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葉卡捷琳堡一個大院裡的公寓樓（左）。這裡曾是一個軍事實驗室。
俄羅斯葉卡捷琳堡——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開始出現在醫院；幾天之內，數十人死亡。秘密警察沒收了醫生的病歷，並命令他們保持沉默。美國間諜發現了實驗室泄漏的線索，但當地當局給出了一個更普通的解釋：受污染的肉類。
十多年後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1979年4月和5月，至少有66人死於從蘇聯一個軍事實驗室通過空氣傳播的炭疽菌。但美國頂尖科學家對蘇聯的說法表示了信心，即病原體是從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在一項全面的調查之後，其中一名科學家才證實了早先的懷疑：這起事故發生在如今的俄羅斯烏拉爾市葉卡捷琳堡，是一起實驗室泄漏事故，是有記錄以來最致命的這類事故之一。
如今，一些遇難者的墳墓看上去已被遺棄，城郊一個公墓後面的金屬板上，他們的名字已經磨損，他們就在那裡安葬，被埋在裝有農業消毒劑的棺材裡。但是，在科學家們尋找新冠病毒起源之際，奪去他們生命的事故以及掩蓋真相的行為被重新賦予了相關性。
該地區的一個公園，該公園處於1979年空氣傳播的炭疽泄漏的下風口。
它展示了一個威權政府如何能夠成功地塑造疫情暴發的敘事，以及如何需要數年時間——也許還需要政權更迭——才能讓人了解真相。
「每一種流行病都會有瘋狂的謠言傳播，」1986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生物學家約書亞·萊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前往莫斯科進行實地考察後，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目前蘇聯的說法很可能是真的。」
許多科學家認為，導致Covid-19大流行的病毒在動物中進化，並在某一時刻跳轉至人類。但科學家們也呼籲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發生事故的可能性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還有一種普遍的擔憂是，中共政府——就像幾十年前的蘇聯政府一樣，排除了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不向國際調查人員提供能夠揭示大流行起源的訪問權限和數據。
哈佛大學生物學家馬修·梅瑟森(Matthew Meselson)本月在麻薩諸塞州坎布里奇接受採訪時說：「我們都有共同的興趣，想知道這是否是實驗室事故造成的，」他在這裡指的是新冠（中共病毒）大流行。「也許是一次我們目前的指導原則還沒有充分考慮到的意外。」
1979年，萊莎·斯米爾諾娃險些死於炭疽中毒。她的約18名同事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在軍事實驗室附近一家陶瓷廠工作。
1980年，生物戰專家梅瑟森搬進了一個朋友在中情局的一間空臥室，以研究一份機密情報。該情報顯示，蘇聯炭疽熱的暴發可能與附近的一處軍事設施有關。六年後，他寫道，蘇聯對這次傳染病自然起源的解釋是「可信的」。他說，蘇聯提供的證據與人類感染腸道炭疽菌的理論是一致的，這種菌源於用作動物飼料的受污染骨粉。
之後，在1992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總統鮑里斯·N·葉爾欽(Boris N. Yeltsin)承認，炭疽熱暴發的原因是「我們的軍事研發」。
梅瑟森和他的妻子、醫學人類學家珍妮·吉勒明(Jeanne Guillemin)以及其他美國專家來到葉卡捷琳堡進行了艱苦的研究。他們記錄了1979年4月2日的一場東北風是如何將從工廠意外釋放的少量炭疽孢子散布到下風方向至少30英里的狹窄區域的。
「你可以編造一個完全瘋狂的故事，並通過你設計的方式讓它變得可信，」梅瑟森說，他解釋了為什麼蘇聯成功地消除了對實驗室泄漏的懷疑。
本月採訪記得當時情景的居民時，一些人說，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葉卡捷琳堡在蘇維埃時期的舊稱——人們在發現有人患上神秘疾病後馬上就有了這一懷疑。
當時32歲、在附近一家陶瓷廠上班的萊莎·斯米爾諾娃(Raisa Smirnova)說，她有朋友在那個神秘的園區里，他們會利用自己的特權幫她購買很難弄到的柳橙和肉罐頭。她還聽說那裡在進行某種秘密的細菌研究，當地有傳聞說，疾病暴發是因為那個實驗室。
「你的手怎麼藍了？」斯米爾諾娃記得1979年4月的一天去上班時，一個同事這麼問她，看起來是血氧水平偏低的症狀。
發生炭疽泄漏的軍事園區外的遊樂場。
她說她發了高燒，被緊急送往醫院，昏迷了一個星期。到了5月，約有18名同事死亡。克格勃特工在她回家前要求她簽署一份文件，在未來25年裡禁止談論此事。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防疫部門，流行病學家維克多·羅曼年科(Viktor Romanenko)參與了掩蓋行動。他說他第一時間就知道，這座城市暴發的疫情不可能像上級衛生當局說的那樣，是通過食物傳播的腸炭疽。病例的地域和時間分布表明，傳染源是空氣傳播的，並且是一起獨立事件。
「我們都知道那完全是胡扯，」羅曼年科說，他在蘇聯解體後成為一名地區衛生部門高級官員。
但是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裡，他別無選擇，只能配合演戲。他和同事們花了幾個月扣留和檢測肉品。克格勃特工來到他的辦公室取走醫學記錄。蘇聯已經簽了禁止化學武器的條約，此事關乎國家利益。
埋葬遇難者的墓地。如今，一些墳墓似乎已被遺棄，金屬銘牌上的名字已被磨平。
「大家都明白，我們需要儘可能遠離生化武器方面的推測，」羅曼年科回憶道。「我們的任務是捍衛國家的榮譽。」
連當地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晚報》都陷入了恐慌。當時的報社記者亞歷山大·帕什科夫(Aleksandr Pashkov)記得，在疫情的消息傳開後，報社接到了《紐約時報》記者的電話。主編要求報社員工不再接長途電話，以免記者再次打來時有人說漏嘴。
「要升官，你得知道保守秘密，」帕什科夫說。
隨著蘇聯的崩塌，保密的能力也消失了。1992年的一部紀錄片中，帕什科夫找到了身在烏克蘭——如今已經是一個不一樣的國家——的一名退休反情報官員，此人當時參與了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工作。官員說，從軍事實驗室截獲的電話通話顯示，一名技術員忘了更換一個安全過濾器。
很快，葉爾欽承認此事的罪魁禍首是軍方——他自己在1979年身為該地區的共產黨高官也參與了掩蓋行動。
葉卡捷琳堡郊區陶瓷廠的鳥瞰圖，那裡有18名工人死於炭疽中毒。
「你要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帕什科夫說。「這一切為什麼會被人知道？因為蘇聯的瓦解。」
梅瑟森和吉勒明夫婦在1990年代多次造訪葉卡捷琳堡，以記錄泄密事件。他們採訪了倖存者，標出了受害者的下落並調查了天氣記錄，這些發現讓梅瑟森和其他人發現他們錯誤地相信了蘇聯的說法。
梅瑟森說，當他在1990年代初期就重新調查疫情聯繫一位俄羅斯官員時，得到的回應是，「為什麼要把醜事外揚？」
但他表示，當涉及到地緣政治時，確定流行病的起源變得更加重要。他說，如果當時他和他的同事沒有證明疫情暴發的原因，這件事可能仍然會刺激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梅瑟森說，對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也是如此。他說，只要大流行的來源仍存疑慮，這個問題就會繼續加劇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甚至比知道真相還要嚴重。
直到蘇聯解體，葉卡捷琳堡的市民才終於知道實驗室泄漏的真相。
「一種人是處於反對情緒而試圖論證觀點，另一種人能夠在多年後回顧並說『你看，我是對的』，這兩種人截然不同，」梅瑟森說。「一種人助長了戰爭。另一種則成為歷史。我們需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歷史，我們不需要所有這些情緒。」
與新冠不同，炭疽不會輕易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這就是為什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實驗室泄漏沒有引發更大規模的流行。然而，即使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之謎也沒有完全解決。目前尚不清楚該工廠的秘密活動是否是非法的生物武器研發——眾所周知，蘇聯已經進行了這項活動——還是疫苗研究。
在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的領導下，揭露俄羅斯歷史缺陷越來越被視為不愛國。隨著政府對真相保持沉默，另一種理論開始流行：也許是西方特工故意釋放炭疽孢子以破壞共產主義政權。
「事實上，真相的概念非常複雜，」葉卡捷琳堡病理學家列夫·格林伯格(Lev Grinberg)說，他秘密保存了證明1979年疫情真相的證據。「那些不想接受真相的人總會想辦法不接受。」
一幅壁畫上，醫生在診所外照顧兒童，該地區有人因實驗室泄漏而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