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領導全國軍民抗日衛國。（圖片來源：網絡）
在中共建黨百年臨近之時，中共中央下令加強黨政歷史的全民宣傳教育。然而中共為歪曲歷史而打造的謊言正逐個被記錄、被戳破。最近美國之音就聚焦中共自稱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謊言，披露中共黨魁毛澤東與日軍勾結的歷史真相。
今年新修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依然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並詳細描述了抗戰期間中共參與的「唯二」戰鬥--「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
然而《誰的新中國》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辛灝年在2005年在一場有關國共兩黨誰是抗戰中流砥柱的公開演講中，曾提出：「我請問大家，淞滬會戰中，中華民國投入的兵力是70萬，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萬。兩軍對壘，120萬軍隊在上海打起了一場決戰。我請問，遠離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陝北紅軍，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一萬三千桿槍、兩萬人馬、三個縣的資源，能夠領導的了淞滬會戰這樣一場百萬人的決戰嗎？」
美國之音就此表示：在解釋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時，中共黨史的專家們通常會避開上述顯而易見的力量對比的事實，轉而強調：「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抗日主張並率先開展抗日鬥爭，是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先鋒」「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等等，那麼，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怎麼做的？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並未領導東北抗日
中共一般將「九一八事變」描述為該黨在東北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流砥柱作用」的開始。但美國之音提出，雖然中共確在「九一八事變」後發表了5份反對日本侵略的文件，但這並不能證明中共領導了東北的抗日行動。
東北的抗日行動最初是由東北抗日義勇軍進行的。即便根據中共官方承認的一篇陳列在楊靖宇烈士陵園暨南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的一篇題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興起和發展》的文章，東北抗日義勇軍也並非受中共的領導。這篇文章寫道：「雖然中共滿洲省委和地方黨組織曾派出一批黨員幹部到一些抗日義勇軍中開展工作，對義勇軍開展抗日鬥爭起了積極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義勇軍領導的決策...」
接下來，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間，中共並未如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是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開始，就公開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中國人起來推翻忙於抗日的國民政府。同一天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還發表了「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
美國之音在這篇文章中說：對早期的中共來說，中華民族並不像習近平所說的是他們要捍衛的對象，中國甚至都不是他們的祖國——在其成立的第二年，中共就作出了如下明確的決議，「蘇維埃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人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勞苦群眾應該盡力保護蘇維埃俄羅斯」。
中共是「七分發展，二分應對，一分抗日」
在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事變」的幾年間，中共最主要、最知名的行動是「長征」。關於這段經歷，已有無數的資料顯示，「長征」只不過是中共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戰略大轉移」，更準確地說，「大逃亡」而已。
《中共如何壯大之謎》的作者謝幼田說，「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
謝幼田說，中共的做法「使得面對日本軍隊正面作戰的國民政府的背後受到了一再的武裝襲擊。」「他們的作為，加重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和危機，而有利於日本的侵略」。
這之後，雖然中共為配合蘇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要求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在實際操作中，中共卻並未專注抗日，而且專注於自身發展，謀求奪取政權，推翻國民黨。
蔣介石曾在1965年10月10日發表的《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初不謂共匪毛賊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乾，正當日軍全面入侵之際，仍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對，一分抗日』。」
辛灝年在前述演講中說：「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中共真的是一點也沒有抗日嗎？我告訴你，中共曾害羞地說過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不對！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他們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22000人時，林彪才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繳獲了15000件軍大衣！1986年，我們大陸的歷史學者就已經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他提出，毛澤東曾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中明確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下令「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
中共建政後雖然每逢抗日話題就拿出百團大戰來自證，但卻隻字不提彭德懷這次參戰是違背毛澤東指示的。
辛灝年說：「雖然這一『百排小戰』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並且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大將軍當年就為此做夠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寇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後來在文革中終究還是為此喪了性命。就因為他在抗戰時期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給他抗日，他卻非要抗戰！」
抗日期間中共勾結日軍
中共不僅拒絕抗戰，更於抗戰期間勾結日軍，出賣國民黨。
2015年12月，日本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出版了《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該書指出，抗戰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毛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鋪墊。
遠藤譽的重要證據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岩井英一是日本侵華期間外務省派駐上海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主人。
這本回憶錄記述，抗戰期間毛澤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袁殊、潘漢年等，與岩井公館和另一家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等接觸，務求削弱抗日的國軍並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
潘漢年在中共建政後被中共當局秘密逮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越來越多史料證明，逮捕潘漢年是由毛澤東親自下達的命令。遠藤譽認為，潘漢年以及其他曾為中共隱秘戰線服務的情報人員的被捕應該與這段經歷有關。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記》也寫到了毛澤東與日本軍隊勾結的情況。
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