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波蘭的克拉克火車站旁的一家酒店裡，我讀到2009年11月4日的《每日電訊報》。第二十七版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專訪。照片上的哈維爾，左手半握拳，抵住臉頰，微笑著。毛絨絨的鬍子與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更詼諧，也更溫暖。比起二十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馬莎百貨公司大樓陽台上的形象，更成熟優雅。似乎歲月、名聲、權力不僅沒有腐蝕他，反而讓他更有魅力。
在中歐旅行，你四處感到哈維爾的存在，距離天鵝絨革命二十年了，你想像不出倘若沒有他，捷克甚至整個中歐會變成何種模樣。在一個高壓、冷漠、虛偽、憤怒充斥、又突然解體的社會，一個堅定、理性、寬容、富有情感的聲音是多麼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個人，鼓舞他們走出陰影，安撫他們眼前的不適，也警告他們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你要承擔對應的責任。所有的前共產主義國家，都曾面臨著對極權年代的懷念——隨著殘酷記憶的消褪，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動盪，人們把那個充滿壓制的年代美化成一個更穩定、更有保障的時代。
在報紙的第二十三版，是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新聞。長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澤東雕像。與曾經遍布中國的機關、大學、廠礦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揮手的老年領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羈的青年，而且僅僅涉及頭部。照片上，被鷹架圍起來的雕像已經竣工大半，波浪式的髮型像是貝多芬。記者引用了兩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說，你看，年輕的毛澤東多帥、多酷，他的長髮很瀟灑；另一位則說，這形象不太符合歷史，他有點像斯芬克斯。毛澤東的確是中國歷史中的斯芬克斯。距離他的離世已經三十三年，他仍強有力的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與生活。
「正確評價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感情問題和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既要客觀、理性、認真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但更要理直氣壯地弘揚包括前三十年在內的新中國六十年；我們既要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更要理直氣壯地『捍衛毛澤東』。」一群青年學者《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藍皮書中寫道；在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重慶，「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響徹在廣場上、公園裡、集會上和卡拉OK廳里；在香港，一位億萬富豪以一七千百萬美元購買了安迪·沃霍的一九七二年的畫作《毛》；在紐約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一位享譽世界的華人藝術家在他的展覽手冊上寫道「對我們來說，毛澤東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最有影響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樣。他的藝術天分，書法、詩歌、軍事戰略、哲學、文章和革命運動都深刻的影響我的這一代……」；在北京，一位在網絡上批評毛澤東的中學教師被一群毛澤東的支持者們圍攻；在商業界，企業家們集體性承認，他們在毛澤東思想中獲取靈感和信念。
倘若沒有記錯，這是毛澤東去世以來，關於他的第二次熱潮。上一次發生在1990年代初。汽車裡、商店的櫃檯上懸掛著毛主席像、書店裡擺滿了關於他的著作，《紅太陽》錄音帶在在一個月賣了一百萬盒，一位熟讀毛澤東詩詞的北大研究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在深圳的一場車禍中，只有車上懸掛毛像章的司機倖免於難。
這是令人瞠目的轉變。僅僅10年前，也就是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不久，新華書店的管理者還在為積壓在庫房裡的毛選憂心忡忡——再沒有人對它們感興趣了。毛澤東的聲望正跌落谷底，即使被推上被告席的是「四人幫」，人們也普遍覺得毛本人也難逃其咎。知識分子則開始反思，毛的「個人崇拜」是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政治舞台上，當華國鋒正式從政治舞台上退隱了，毛的遺產似乎不可逆轉的褪色，儘管他的畫像仍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陳列在水晶館裡供人瞻仰。在私下的談話里，一些歷史學家還做出了這樣的假設，倘若毛澤東死於1949年，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人物，他統一了中國，贏得了獨立；倘若他在1956年去世，他甚至還是共產主義陣營的領袖人物，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看起來是如此成功；倘若他在1966年去世，他的聲望無疑大達折扣，他的政策給中國帶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饑荒，但他仍是個有缺陷的巨人；但他1976年才最終去世，在十年文革之後，他進入了希特勒、史達林的行列，他們都是歷史上最令人憎惡的獨裁者。
但是這種情緒沒能持續。在一小部分知識分子中，全盤否定毛澤東是小規模的知識時尚。對很多普通人來說，毛澤東又煥發出新的魅力。早在1980年代末，改革的陣痛開始抽搐。飛漲的物價、普遍的腐敗、停滯的工資、迅速增加的貧富差距，讓很多人憤怒不安，一些人開始緬懷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人們都不富裕，卻沒有太多的差別。1989年後，動盪與恐怖又為毛澤東的吸引力添加了新的維度。對於國家主義者來說，當中國再次陷入孤立時，毛澤東對外強硬的態度令人神往；對於公眾來說，他們感到社會正分崩離析，過去的意識形態已然失效，未來也曖昧不清，他們陷入了思想的混亂與情感上的迷惘，毛澤東的形象給人撫慰，人們覺得生活中仍有著生活中仍有著某種確定的東西。他不僅是政治人物，也是民族英雄，還是半人半神式的大眾偶像，懸掛毛像章的計程車司機們把他當成另一位關公或秦瓊；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在校園的冷酷氣氛中，毛澤東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大聲談論的話題，毛澤東的思想與詩詞可以與小虎隊的歌、汪國真的詩一樣共同登場；而剛剛興起的大眾文化商人們，發現毛的形象有利可圖，在一個嚴格審查的國家，你卻可以大量印刷關於毛澤東的一切。
這場狂熱在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的時達到頂峰。甚至不斷曝光他宮廷式的私人生活，也沒能減少他的影響力。類似《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的書籍廣為流傳，盜版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在私下傳閱。與人們熟知的那個生活簡樸、至多愛吃一碗紅燒肉的毛主席不同，真實的毛澤東的私人生活的奢華、墮落、糜爛，與封建帝王並無二致。但這似乎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他走下了神壇，更人性化了。
這場熱潮隨著經濟變革的加速而減弱。人們暫時擱置了迷惘，去擁抱新的商業機會。但毛澤東以另一種方式有力的延續著生命。新商業精英們則成了他的狂熱追隨者。首富牟其中梳起了一個毛式大背頭，去長江游泳，拍攝「到中流擊水」的照片；推銷腦黃金的史玉柱，把人民戰爭變成了人海戰術，他設立總指揮部、各「軍區」，以發動「總攻令」的形式來推廣市場，廣告詞是「請人民作證」。對他們來說，1990年代的商業版圖，就像是1949年前的中國戰場。一個湖南農民依靠自己的謀略與手腕奪取了天下，他們也可以從社會邊緣躋身時代中心。他們把武器從槍炮換成了廣告與公關，把士兵變成了推銷員，把人民改造成消費者，他們默念「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逐鹿中原。一家公司從小到大，像是游擊隊變成了正規軍，而公司的管理可以從清理黨務、延安整風運動中受益。
1990年代不僅充滿了野心家，也有更多的失敗者。對於很多國有企業的工人來說，大規模下崗的現實讓他們無法不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是他們是工人老大哥，是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過去的幾年中，「毛澤東熱」再度浮出了水面。倘若集體性迷惘是上一次熱潮的中心情緒，這一次則是勝利者的自得。為毛澤東歡呼的是政府官員、商業精英、時髦的藝術家、著名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這個時代最春風得意的人物，是一個崛起中國的領導者。毛澤東的形象從個人命運的守護神，再度回歸到國家命運的指導者——他締造的國家主義鐵律，令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他是「中國模式」的奠基人。他甚至還再度提供了中國正饑渴的軟實力。孔子學院遍布全球，毛澤東才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輸出文化。他的革命語錄在40年前的西方激進學生中廣為流傳，是與披頭四、格瓦拉、瑪麗蓮·夢露一樣經典符號；中國藝術家們如今則把他的形象、語錄、思想，帶入了全球的美術館、雙年展、流行報刊，他是繁榮的當代藝術的代言人，中國人創造力的象徵……
二
還是1970年，毛澤東對再次前來中國的埃德加·斯諾說：「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實情況一樣，斯諾也沒有領會毛澤東此刻的意思。在接下來為《生活》撰寫的文章中，他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對於很多西方讀者來說，這個比喻充滿了東方禪意。中國的封閉與迷狂都增加了毛澤東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摧毀了官僚機制，排斥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異化，創新了教育與衛生領域，給普通人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充滿哲學意識的領袖的領導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權力崇拜者們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澤東無尚的權力之下，在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的隨心所欲。
可能只有長期浸潤在中國社會，你才能確切的明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含義與誘惑。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才是毛澤東的魅力本質。沒人能否認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獨特地位，還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的卓越才能。儘管這些才能都有誇大之嫌，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他的錯誤與失敗，都被迅速的掩蓋，原屬別人的成功則歸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個人化的詩詞與書法技藝也並沒有人們吹噓的那樣的富有創造力。「（毛的詩詞）不像希特勒的畫那樣糟，也不像邱吉爾的畫那樣好」，唐代詩歌的傑出學者阿瑟·韋利曾這樣說。而另一位藝術史家西蒙·雷斯則如是評價他的書法「初看上去驚世駭俗，卻透露出一種華而不實的自尊自大，達到了傲慢無禮的程度，假如還不算放縱的話……」但倘若他在紙墨世界還算不上放縱，他在現實世界則是無度的放縱。而正是這种放縱賦予他一種「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準備；他可以成為最狂野的夢想家，是因為他可以好不理會它可能導致的災難後果；他可以成為超級的暢銷書作家與語錄製造者，是因為他禁止別人說話與思考；他可以被視作縱橫擺閡的戰略家，是因為他在國內沒有任何對抗的聲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命運，都是他的籌碼……
這並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觀因素為他造就了這种放縱的土壤。漫長的專制傳統，近代中國的分崩離析，外來者的入侵，都帶來了對強有力的領袖的渴望。人們期盼他富有組織能力，掃除他們的恐懼與迷惘，給予他們安全，洗刷種種屈辱，賦予他們人生以意義與方向，宣布他們的人生從此站起來了。批評家李頡曾將毛澤東與魯迅視作一個坐標的兩極，他們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國的困境。魯迅把自己的洞見轉化成對國民性的批判，將信將疑的喚醒鐵屋裡沉睡的人，而毛澤東則用這種能力，來實現個人的野心與幻想，滿足他沒有邊際的權力欲。
從江西的AB團到延安整風，從國共和談到朝鮮戰爭、反右運動、從大躍進到中蘇關係破裂、文化大革命，個人權力始終是他的核心目標。對他來說，這世上沒有什麼永恆價值，一切都視情況而定。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隨時更正自己的立場，沒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顧忌。
他關於日本的一段講話，再鮮明不過的表明這種態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時所說的：「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這其中或許有玩笑的成分，是一個志得意滿的政治人物的信口開河，但誰能說不是毛澤東一貫邏輯的展現——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它就有歷史合理性，而當他的個人權力與欲望受挫時，他連這個政權也可以不要。不管擋在他的個人之路上的障礙是同志的生命還是民族命運，他都可以隨意犧牲。
但為何這樣一個人物的畫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舊被瞻仰，而公眾又經常泛起對他的懷念，他的形象又成為中國崛起的象徵，進入了全球的消費系統。他的成就與魅力無可否認，但是我們該怎樣面對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個人失誤給中國社會、給千萬普通人帶來的摧毀性的創傷。如今，我們似乎對此視而不見。
一方面，關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儘管擔心鄧小平變成另一個赫魯雪夫，但毛澤東從來沒有遭遇過史達林式的命運——被徹底的譴責與否定。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史達林，還是中國的列寧，否定他意味著對整個共產黨合法性的否定。毛澤東的種種言行、和他導致的災難，仍舊沉睡在檔案袋中。當事實不夠全面與清晰時，所有的譴責都顯得過分情緒化，甚至陷入一種簡單的譴責——毛澤東是一切不幸的淵源，倘若我們從他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就自動獲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純潔，這真是一個諷刺性的結果，人們曾經通過不加節制的崇拜、誇大毛澤東，來讓自己顯得更強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責推到了他身上，自己不承擔對應的責任。而中國共產黨政權也必定牢記蘇聯的教訓，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成為了瓦解蘇聯帝國的第一步，當越來越多的秘密與殘酷記憶被釋放出來時，它們演變成海嘯式的力量。
官方壓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複雜的歷史。這段歷史與個人經歷混雜在一起，我們都是這場悲劇的不同程度上的共謀者。俄國歷史學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說，史達林主義的真正力量與持久遺產，既不是國家權力結構，也不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而是它進入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而對於幾代中國人來說，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居住著一個毛澤東。對兩代人來說，不管是他們熱情投奔了延安，還是身經了新中國建設、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罷、或者是種種磨難，毛澤東始終是他們生命經歷中的重要部分，是他們感情投入與自我選擇的結果。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充滿了困難。這種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後，隱藏著中國社會更深層的困境。毛澤東的凸顯了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權力」與「惡」的態度。
幾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無法無天」的放縱權力。與食物、性一樣，權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會比中國社會的權力更集中（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總是混合在一起，後兩者總是從屬於前者），更分配不平衡。以至於中國人已將這樣一種形態習以為常——要麼你擁有無限權力與自由，要麼就被悲慘的奴役。又由於人口眾多、普遍的物質壓力，某種特別的權力成為維持個人生活的基本保證。即使在近代危機之前，中國社會與其說是一個恬靜、自足的鄉紳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充滿絲絲入扣的權力關係的網絡，它是一個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的世界」，也是歷史學者吳思眼中的充滿「潛規則」的世界。某種意義上，權力是中國社會的宗教，它給予生活以保障、賦予人生意義，是種種歡樂與痛苦的源泉。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皇帝們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是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的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得模糊和難以記憶。經過毛澤東時代，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亡，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澤東的追隨者身上，你都嗅得到權力的迷戀與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澤東熱中，作為社會變革的犧牲品的緬懷者身上，不也充斥著對特權的懷念——他們曾是中國的特權者，打倒了資產階級與臭老九，批鬥了官僚。而這一輪的熱潮背後，是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像喬治·奧威爾所說，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權力的熱衷者，他們不過是把個人權力欲隱藏在集體之後。在國家主義者們身上，只要國家強大了，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是，他們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為犧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則是商業倫理可以棄置不顧，利潤會給你合法性；藝術家們則是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個人的榮耀，他們不覺得藝術家有責任去誠實的面對歷史與現實；而那些高唱毛澤東時代的歌曲的官員，則是赤裸裸的向世人宣稱，誰才是這個紅色政權的繼承者……他們都絲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與掙扎，良知僅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種阻礙。而對於青年一代，歷史記憶變得日漸迷惑，他們覺得錯過了文革，那才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還要承擔整個道德秩序崩潰的後果，成為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
而整個社會、每個人都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我們不正在付出代價？當我們在抱怨整個社會的潰敗，殘酷與冷漠無處不在時，它們都與毛澤東的遺產、我們對於毛澤東的態度緊密相關。
