬥爭越來越包藏私心，再加上一些沽名釣譽之徒的加入，這種鬥爭逐漸成為毫無意義的相互傾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即位本身就伴隨著激烈的黨爭。崇禎帝死後，其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這時，無論是從血統還是從地理位置的遠近考慮，福王朱由崧都是最佳人選，但是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反對福王繼位，原因在於朱由崧正是「爭國本」中福王朱常洵之子，而當時東林黨人恰恰是堅決反對立朱常洵為太子的，他們擔心朱由崧繼位之後會重翻舊案，於己不利，但公開的理由則是福王不賢，主張擁立潞王。
事實證明，潞王也同樣懦弱無能。當時的實權人物史可法正是東林黨人左光鬥的門生，他在仔細權衡之後，同馬士英商定擁立桂王朱由榔（即後來的永曆帝），不料太監盧九德勾結武將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人擁立福王繼位，馬士英亦參與其中。弘光帝繼位後，因自知被東林黨人排斥而不得不重用馬士英等人，馬士英最初有意聯合東林-復社人士，但東林-復社一派心胸狹隘，以馬士英重用閹黨阮大鋮一事大做文章，導致雙方關係惡化。此外，馬士英有極強的權力欲，他為了獨掌大權，將史可法排擠出朝廷，自此政局愈發混亂。
史可法畫像
如果說黨爭導致了政局的腐壞，那麼由左良玉引發的內鬥則是弘光政權滅亡的直接誘因。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清軍的追擊之下率部進入湖北，坐鎮武昌的明軍將領左良玉畏懼農民軍，意欲東逃，再加上他與馬士英之間存有嫌隙，因此打出「清君側」的口號率軍向南京進發。此時北方的清軍正對南京虎視眈眈，史可法費盡心思在江北四鎮調停布防，而馬士英卻不顧大局，強行要求史可法徵調軍隊過江保衛南京，甚至恬不知恥地說出了若清軍南下可以議和賠款的話。這直接導致江北兵力空虛，原有的布防也被破壞，清兵很快打到揚州城下，南明將領紛紛降清，雖然史可法堅守揚州，但已無濟於事。弘光政權就此滅亡。
弘光政權的第二大問題在於對清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始終敵視農民軍。吳三桂與清勾結之初，打的是借清軍圍剿農民軍以為明廷報「君父仇」的旗號，故而清軍入關之後，相當一部分人並未意識到他們的狼子野心，而寄希望於清能替明廷掃滅「流寇」。加之清廷當時對於自身實力也缺乏信心，為站穩腳跟做了一些表面工作，如為崇禎帝發喪，迷惑了南明朝廷，因而弘光政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奉行著「借虜平寇」的策略，希望與清廷聯合。
1644年六月，南明派出以左懋第為首的使團北上議和，不僅準備了大量的白銀、黃金、綢緞答謝清廷，還運了十萬石漕米接濟吳三桂。使團抵京後，清廷卻指斥南明朝廷不合法，不但拒絕使團祭拜崇禎帝，還奪取了他們運來的財物，北使以失敗告終。儘管如此，史可法等還是堅持以大順軍為主要的敵人，仍然對清廷抱有幻想，最終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結果。當時，清軍入關不久，立足未穩，一時並未南下，而大順軍又在清軍的追擊之下一路西撤，此時山東、河南等地一度出現了權力真空，若明軍北上，是很有希望收復失地的。但是南明朝廷擔心與清軍發生矛盾，一直不願北上，只是做了些表面工作，任命的地方官員也根本無人願意赴任，史可法甚至藉口鎮兵缺餉主張朝廷發文求賢吸引山東等地的地方官南下，相當於直接放棄了這些地區。這導致南明僅有江北作為屏障，最終迅速被消滅。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以弘光帝為首的統治階層的腐朽，同樣是他們速亡的重要原因。南明小朝廷自誕生之初就面臨著農民軍與清軍的雙重威脅，但整個朝廷都荒淫無度、粉飾太平。明朝時經濟重心的南移早已完成，每年江南地區都要輸送大量的賦稅以供北方朝廷和諸省開支，到弘光政權成立時，北部疆土已基本丟失，按理所需開支應當減少，但實際上對百姓的賦稅卻不降反增，所徵收的賦稅自然有相當大一部分都被朱由崧君臣揮霍掉了。早前史可法反對擁立福王為帝，認為他「不賢」，這固然是一個藉口，但朱由崧本人也確實荒淫無度，沒有意識到朝廷的搖搖欲墜。1644年除夕，朱由崧曾經召見群臣，當時大臣見皇帝面有不悅之色，以為是要責問兵敗之事，結果朱由崧卻是因宮中沒有優秀的梨園弟子而發愁，其荒誕如此，弘光政權的速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兩次剃髮令之間：滿清政權的政策轉變
清康熙帝曾經有一句話：「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即強調清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從史實來看，這句話不過是自誇罷了，但在入關之初，清廷確實有機會十分順利地統一全國。然而，大致以弘光政權的滅亡為界，清軍統一的步伐突然緩慢下來，這和清廷採取的錯誤政策是分不開的。
在入關之初，清軍在拉攏人心上確實頗有成效。面對百姓，清統治者在入關後及時轉變了原有的掠奪策略，對軍隊的暴行加以遏制，以期安撫百姓，站穩腳跟。這一政策的成功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關內人民對於清軍的原有印象。同時，清廷還下令減免賦稅，雖然沒能如大順政權般一概不徵稅，但徵稅時是以萬曆舊籍為依據，免除了明末加征的一系列重賦，相比南明政權還是高明不少。
在籠絡官紳地主方面，清廷同樣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他們一入關便注意保護縉紳地主的利益，宣布凡是被農民起義所奪取的地主土地一律歸還原主；其次，無論是明朝還是大順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即可官復原職，甚至有可能加官晉級；最後，他們還打出為明帝討賊復仇的旗號，下令將崇禎帝以皇帝的禮節下葬，並且要求官民皆為崇禎帝服喪三日。得益於這一系列的舉措，清軍在攻打北方的部分地區時雖然遭遇了一些反抗，但大體還是順利的。
然而好景不長，很快從南到北便掀起了一輪反清高潮，這背後雖然有漢人意識到清廷有入主中原之野心而起來反抗的因素在內，但更重要的還是以多爾袞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在對待漢族人民時採取了錯誤的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剃髮易服。
所謂剃髮易服，指的是清入關之後對所征服地區的百姓一律要求改剃滿族髮型，穿滿族服飾，其中又以「剃髮」一項最為重要。這是清朝非常具有特點的一項政策，在此以前，無論是漢族征服少數民族，還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沒有實行過強制要求被征服一方改易髮型服飾的政策，但清軍入關以後，滿族對自己以數十萬民眾統治中國缺乏信心，因此要求被征服者一律剃髮以示服從，這實質上是一種民族壓迫和民族同化政策。
金錢鼠尾辮
在歷史上，剃髮令曾先後推行過兩次。早在入關之前，清統治者對於投降或被征服的外族均一律要求剃髮作為歸順滿洲的儀式，入關之後，這一政策也延續下來。但清軍入關之初，人心未穩，剃髮令頒布後許多漢人便護髮南逃，直隸三河縣等地的百姓也紛紛起來反抗，多爾袞被迫收回成命。至次年六月，清軍僅用一年就攻占南京，多爾袞因而對局勢做出了錯誤判斷，認為統一指日可待，再次下令剃髮易服，違抗者一律殺頭，時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多爾袞的一個重大失誤。
談到第二次剃髮令的推行，就不能不提及一個名叫孫之獬的漢人。孫之獬是明天啟年間的進士，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投機分子。他在魏忠賢當權時期投靠了閹黨，後被削籍罷官，至清軍入關後又迅速投降了清朝。孫之獬歸附清廷後，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便十分積極地剃髮易服，結果不久剃髮令就被取消。當時清廷內官員已經有滿漢兩班，上朝時滿族官員以其為漢人而不接納他，但漢族官員又因其剃髮易服，亦不接納他。孫之獬一時之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怒之下上書朝廷主張再次推行剃髮易服之令。但需要注意的是，孫之獬上書是兩次剃髮令之間的事情，按當時清廷的心態，認為漢人只有剃髮才是真心歸順，第二次剃髮令的推行是必然的，孫之獬的上書最多只能是加速了這一進程，其行為雖然令人不齒，但後來有人將清第二次下令剃髮易服完全歸罪於他則是不合理的。
上文已經說過，到明末時，很多漢人已經將改朝換代視為常事，只要仁義綱常與衣冠文化能夠延續，便可以接受。因此清軍一度有機會以較小的代價統一全國，不僅許多州縣望風歸附，就連一些農民軍也有意以不剃髮為條件投降清朝。但剃髮易服政策的推行顯然使他們意識到了漢族文化存續的危機，再加上儒家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思想的影響，一時大江南北群情鼎沸，原本對於清朝而言一片大好的形勢頓時發生了逆轉，不僅原本打算歸附清廷的一些地區改弦易轍，就連已經降清的一些州縣也接連發生叛亂。例如當時的江陰縣，清政府委派的知縣方亨已經接管了該地，隨後便下令剃髮，結果當地百姓以「頭可斷，發絕不可剃也」，在閻應元等人的領導下豎起「大明中興」的旗幟，堅決抗清，後被清軍攻占屠城，城內百姓最終僅有五十三人存活下來。除此之外還有侯峒曾等人領導的嘉定起義、吳日生等領導的太湖抗清等。這些起義雖然先後被鎮壓，但客觀上支援了南明諸政權的反清運動。
除剃髮易服之外，清廷還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如圈地、投充、緝捕逃人法以及臭名昭著的屠城政策等，這些殘酷的政策最終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得清廷最終為統一全國耗費了二十年，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南明二十年：由希望到絕望
南明可以支撐二十年，清廷的錯誤決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南明方面的一些積極因素。清軍入關之初，無論是農民軍還是殘明勢力，對於這支新出現在中原的力量都未能採取正確的應對策略，但隨著抗清鬥爭的深入和李自成、張獻忠的相繼死去，各方抗清勢力逐步調整了自己的方針，使得局勢一度向有利於南明的方向發展。但一些長久的積弊最終也未能得到改正，最終導致南明一再錯失戰機，走向滅亡。
抗清鬥爭得以持續二十年，最首要的原因在於各方抗清力量在南明旗幟下的聯合。當時，明朝的旗幟雖然尚有號召力，但南明各政權均腐朽內鬥，明軍也缺乏戰鬥力；農民軍固然富有戰鬥力，但李自成死後大順軍便一直未能形成新的核心領導力量，張獻忠死後孫可望等雖然經營雲南頗有成效，但他們畢竟沒有大順軍的威望，在民族壓迫之下大西軍的號召力也遠不如南明政權。因此，當時他們的最佳選擇就是在「復明」的旗幟下，以農民軍力量為核心進行抗清鬥爭。
在農民軍方面，李自成死後，大順軍便提出了聯明抗清的策略，並主動與隆武政權聯合，大西軍也在1649年正式派人與永曆朝廷聯絡；在南明方面，最早提出與農民軍聯合的是隆武政權，後來的永曆政權更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完全依賴於農民軍。
就整個南明史看，農民軍在抗清鬥爭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大順軍歸順隆武朝廷後改編成的「忠貞營」很快便成為明軍抗清力量的核心，而1651年十二月南寧失守後，永曆政權在實際上已經基本瓦解，自此以後直到逃亡緬甸前，永曆小朝廷實際上都駐於原大西軍經營的地區，完全依賴於農民軍、尤其是大西軍的支持才得以存活下來。至於魯監國政權和隆武政權留下的鄭成功、張煌言等部，雖然鄭成功長期遙奉永曆帝，但實際上一直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張煌言在魯監國退位後也長期受制於鄭成功，二者都沒有與永曆政權有太多實質性的聯合。
當然，永曆政權能夠支撐如此之久，與西南地區地形之複雜也不無關係。西南地區在歷史上由於地形原因歷來是易守難攻之地，在宋末蒙古南下時，南宋軍民在合州就依靠險要的地勢阻擋住了蒙古的鐵騎，就連大汗蒙哥也因被炮石擊中而死於城下。到南明時，雲南等地經過孫可望等人的長期經營，成為南明抗清的重要根據地，在1651年兩廣地區基本被攻陷後，南明依靠著雲南等地堅守數年，1653年，清廷派遣洪承疇到武昌經略五省，但在此後數年內均毫無進展，「寸土未拓」。這一長期相持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657年孫可望降清才發生改變。而被排擠後轉移到夔東地區的號稱「夔東十三家」的大順軍餘部更是憑藉當地的險要地勢堅持抗清，清軍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1664年才最終在茅麓山一戰中徹底摧毀這一抗清基地。
1658-1659年清軍三路進攻黔滇圖。圖源/顧誠《南明史》
另一方面，清軍實力有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滿洲原本只是中國東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人口並不算多，清軍入關時總兵力也僅有十萬左右，而這還包括了歸附清的蒙古軍隊和漢軍，也就是說，八旗子弟真正可以作戰的也不過幾萬人。清軍入關後，作為勝利者的八旗兵在優渥的生活條件下迅速腐化，戰鬥力也日益下降，再加上長期的作戰和天花的流行導致多鐸、多爾袞等將領先後死去，繼承者又不經戰事經驗不足，到後來，滿洲八旗兵實際上早已是強弩之末。也正因此，清廷開始越來越多地倚重漢人，這從他們對洪承疇、吳三桂等降將的重用上即可看出。即便如此，到中後期，清廷既要同時應對西南南明朝廷和東南鄭成功的進攻，又要提防全國各地可能發生的起義，兵力早已捉襟見肘，1659年，鄭成功北上進攻南京時，順治帝在驚嚇之餘甚至想要逃回滿洲，後來又決定親征，但最後派出的也僅僅是達素、索洪等二流的將領，可見清廷確實無兵可用了。
然而，儘管局勢一度對南明朝廷很有利，南明諸政權的腐朽卻早已無可救藥了。隆武政權和魯監國政權並立之時，雙方不思齊心抗清，反而互相爭鬥，隆武帝作為南明諸帝中唯一一個較有抱負和能力的皇帝，卻長期受制於鄭芝龍，欲發兵北上而不能。明將何騰蛟為了保證自己專權的地位也不願救助隆武帝，最終導致隆武政權的覆滅。至永曆時，朝廷內部更是內鬥黨爭不斷，其中最為致命的是各部勢力的內鬥。當時永曆朝廷所能依賴的大體是鄭成功部、明軍餘部、大順軍餘部和大西軍餘部，但鄭成功雖表面上尊奉永曆帝，實際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勢始終不願配合永曆朝廷的戰略行動。大西軍將領李定國曾有意約合鄭成功一同收復廣東，若此策略能夠實施，則局勢便能向有利的方向轉化，但是鄭成功面對李定國三番五次的來使卻始終不願正式發兵，最終導致這一策略破產。而朝廷內部，明朝官員也始終對農民軍心懷芥蒂處處排擠，永曆朝廷表面上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實際上內部各派勢力暗流涌動互相爭鬥，嚴重影響了抗清事業的正常進行。
直到南寧失守，永曆朝廷移駐大西軍控制的區域，此時朝廷實際上已經基本瓦解，大權掌握在孫可望手中，這一局面才得到改變，真正形成了以南明為旗幟，以大西軍為核心的抗清戰線。隨後，大西軍便接連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如李定國指揮的桂林大捷、襄陽大捷等。但因孫可望有意取代永曆帝，大西軍內部再次分裂，孫可望降清後為清軍出謀劃策，再加上大西軍內部人心不穩，形勢隨之急轉直下，南明最終滅亡。
縱觀南明二十年歷史，在初期，由於大順軍的錯誤策略、弘光朝廷的弊病以及清廷能正確地籠絡人心，清很快攻占南京，半個中國均落入清廷手中。但隨著各部抗清力量走向聯合和清廷在剃髮令等政策上的失誤，形勢一度逆轉。只是南明朝廷畢竟是那個腐朽明王朝的繼承者，早已病入膏肓、積弊難改，只能在不斷的內鬥中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